自下而上看问题

欲了解警务或任何形式国家干预的全貌，需要思考它是如何影响那些作为对象的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的。[41]在常规上，围绕“安全城市计划”的评估往往始于（也终止于）其降低犯罪率的效果。对洛杉矶贫民区脆弱的居民群体而言，这项计划是否使环境更加安全？答案是没有。将贫民区与洛杉矶其他地区（未实施“安全城市计划”）的犯罪率进行对比，虽然正如城市大力宣传的那样，在该计划实施后，犯罪率确实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趋势自更早时期起已经出现，且不仅限于贫民区。[42]总体来看，整座城市各地区犯罪率的下降速度大抵相同，与警务政策关系不大。

“安全城市计划”没有明显减少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影响力。若仅仅关注警察减少犯罪的成绩（或败绩），便是忽视了警务工作的“积极”影响，对其“塑造、训练、构建和创造对象”的过程视而不见。[43]我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主要论点：警务工作是一种强大的文化中介，也就是说，它积极地创造并再创造贫困社区的文化背景。[44]在社会学术语中，“文化”是指共同的观点、模式和认知框架，某一社会的居民根据这种文化来理解他们的社会。[45]文化背景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提供了“行动策略”以及阐释现实的思路框架，个人与群体可据此评估某一事件，判定某一行为，理解自己与他人。[46]

贫困地区的文化背景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洛杉矶贫民区更是其中的焦点。[47]纵观20世纪，诸多民族志学者走进城市的阴暗角落，为恶劣环境中人们的艰苦劳动与社会关系近距离画像。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零容忍警务政策之前，这些贫困地区缺乏系统性的警力戒备，居民在最需要保护的时候缺乏安全保障。[48]社会学家埃贡·比特纳（Egon Bittner）对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贫民区警察行为的研究堪称经典。他调查发现，警察只是试图将问题行为控制在“可接受”和“正常”的范围内，而不会真正解决犯罪问题。[49]与之相似，根据特里·威廉斯的记录，纽约市最贫穷的社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处于近乎被遗弃的状态，即使在可卡因流行的高峰期也是如此。[50]但如威廉斯所言，“警察对（快克的）交易地点了如指掌，却总是当作不知道……大多数情况下，警察都撒手不管”[51]。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man）在梳理20世纪贫困社区民族志时，就曾对各类叙述中警察的缺失表示痛惜。[52]

尽管如此，我认为还可以（也应当）从警务及其文化影响的角度重新解读这些记述。它们所提供的，是在缺乏警力的情况下，对各类文化倾向与模式化的社会实践的分析。我们从中看到，即使在警力相对缺失时，警务工作依然在社会的动态变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例如，社会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对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的状况进行标志性阐述，提出警方的“警惕性与效率”的降低导致了“社会对犯罪与暴力常态化的默认，有时甚至是光明正大的”。[53]《洛杉矶时报》在一篇名为《这就是贫民区》的专栏报道中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此地居民对街头暴力“习以为常”，甚至“前一天夜里，来自临近街区的两个人互相残杀的新闻都不如录制电视剧集《侠胆雄狮》受人关注”。[54]不出所料，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生活的社会、时间和空间组织经历着大规模重组”，导致“光是在街道上走动就已经成了重大难题……这势必影响邻里生活的方方面面”。[55]

由于缺少警力保护，居民只得自行捍卫人身安全。为此，他们构建并完善出一套成熟复杂的模式，城市社会学家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将其称为“街头智慧”。这是一种认知框架，“使人能够‘看清’公共环境，根据眼前的线索与信号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56]。根据此框架，具备街头智慧的居民从事类似于民间犯罪学的工作，通过假想罪犯的视角重新阐释世界。居民以此方式对公共空间及其居住者进行重新分类，从而规避潜在的攻击者，确保安全到达目的地。充分运用街头智慧是一种严肃的社交游戏，因为失败的代价往往是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这种文化环境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人身保护的范畴。它在居民之间散播对对方的不信任和怀疑，从而破坏了社会团结，将负面的刻板印象深化并复制传播。这正是“地域污名化”——将部分社区视为步入歧途、声名狼藉者的“垃圾场”。[57]作为“被困于硫污染区的人们生活经历中最突出的特性”，地域污名化刺激当地居民用尽一切手段，将自身与邻人区分开来。[58]在洛杉矶贫民区，这种具有社会腐蚀性的风气尤为显著。正如霍华德·巴尔所阐释的那样，贫民区居民“会着重强调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或是不断提醒自己有着不一样的过去，不像周围那些‘混子’”[59]。当居民在自身与邻人之间人为地制造出道德对立——“值得尊敬”与“阴暗可疑”、“出入体面”与“街头鬼混”、“良民”与“穷鬼”——地域污名化便削弱了非正规形式的社会控制、集体行动与社区建设，而这些原本有助于提升该地区的生活环境。[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