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条子智慧”
近年来，美国最贫困的社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最明显的一点是，许多曾被忽视的社区与空间如今部署了大量警力，犯罪袭击已不再是居民财产与生命面临的唯一威胁，警察反倒成了日常生存中无处不在的破坏性势力，在洛杉矶贫民区尤其如此。警民互动过多，用黛安的话说，“就和洗澡一样频繁”。黛安是我在附近结交的朋友，是一位中年黑人妇女。
关于贫民区警力部署的普遍性，我们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官方开罚单和逮捕的数字不足以代表成千上万次拘留、审讯、搜查和命令要求——这些都是无须启动正式刑事司法程序的。现有的唯一估数来自当地一个社区组织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试点研究。据调查和采访，贫民区居民过去一年平均每人步行时被拦截5.3次，其中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下会被戴上手铐、搜查，警察会在搜查令数据库中查询他们的名字。另外，不到半数居民表示曾受到警官的言语或肢体虐待。若警察最终决定给居民发出罚单或对其进行逮捕，则会造成持久的创伤：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曾因这种遭遇而失去住房，三分之一的人因此无法获得社会服务，六分之一的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或收入。[61]
对于那些接受治疗性警务的人而言，这不像是有益的指导，倒更像是一种虐待。严厉多于关爱。警察提出的种种要求——自我提升、“自由”选择与新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贫民区及其居民的人生、物质需求和社会组织格格不入。稳定而体面的工作机会日益稀缺，治疗性警务却教育居民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低价位的保障性住房愈加供不应求，治疗性警务却说“不准住在街上”；用于居民健康与康复服务的资金屡遭削减和私有化，治疗性警务却要求他们“戒毒戒酒”。
长此以往，治疗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滋生了更多问题。这类长期严苛的警务行动所瞄准的是走钢丝的人，却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不稳定。同时，由于认定城市贫民不负责任，且有自我毁灭倾向，治疗性警务反倒积极干预本地居民自发的康复与上进行为，将其非法化、犯罪化，尽管这些行为可能远比自上而下的康复机制更符合人们的实际情况。
居民不一定遵从警察的要求，但还是在与警察的反复交锋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即使完全杜绝犯罪行为，也避免不了无谓的（且多是不合理的）警察接触及伤害，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在达里尔第三次与警察发生意外冲突后，我们俩坐在公园里的一张水泥野餐桌旁聊天。暮色将至，达里尔刚刚从通风不畅的分租房的房间里出来。他几乎在屋子里待了整整一天，鉴于每次遇到警察都是在白天，他决定只在晚上行动，那会儿巡警较少。他还注意到，自己总是在康复机构附近的人行道上被拦截，于是有意识地避开这些地方。另外，他也会离大量聚集的陌生行人远一点。
“警察以为我是和那些整天在联合救济会门外鬼混的人凑在一起，”达里尔回忆起第一次被警察处罚，“警察以为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但我们根本不一样。那些蠢货就喜欢待在那儿，等着施舍，整天喝得不省人事。但我只是想吃一顿便宜的午饭，存点钱，租一间真正的公寓，离这个鬼地方越远越好。”
除了统计一天中特定时间、地理方位与警察特别关注的人群，达里尔还扔掉了自己的驾照（他也承认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发现警察有时赶时间，会放过那些没有携带身份证件的行人。之后再遇到警察，达里尔计划冒充他的表弟，因为他不想自己背着一身被开罚单、罚款和逮捕的记录。
与我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其他人一样，达里尔也通过“条子智慧”的认知框架来应对周遭警察的威胁。正如在警力不足的地区发展出的街头智慧，“条子智慧”也帮助个体重新解释周遭社区的平凡场景、空间和人。只不过，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避免潜在的犯罪伤害，而是要尽可能减少与警察的不良接触。为了摸清警察的行动与干预模式，具备“条子智慧”的居民开始着手被我称为“民间警务民族志”的编撰工作。他们站在警方的视角重新构想自己的世界，试图辨别和控制各类推动警察典型巡逻行为的考量因素。在贫民区的大街小巷，治疗性警务动用强制执法权力，试图将“目无法纪者”转变为自律、清醒、有生产能力的公民；此地居民则通过对警务的民间分析，说服警察相信他们属于后者。
“条子智慧”构建了一个共享平台，帮助居民预先规避、转移乃至颠覆警察的家长式干预，这正是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日常形式的抵抗”的文化基础。[62]这类抵抗是“相对弱势群体的常用武器：拖延时间、掩饰、阳奉阴违、小偷小摸、假装无知、诽谤、纵火、破坏等等”[63]。正如流水线上的工人会故意放慢生产速度，领取福利者会隐藏额外收入来源，具备“条子智慧”的居民也创造出独特的方法，利用监视和管制盲区来满足日常需求，保全一点点独立自主的个人尊严。[64]凭借“条子智慧”，居民发展出一种本土的自助模式，并加以捍卫，同时在警察支配的空间与程序之外创造了保障性的环境。
但是，“条子智慧”不是万能的。尽管它缓解了无处不在的警务压力，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将其带来的抵抗过度浪漫化。日常形式的抵抗类似于社会思想家米歇尔·德·塞尔托所说的“战术”。[65]它与“战略”相对，前者是防御性的、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则是集体的、有组织的且激进的。因此，虽然日常形式的抵抗能暂时转移或预先阻止强权的镇压，但它们并不像更加正式的对抗性社会运动战略那样，具备从宏观结构上挑战政治经济现状的能力。面对各种形式的剥削，“弱者的武器”不太可能真正将其撼动。[66]另外，日常形式的抵抗因其个人主义的特性，制造出一种内在矛盾。正如人类学家南希·舍佩尔-休斯所告诫的那样，日常抵抗往往需要“某种‘自私’，使得个体之间相互对立，并使那些利用弱者的人得势”[67]。
日常抵抗的局限与矛盾也存在于洛杉矶贫民区。虽然“条子智慧”可以暂时缓解破坏性警察接触的威胁，但其代价往往是该区域居民的长期利益，甚至包括那些熟谙“条子智慧”的人的利益。地域污名化问题日渐突出，带来强烈阵痛。当警察干预成为一种持续性威胁时，人们会尽可能分辨邻里间“真正的”罪犯与道德败坏者，并与之划清界限。居民被迫竭尽全力相互回避、诋毁，这种分裂孤立的做法不再是为了构筑自尊，而是变成生存的核心。如果贫民区的居民不能证明自身的正派体面，也就是说不能将自己与真正“应受”警察关注的人区分开来，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铐起来，被关进警车，或是被关进牢房。在此困境下，已经被边缘化的人们开始自行监视并管制对方，带来弥久不散的苦难与异化——这便是政治学家凯茜·科恩所说的“二次边缘化”。[68]
话虽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条子智慧”确实可以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帮助居民以更加集体、公开的方式对抗警务。在某些居民看来，“条子智慧”是一种无私的利他性工具，能够挽回遭诋毁的声誉，保护其他居民，并最终削弱治疗性警务所依赖的政策及行事方式。因此，本书的最后一个意图是阐明促使居民由个性化策略转向集体策略的因素。我将说明，众多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居民对地域污名的认知及处理方式。当一个人拒绝外部强加的刻板印象，认为自己与邻人具有更多共性，那么此人就更可能参与有组织的抵抗活动，推动有意义的警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