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治疗性警务及其对贫民区影响的研究

20世纪初，第一代芝加哥学派使城市社会学进入人们的视野。从那时起，贫民窟或贫民区等便被认为是城市生态中常见的，甚至是“自然的”特征。[69]在美国历史上，在贫民区居住的一直是城市中最遭厌弃与边缘化的人群。在学术界与公众看来，这是“一片自然形成的聚居地，居民缺乏持续过‘正常’生活的能力与恒心”。如果想调查美国社会如何看待和规范那些最不愿或最不能达到主流期望和道德标准的人，那么贫民区便是理想的研究环境。[70]

根据洛杉矶市的官方认定，贫民区位于市中心东部的第三大街与第七大街之间，西侧是主街，东边则是中央大道。自20世纪70年代起，大量新居民涌入，流动性较高，因此我们很难得到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71]但通过汇编各类政府资料，我们可以合理估计，绝大多数居民为男性（80%）和黑人（70%~75%），接下来占比较高的族群是拉丁裔（约20%）和白人（约8%）。尽管该区域因聚集大量无家可归的游民而被称为“美国流浪者之都”，但实际上，大多数居民（占人口的2/3）都是有住房的。9 000多个或凭住房券，或凭政府补贴的分租房单人间被如此集中地建在这一小片区域，洛杉矶贫民区倒可以说是附近的（或者说全美的）“保障性住房之都”了。分租房旅馆住户的收入中位数在4 500美元左右，其中收入最稳定者也远远达不到官方划定的“极低收入”水平线。他们之中有九成左右没有工作，几乎半数（45%）报告有身体残疾或精神疾病。

经过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福利及刑事司法的改革，贫民区充斥着各类官方贫困治理组织。被私有化的福利服务也在贫民区聚集，使这片区域成为整个南加州的社会服务中心，拥有无出其右的高密度社会服务供应商，大多是非营利、宗教性且志愿的。我会在第一章详细介绍贫民区当前组织格局的历史起源与影响范围，现在只提一点——尽管贫民区只占本县4 060平方英里土地的0.02%，服务组织却供应了全县40%以上的庇护所床位。[72]除此之外，贫民区内还坐落着全县54%以上的永久性住房、37%的过渡性住房和43%的紧急庇护所住房，这些是由该县主要的无家可归者及住房机构资助的。[73]

洛杉矶市中心和贫民区

能够与这等服务组织密度相匹敌的，就只有那无处不在的洛杉矶警察局了。贫民区及周边4英里范围内都受洛杉矶警察局中央分局的管辖。这座碉堡般的警察局几乎占了一整个街区，就位于贫民区的中心，几步之外则坐落着全美最大的社会服务机构。中央分局共有329名警员，将其平均到每平方英里（73.1名）和每千名居民（8.2名）都远超过其他分局。[74]

洛杉矶贫民区显然不算城市中的“典型”区域，它甚至不同于普通的贫困社区（如果真有这样的社区）。[75]只有旧金山的田德隆区、温哥华的市中心东区等少数几个社区与之条件近似。不过，正因其独特，洛杉矶贫民区才成为一个如此理想的强势案例。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祖斯曼（Robert Zussman）所言，“成功的个案研究着眼于极端、不寻常的情况与分析思路清晰的例子。上述要素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它们可以清晰而突出地展现某个过程或问题”[76]。虽然本书的具体结论在其他场景下并不完全成立，但贫民区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过程，以及其萌发的特定条件。[77]

我主要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贫民区的上述过程展开调查。根据定义，民族志是“一种社会研究，基于对实际时空中人与机制的近距离实地考察，调查者深入现象周边（或内部），探究现场的主体如何行动、思考与感知，以及为何如此”[78]。前文提到，本项目最初并非警务研究。但是，民族志要求研究者认真考察调查对象的重点关切、动机与由此产生的行动，我注定不可能像原本计划的那样，将警务问题撇在一边。我将在方法论附录中详细说明研究焦点的转变过程，并全面探讨在一个警力部署密集的地区实地考察时面临的困境，以及我所采用的多视角方法的实际关注点。不过，任何民族志研究从提出问题到收集数据，再到最后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受研究者个性、立场及切入点的影响，我将在此简要总结我的研究方法。

第六大街与圣朱利安街交会处，洛杉矶贫民区的中心地带

2007—2012年，我的田野调查共持续五年，其间每周进行10~30个小时的参与式观察。参照城市民族志的悠久传统，我尽可能参与到本地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79]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贫民区的公共场所度过，同时也根据研究需要来往于分租房、庇护所、社区组织和中央分局。

我开始调查的时候，警察那无孔不入的存在感已越来越强，一个直接影响是妨碍了我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和建立融洽的关系。我留着一头军人样式的短发，肌肉发达，居民常常会因我的外貌与行为举止误认我为便衣警察。我父亲是黑人，母亲是墨西哥裔，我作为混血，肤色明显比大多数居民浅，更接近以白人及拉丁裔为主的警察的肤色。更加麻烦的是，在部分居民看来，我采用的许多标准田野调查方法，包括在公共场所闲逛，不请自来地与陌生人搭话，不经意地偷听并做笔记，都证明我就是警察。

待我逐渐与一些居民和群体建立友谊，才能请他们作为担保人，在后续调查中证明我的身份与意图。我将在后面的两个章节中详细介绍其中两个群体，分别是贫民区公园中的一群男人，以及人行道上摆摊卖货的街头小贩。最初我着重记录这些人的日常生存策略，在田野笔记中循环往复地展现他们与警察的频繁互动和刑事司法纠纷。时间越久，我直接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就越丰富，也就更不可能在这个话题上保持沉默。

经过一年的观察，以及我与居民就中央分局警察的针对性访谈，贫民区的警务面貌逐渐显现，我的不适感也越发强烈。尽管已搜集了有关贫民区警务影响的重要数据，我却对其原因知之甚少。居民对此问题看法不一，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使形势越发混乱不清。虽然这种自下而上的认知十分重要，也有助于分析警务工作对象群体中形成的文化环境与行为，但很难根据经验准确地解释警察为何如此频繁而高强度地与民众互动，以及他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我必须与警察当面谈谈。

2008年，我开始随中央分局的警官们一起进行田野调查。我那酷似警察的外表虽然使得居民处处提防，但似乎让警官们放下了戒备，于是我相对顺利地打入了中央分局内部。我首先对巡警和领导层进行了非正式采访，其间几次被邀请一同巡逻，但我还计划对居民展开进一步调查，故而次次都没有答应——有些居民只是在公共场所看到我，就已经怀疑我是警察，若被发现我坐在警车上，我苦苦建立的信任定会毁于一旦。幸运的是，几位警察帮我另辟蹊径，找到一种非正式的观察方法——他们幽默地称之为“散步”。洛杉矶贫民区人口密度大，规模相对较小，我可以尾随巡警观察警民互动，无论他们是步行、骑自行车、骑马还是开车。我会在现场，在当天晚些时候或随后的轮班中向警察正式询问这些事件。我亦对警方的培训模式展开调查，参与中央分局召开的一系列公共论坛，包括面向居民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组织的社区警务会议，以及由社会服务提供者与当地企业组织的公共安全步行活动。

为寻求多元观点，我还在田野调查对象中纳入了“安全城市计划”的最强势反对者——一个名为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Los Angeles Community Action Network，LACAN）的基层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99年，成员几乎全部由低收入者、分租房旅馆住户和流浪者组成。确信我不是卧底后，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允许我协助完成一系列体力、文书类和社区外联工作，作为接触组织的敲门砖。为此，我参与了该组织的“社区守望”项目。参与该项目的人员每天在周边巡逻数小时，将警民间的互动录下来。通过参与“社区守望”项目，我有更多机会记录警察的行为，只不过是站在旁观居民与嫌疑人的角度。我还与当地小有名气的居民一同出行，接触到比独来独往时更多的个人和团体。

广泛结交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后，我开始奔走于各个“分点”，通常一次专注一个分点，集中考察几个月，再轮转至下一个分点。但也有几次，我会在一次出行时访问多个分点。记得2009年的某一天，我上午9点来到洛杉矶社区行动网络办公室参加居民会议，讨论近期分租房旅馆的驱逐事件。随后，我找到一位最近加入“社区守望”项目的居民，对他进行非正式采访。赶在中午之前，我步行向东穿过几个街区，来到圣朱利安公园，与街头小贩下了一盘棋，而后我俩沿着邻近的人行道兜售自制熏香。下午，我步行去中央分局参加一个社区警务会议，途中看到两名警察拦截了一个熟人。放行后，我还上前与他们攀谈了几句。这种多点调查方法的一个主要优势在于，我能够以多种视角看待特定警务事件和问题。[80]

为了将民族志观察置入历史背景中，我在田野调查之余补充了大量档案研究，采访了参与洛杉矶贫民区历史发展的个人，并依据《加州公共记录法案》获得了超过1.5万页洛杉矶警察局记录文件。[81]这些记录包括与中央分局、市政厅以及本地著名组织有关的电子邮件往来、会议记录、内部备忘录、行政程序文件和财务记录。它们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和组织数据，还作为后台记录帮助我验证了对外声明及行动的真实性。

本书中的所有人名均为化名，这是我所在高校要求的保护措施，也是居民与警察的通常要求。为进一步打消他们的顾虑，我有时也会对较为私密而有辨识度的细节进行修改。这里的许多居民或多或少都与洛杉矶警察局有过法律纠纷或冲突，也曾参与非法活动，有些仍是如此。他们担心如果自己的身份被我的研究曝光，他们会遭到报复。近年来，警察与其他许多一线公职人员一样，会因讲真话而受到惩处甚至解雇。化名有助于保密，亦使我能够更加真实地描述警察及其管制对象的行动与言辞。匿名原则有两个例外：第一，我如实引用报纸和市政记录等大众出版物上刊登的人名；第二，对于城市机构、企业和组织的民意代表，我也使用了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