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之际文坛“六朝转向”与骈文演进

汉语言文字有其独特的民族特性，刘师培云：“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轻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迹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所以称：“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65)骈文文体正是基于汉字单音，且有四声之别的特点，从而形成整齐美和声律协和。凡遇到重视形式美、崇尚华丽的社会风尚，骈文便蔚然兴起，即与其形式特征密切有关，六朝如此，晚明亦如此。

元明以来，骈文呈现程式化和俗化问题，骈文创作处于沉寂期。明末社会形成一股崇尚奢华、追逐侈丽的审美思潮，在这一思潮的鼓荡下，奢华思想浸染士人群体，士人特别是作家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找寻与奢华世风相适应的文风，骈文这种讲究对偶、辞藻、声律的文学样式受到重视，于是复古的对象由之前前、后七子派尊崇的秦汉、盛唐和唐宋派所标举的唐宋转向六朝。这是新的审美思潮渗透到文学领域的必然选择，“六朝转向”是明末清初骈文兴起的深层次原因。

一、元明以来骈文程式化和俗化

骈文至宋形制体格已大备，元代陈绎曾《文章欧冶》附《四六附说》将“四六”分唐体和宋体(66)，虽未上溯六朝，但俨然总结了一套骈文创作章法供人模范。元明两代骈文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即程式化和俗化。元明骈文成绩平庸，清末谭莹《论骈体文绝句十六首》序云：“骈体文盛于汉魏六朝，洎晚唐以迄两宋已有江河日下之势，至元明两代则等之自郐，无讥可耳。我朝人文崛起，而骈体之佳者亦直接汉魏六朝之坠绪。”(67)民国学者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谓：“元明以后，骈文绝响……而骈文只限于一部分的用处。于是骈文成为极狭隘的用途，也就变成极卑陋的风格。”(68)元明骈文衰微，正是程式化和俗化的结果。

朝廷制诰文字多用骈体，因这些文章已形成固定结构，甚至只需改动其中的官衔和姓名即可，出现程式化倾向。元代曾在翰林院负责文秘工作的文人多有此类作品，板滞一律，缺乏个性，延及明初，仍有此习。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九月庚戌“诏禁四六辞”，并谕曰：

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十万世法……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辞，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69)

这道上谕针对当时“表笺奏疏”，要求臣民写作此类文体勿用四六骈体，其实是要求天下臣民写作文章率禁四六。罗宗强以为朱元璋具有“尊典谟，重实用，去华饰，求平实的文章观念”(70)，这种文学观亦要求摒弃讲究对偶、辞藻、格律、用典的骈文。朱元璋皇帝的文学思想直接影响明初文坛，被推举为“开国文臣之首”(71)的宋濂以理学家自命，认为文章乃道之外发，反对秾艳、排偶之文，其《赠梁建中序》云：

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毁笔研，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72)

很明显，宋濂以道摄文，晚年不但不讲求修辞藻采，最终连文辞都抛弃了。他的文学观是典型的重道轻文，文章只是治政、明道的工具。其《銮坡前集》卷一载《拟诰命起结文》，共十则，包括吏部尚书、吏部侍郎、吏部郎中等十种官职，完全是封赠官员的文字模板，几乎适用于所有任此类职务者。这种程式化的骈文，并无新意，陈陈相因，熟滥雷同，严重阻碍了明代骈文的发展。

朱元璋及其文化政策深刻影响明代的文学发展状态和节奏，之后文坛上形成质朴之风，使明代前中期骈文无法承续元代官样文字，日益走向沉寂，骈文文脉几乎中断，惟八股文渐趋成型。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四六”条详论明代骈文的发展状况，云：“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余习，以故陈玉垒、王对南、于谷峰辈犹以四六擅名，此后遂绝响矣。”(73)沈氏所述基本符合明代骈文发展实际，明初禁止骈文的政策一直影响到明中期，嘉靖时，皇帝喜好骈偶，大臣们开始以骈体上奏，风气渐变。直到万历中期骈文流行，官场公文、私人交际应酬往往用骈体，成为新的时尚，形成与明初文风截然相反的新风气。但此时骈文蹈袭严重，不仅朝廷诰命封赠依样画葫芦，日常交际酬应亦有模板，毛际可云：“尝见某公《赠广陵游子序》，炳曜铿锵，美言可市。适余友有西陵之行，遂戏易广陵为西陵，并稍更其‘竹西歌吹’等语，则全篇皆可移赠。因叹此道雷同倚附，盖千手如一律也。”(74)骈文程式化是元明以来骈文发展的障碍，明末骈文渐兴，重要的一点就是摆脱程式化、创造出富于个性风格的骈文。

元明以来骈文另一趋向是俗化，这是元明市民崛起、知识下移、商业繁荣、通俗思潮渗透等相助推的结果。说话、戏曲、白话小说日益兴盛和雅化，而骈文这一贵族文学样式被俗化，构成了雅俗互动态势。以明代而论，瞿兑之云：“明朝人只有笺启上用四六，现在偶然看见一些，都恶劣不堪。”(75)明人所作骈文当然不限于笺启，若表、书、序等皆有以骈体出之者。但瞿氏指出明代骈文的一个特点，即通俗熟滑，这是明代后期骈文的基本特征。如杨慎《升庵集》卷一《戏作破蚊阵露布》：“窃惟蜎化之孽，元匪贞虫之群。似鸭似鹅，久贻害于羊罗鼠夹；如虎如豹，曾煽虐于甓社淮津。血国三千，睫巢亿万。饥方柳絮，妄学阿香之声；饱类樱桃，僣拟炎官之色……如花越女，颦蛾撩乱锦窗；似柳张郎，挫精儤直灵殿。”(76)马朴在明代以骈文著称，但入清后其骈文隐没不彰，所著《四六雕虫》卷五《寿阳谷南年伯八秩》：“恭惟南极腾祥，弧照上元之节；东山敛福，筹添大耋之年……九转炉中，炼就真人之气；万枝灯里，印来活佛之形……子侄蟠桃，自蓬岛天曹而至；孙曾斑彩，舞琅璈云曲之间。”(77)皆以俗语、熟调入四六之中。姜书阁《骈文史论》“明清骈余第十五”转录元人陆居仁撰《募缘疏》后，认为这类骈文是“文白相间、句法长短自由、不限于四六的新体徘文”(78)。又举祝允明《烟花洞天赋》等，评曰：“实是雅俗兼用，不拘四六常格的俳体游戏文字，与元人为瓦肆勾栏中歌妓所作之词，取同样或近似的风调。”(79)从实例中可看出元明时代通俗文学对骈文俗化的渗透，多倾向于俳谐性的游戏娱乐型骈文。叶农、叶幼明《中国骈文发展史论》以为：“元明两代是我国戏曲、小说的兴盛期……骈文至此时，除文人所不齿的民俗体之外，已是穷途末路，气息奄奄了。”(80)这或许主要针对元至明中叶骈文而言，但同样指出元明骈文俗化问题。这一格局在明末清初逐步得到改变。

二、明末崇尚奢华社会思潮与文坛“六朝转向”

明代万历中期之后，社会上形成崇尚奢华的社会思潮，从帝王至庶民皆以华丽为美，这一思潮渗透到文学领域，文士们找寻文章中的华美文体，骈文这一讲究形式和辞藻的文学体裁便受到重视，出现了肯定和学习六朝文的倾向，并迅速形成崇尚六朝文的审美取向，使文坛上继前、后七子师法秦汉文、唐宋派模范唐宋八大家文之后，将复古的对象指向六朝文，呈现“六朝转向”的局面。

明代万历之后，特别是启、祯年间，盗贼横行，夷狄侵犯，民不聊生，而王公贵介、富商巨贾却以奢侈相高，影响所及，市井细民、村野男女亦以奢靡为荣，社会上掀起一股奢华风气，生活于此时的张岱可作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其《自为墓志铭》云：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81)

张岱出身于累世官宦之家，富家赀，居于杭州，其喜好奢丽非为个案，在当时具有一定普遍性。万历时的张瀚《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记万历时的服饰之绮丽云：

秦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质朴而尚靡丽，人颇事佛。”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又云：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82)

张瀚卒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此时杭俗已以奢靡华丽为尚，穿衣戴帽务取精巧，奢侈品风行全国。表现于房屋建筑方面，土木大兴，园林之崇侈、布置之巧夺天工、浪费之惊人，令人叹绝。《嫏嬛文集》卷四记载张岱堂弟张萼（字燕客）建造园林情形云：

先是辛未，以住宅之西有奇石，鸠数百人开掘洗刷，搜出石壁数丈，巉峭可喜。人言石壁之下得有深潭映之尤妙，遂于其下掘方池数亩，石不受锸，则使石工凿之，深至丈余，畜水澄靛。人又有言亭池固佳，恨花木不得即大耳。燕客则遍寻古梅、果子松、滇茶、梨花等树，必选极高极大者，拆其墙垣，以数十人舁至，种之。种不得活，数日枯槁，则又寻大树补之。始极蓊郁可爱，数日之后，仅堪供爨。古人伐桂为薪，则有过其值数倍矣。恨石壁新开，不得苔藓，多买石青石绿，呼门客善画者以笔皴之。雨过湮没，则又皴之如前。(83)

辛未即崇祯四年（1631），张萼之行为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不惜重金购买珍木异树，侈丽奢华。这种风气不独杭州为然，全国皆染此风，黄承昊是嘉兴人，他于崇祯十年为《（崇祯）嘉兴县志》撰序，于该书卷十五末有一段补述，详叙明末风俗之变：

我生之初，俗犹俭朴，民犹淳谨，殷厚之家尚多。不数十年而俗奢荡，人桀傲，钟鸣鼎食之家，指不数屈矣。揆厥所由，奢侈孕其源，浮薄鼓其波，以至于是。请略言其概：家苟温饱，则酒核之设辄罗水陆之珍；室即空虚，而妇女之妆必竞珠翠之巧。市井少藜藿之食，仆隶皆纨裼之衣。梨园青楼，何日得暇；画船箫鼓，无日不闻。比栉崇墉，谁念贫交之无以举火；夸多竞美，反嗤苦节者以为鄙夫。口角习吴下之浇风，俚语对联，动辄谑浪，因而贻害于上官；婆娑多江汉之游女，冶容倩饰，不惮诲淫，甚且日依夫妖秃。务本者少而入身公门者日盛月新，居肆者希而袖手游闲者肩摩踵接。(84)

黄氏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崇祯时的社会风气，士民皆尚奢侈，以至竭尽家财而不顾。全社会的审美趣向势必波及文坛，士人找寻与自己奢侈之风相适应的文学样式，于是六朝重形式、辞藻和声律的文学受到青睐，连黄承昊这段描写他所忧虑的奢侈之风的文字亦用骈体，可见四六之风之盛行，人人难免受其影响。当然六朝文学受到明人重视并非始于明末，但万历后期以来骤然形成一股崇尚六朝文的潮流。吴应箕《与刘舆父论古文诗赋书》云：“世之无古文也久矣，今天下不独能作，知之者实少。小有才致便趋入六朝，流丽华赡，将不终日而靡矣。”(85)吴氏所述乃发生于崇祯年间之事，六朝文风炽盛亦可知。文坛上继前、后七子主张师法秦汉、盛唐，以及唐宋派着重学习唐宋文的复古格局又出现一大变迁，复古的对象指向六朝，可以说六朝文在晚明受到重视是其社会审美风尚在文学领域的渗透。

明清之际，骈文文献得到大规模整理出版，屠隆、梅鼎祚、张溥、张燮、陈子龙等人重估六朝文，且整理相关文献，为六朝文风的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为骈文辩护的言论日渐增多，陈子龙、李雯、夏完淳等创作了不少骈体名篇，而且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作家群和陆圻、毛奇龄等杭州作家群都开展骈文创作，切磋技艺，积累骈文创作经验，为清初骈文复兴先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明代后期逐渐形成肯定和崇尚六朝文学的思想。明朝中叶已有肯定六朝诗文的言论，如杨慎、黄省曾、金陵六朝派等(86)，但或出于个人喜好，或拘于一时一地，未能形成全国性、持续性的影响。十六世纪后半叶以降，社会风气日趋奢华，文学上产生了重估六朝文的思潮，王文禄《文脉》卷一云：

《昭明文选》，文统也，恢张经、子、史也。选文不法《文选》，岂文乎？……皇陵碑文体用六朝，气雄两汉。文华也实见，六朝后不足法也。夫六朝之文，风骨虽怯，组织甚劳，研覃心精，累积岁月，非若后代率意疾书，顷刻盈幅，皆俚语也……今变复古，必选历代之文定其格。夫《文选》尚矣，莫及焉。选诸史之文不可也，简短不华之文删去可也。(87)

王氏卒于万历年间，正是文学趋向浮华之时。他明确主张将诸史之文和不华之文排斥在文之外，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88)为选文标准。欣赏六朝文的形式美，以为其“文华也实见”，组织工稳，将《文选》作为总集的标准。他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六朝文的地位、价值，是对长期以来受到贬抑、冷落的六朝文学的反动。何良俊亦云：“六朝之文，以圆转流便为美。”(89)

稍后的名士屠隆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代表性，其《鸿苞》卷十七《论诗文》云：

秦汉六朝唐文有致，理不足称也；宋文有理，致不足称也。秦汉六朝唐文近杂而令人爱，宋文近醇而令人不爱。秦汉六朝唐文有瑕之玉，宋文无瑕之石。

文莫古于《左》《国》、秦、汉，而韩、柳、大苏之得意者亦自不可废。莫质于西京，而丽如六朝者亦自不可废。莫峭于《左》《史》，而平雅如二班者亦自不可废。莫简于《道德》，而宏肆如《南华》《鸿烈》者亦自不可废。诗莫温厚于三百篇，而怨悱如《离骚》者亦自不可废。赋莫庄于杨、马，而绮艳如江、鲍者亦自不可废……至于不可废而轩轾难论矣。人亦求其不可废而何以袭为也？(90)

屠氏在《与王元美先生》中又云：“信如于鳞标异，凌厉千古，吞掩前后，则六籍之粹白，汉诏诰之温厚，贾长沙之浩荡，司马子长之疏朗，长卿之词藻，王子渊之才俊，六朝之语丽，不尽废乎？”(91)他耿耿于怀者，乃不惬于后七子惟学古人之一段而不及其余，所以主张取法秦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之长，出以自家面目。其实是为他自己喜爱六朝丽辞找理论根据而已。因当时七子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论调仍有影响力，长卿以各有所长为由间采六朝，实际上是万历时新的审美趣味所致。屠氏又专门评点六朝骈文代表作家徐陵、庾信的文集，以《徐孝穆集》十卷和《庾子山集》十六卷合刻行世，《四部丛刊》初编本收录。

晚明启祯年间四六文字风行宇内，赵南星《废四六启议二首》其一云：

余自万历乙亥，结发薄游，士大夫书札往来，直抒情愫，鲜有用四六者。当司理时，座主为相，亦以散书闻问，亦未尝以为不恭也。至癸巳罢官，乃有以四六来者，余才拙性疏，不能为此，然林下无事，每抏精殚思为之，殊以为苦。今衰朽才尽，偶起一官，营职之外，复有应酬之烦，食事欲废，安能作四六也。(92)

万历三年乙亥（1575）赵氏尚年少，士大夫之间往来文字尚以散体，四六不多，但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自己罢官家居时，四六应酬多了起来，至作此议的天启三年癸亥（1623）则率用四六，可知骈体从万历初期到天启年间逐渐流行的大体状况，这与黄承昊所述万历后绮丽之风发展进程相一致。

其次，万历之后，六朝文整理出版成绩卓著。梅鼎祚纂辑唐代以前之文编为《八代文纪》，以副冯惟讷辑《古诗纪》。该书包括《西晋文纪》《宋文纪》《梁文纪》《陈文纪》等十二种，俱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宋、南齐、梁、陈之文多骈偶，梁、陈尤是骈文全盛之代。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梁文纪》提要评云：“一代帝王（按，指梁简文帝）持论如是，宜其风靡波荡，文体日趋华缛也。然古文至梁而绝，骈体乃以梁为极盛，残膏剩馥，沾溉无穷，唐代沿流，取材不尽。譬之晚唐五代，其诗无非侧调，而其词乃为正声。寸有所长，四六既不能废，则梁代诸家亦未可屏斥矣。”(93)

梅氏以总集形式编纂先唐文，张燮则取先唐诗文可单独成集者，人各一集，成《七十二家集》，雕刻行世。张燮勤于搜罗，张溥称其“近见闽刻《七十二家》，更服其搜扬苦心，有功作者”(94)，以专集形式出版易于士人择取选购，也易于阅读，无疑对明末六朝文的普及有重大影响。

张溥是明代整理出版六朝文的集大成者，他受张燮辑刻《七十二家集》的影响，汇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将先唐文人专集网罗殆尽，为先唐文学功臣，不为过矣。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叙云：

余少嗜秦、汉文字，苦不能解，既略上口，遍求义类，断自唐前，目成掌录，编次为集，可得百四十五种……两京风雅，光并日月，一字获留，寿且亿万；魏虽改元，承流未远；晋尚清微，宋矜新巧，南齐雅丽擅长，萧梁英华迈俗；总言其概：椎轮大路，不废雕几，月露风云，无伤骨气，江左名流，得与汉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质后文、吐华含实者也。人但厌陈季之浮薄而毁颜、谢，恶周、隋之骈衍而罪徐、庾，此数家者，斯文具在，岂肯为后人受过哉？(95)

张溥是明末文坛领袖，他评价六朝文的语气和方式与前引屠隆等人不同，张氏直接肯定南朝文华之价值，为颜、谢、徐、庾正名，与崇祯年间崇尚靡丽风气和文学上的骈偶思潮相合。在这一文学思想指引下，明末之幼童接受的便是华丽文风，这些人虽经明清换代，人生道路或多或少发生转折，但少年濡染的习气和喜好难以清除。清初骈文家的创作和骈文观承晚明而来，受晚明骈文创作影响甚深，可以说是其自然延续。

第三，晚明骈文创作已趋于个性化，出现了富有内容和个性的作品，陈子龙为其代表。他重视六朝文，为文尚辞藻，陈子龙《吴问》序云：“夫敷章夸丽之文，归裒本朝尚矣……吴人袁帙作《七称》，推本此意。惜辞太朴袭，子龙爰作《吴问》。”(96)该文又载《几社壬申合稿》卷二十，当作于崇祯五年壬申（1632），因袁氏所作质朴无文，于是作《吴问》，敷以词采丽章。收录陈子龙、夏允彝、彭宾、李雯等几社诸子作品的《几社壬申合稿》二十卷，即为仿《昭明文选》而作。《明史》称其“骈体尤精妙”(97)，光绪年间，王先谦编辑《骈文类纂》收录陈子龙骈文22首(98)，包括序、书、铭、赞、诔、吊文、杂文、赋等文类，清初骈文最有成就的亦不过这几种文类。

陈子龙骈文创作早年尚藻采，遘清兵南下，身经战乱，一变而激昂慷慨，义丰词华，如《答赵巡按书》云：

夫仁人君子，道非一端：或介石坚贞，洁身以寄名教；或龙见渊跃，濡足以救苍生。易地皆然，各行其志，要归之有益于世而已。况乎楚材晋用，殷士周桢，壮缪托命当涂，子珩远投邺下。岂云识务，弥见精诚。古之忠臣烈士，如此甚众，台台又何疑焉？至如衷性近山麋，质同井鲋，逄萌之冠久挂，中散之虱愈多。且星仅周三，毛已见二。秋零早剥，日昃嗟离。歌遍《五噫》，已易梁生之姓；章成《七发》，难平楚士之心。倘仰藉垂天，得游物外，黄冠自放，白发相依。俾城近青门，颇有种瓜之客；山开白社，常来插柳之人。则春笋秋莼，咸饫明德；晨钟夕梵，悉领湛施矣。相见无期，书不尽意。迹遐神迩，曷禁怆然！(99)

以骈偶之语抒忠义之情，骈文之振实由时运启之。其他如《秋兴赋》《报夏考功书》等皆情辞并茂，显示出雅化倾向。陈氏骈文创作风貌昭示着清初骈文走向，其后陈维崧、吴兆骞、吴农祥、吴绮、毛奇龄等承其绪而起，成为清初骈文名家。

晚明文坛崇尚骈偶的文风，特别是对六朝文的重新评价、六朝文集的编纂出版，使当时少年深受六朝风华的浸淫，如陈维崧、吴绮、毛奇龄等人皆如此。遭际明清之变，专事组织之文融入时代风会，便开出绚丽之花。陈维崧不仅喜读徐、庾文，且编《两晋南北集珍》以供骈文创作驱使，他在《与陈际叔书》中云：“仆才质疏放，姿制诞逸，颇致蓝田狷忿之讥，时丛平子轻狂之诮，间有侯芭嗜奇之癖，时多吴质好伎之累。每当四节之会，风日闲丽，亲懿稠密，丹轮徐动，华轩遂盈。当斯时也，宾徒迭进，则神思转给；箫笳互激，则酬应弥妙。昔大梁侯方域常作文章，必须声伎，仆不幸遂似之。至于别崇台，入曲房，弛华裳，跕利屣，银灯乍灭，文缨已绝，臣心最欢，才能一石，何论八斗。且夫燥湿之理，各有其宜；动静之性，奚能一致。”(100)陈氏乃清初最有成就的骈文家，少年曾受到陈子龙的指教，喜欢在歌舞喧哗中即兴创作，反映了明末士习对他的影响，虽经易代，审美取向未有大异，只是身世之感、家国之痛充实了骈文的内容，使之沉博绝丽，避免枯槁堆砌之病。

吴绮喜宾客，《今世说》卷四云：“喜与宾客游，四方名士，过从无虚日，卒以是罢官。”(101)吴氏罢官是否因其游宴无虚日，在此不论，这种频繁宴集、善谈论，虽是晚明士习，但宴会交际、歌舞吟唱为创作骈文提供了土壤。概之，清初骈文正是承晚明追逐骈俪的风尚，并融入时代风会而振兴。

三、重视《文选》与明清之际骈文的雅化

随着晚明以华丽为美的社会思潮流播宇内，重视词藻的《文选》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选》删选本、评注本、白文本皆有刊印，推动文学上侈丽之风。《文选》的作品重词章，亦重内容构思，士人学习《文选》，逐步提高四六创作水准，明末清初士人将其视作文料宝库加以开发，如刻于明天启二年（1622）的《孙月峰先生评文选》三十卷，闵齐华《凡例》云：“《文选》选于昭明氏，而盛行于唐。盖唐以诗赋取士，视此书若琼敷玉藻，愈采而愈不尽，以故释之者皆唐时人也。”(102)康熙十三年（1674），洪若皋为自己辑评之《梁〈昭明文选〉越裁》撰序云：“上自周秦两汉，下至三国六朝，经祀逾千，历卷盈万，翻阅多而取精远，规模大而标举奇。代无远迩，人以文分；文无后先，辞以类聚。诏、册、令、教、表、奏记、笺、骚、赋、诗歌、策……箴、铭、吊、诔、志、状，有美必收，无体不备。倾群言之沥液，漱百氏之芳润，诚文章之师资，艺林之渊薮也。”(103)

明末清初的《文选》热对骈文复兴的影响，前贤已有述及，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云：“汉声魏采，既与韩、欧争长；宋明文运，于是乎变矣。晚明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子龙、天如，撷东京之芳华，各引所长，分庭抗礼；而几（陈子龙、夏允彝）、复（张溥、张采）二社，声应气和，矜尚《选》体；《百三家集》，震耀一时，汉魏六朝之风，遂再扇于江表矣。虽盛名之下，副实或难；而骈体复兴，弥足先导。”(104)《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刊布为清代骈文复兴起到导夫先路的作用，诚为有见。马积高对此亦有探讨，其云：

明代中叶的复古运动主张散文在格调上复古，语言以古雅为尚，已含有改变语言向平淡化发展的趋向……其影响所及，《文选》日益受到文人的关注……注释和批评《文选》者也多起来，据今所知，嘉、隆以后即有陈与郊《文选章句》、张凤翼《文选纂注》、齐闵华(105)《文选瀹注》、孙鑛《孙批文选》……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张溥所辑《汉魏百三名家集》，又为研究、学习先隋骈文名家提供了方便，这些都是骈文复兴的先导。(106)

马氏和陈耀南一样，以为清代骈文复兴受到《文选》大量刻印的影响。明代后期以来，《文选》选本、注本和续编本大量涌现，如张凤翼《文选纂注》、邹思明《文选尤》、汤绍祖《续文选》等。此时作家模仿《选》体十分明显，吕留良云：“明季之文，莫盛于云间，云间之文，莫著于陈大樽。虽师承《文选》，规摹六朝，然其本质超然，不为体调所汩没，且运用更见遒逸，此杜少陵自许‘齐梁后尘’，所谓‘转益多师是汝师’也。”(107)留良指出陈子龙师范六朝，承《文选》之体而得其真精神。此皆《文选》益于骈体之证。

“明末清初是《文选》评点的高潮期”(108)，不仅评点本《文选》众多，其他选评、补注、纂注等文本亦大量涌现。“有明一代对《文选》及其中诗篇进行批点、选评、纂注、增定的著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共收录十五种，《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收录二十种。去其重者，计《文选》刻本十八种，《文选》研究著作二十三种”(109)，其实这些著作绝大部分出现在万历之后，清初承之，不仅有大量《文选》相关著作面世，且产生了何焯、陈景云、邵长蘅、洪若皋等《文选》学家。经过晚明积累，清初《文选》学硕果颇多，与骈文发展进程相似。

受《文选》沾溉，清初骈文家如吴农祥、陈维崧、毛奇龄等能创作高雅的骈文，这是清初骈文雅化的表现。吴农祥曾对明代张凤翼所编《文选纂注》进行批校，朱彝尊亦有相关批校传世(110)。吴氏是清初著名骈文家，“佳山堂六子”之一，亲自对《文选》加以批评，受其沾溉是不言而喻的。陈维崧、毛奇龄承明末几社余波，受知于陈子龙，对《文选》颇熟精，彭兆荪云：“迦陵、西河，承接几社，《选》学未坠，殊有宗风。”(111)即此谓也。与晚明以应酬为主的骈文相比，清初骈文出现不少典赡博丽的作品，这与相对古雅的《文选》的影响分不开，将明代马朴《四六雕虫》和清初陈维崧《陈迦陵俪体文集》相较，雅俗立判，从中可窥知明清骈文发展不断雅化的动向。

四、明清之际骈文演进理路及其影响

明末崇祯年间，历经各种复古思潮后，出现对明代文学甚至是整个古代文学、文化的反思，随着明清易代，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就诗学而言，蒋寅云：“清初诗学对明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的反思，对诗歌传统的整合和重构，既是清初文化思潮的反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有力地参与了清初思想、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重建。”(112)如清初骈文家陈维崧《吴园次林蕙堂全集序》云：

原其流失，厥有二端。纥库干运笔成锥，斛律金署名类屋。宿儒老子，高谈《内则》《归藏》；末学小生，粗识《孝经》《论语》……是则胸无故实，笥鲜缥缃，裸民诮雾縠为太华，矉女憎西施之巧笑。此其为弊一也。或则仅解虫镌，差工獭祭。悔读《南华》之卷，不精《尔雅》之篇。仿兰成碑版之作，只堪借面吊丧；效醴陵离别之言，仅可送人作郡……是则刻云端之木雁，未必能飞；琢箭上之金徒，何曾解舞。成都粉水，弱锦濯而宁鲜；河北花笺，钝笔描而失丽。益成挦撦，劣得揣摩。此其为弊二也。以兹二弊，足概百家。(113)

陈氏反思性批判明末以来骈文存在两种弊病，即疏陋不学者以辞藻华丽为口实反对骈体；骈文创作者率循陈旧格套，沿袭模拟，徒得其表，实失其精神。实际上指出了当时骈文创作存在两种不良倾向：程式化和粗俗化。清初骈文正是矫正这两方面的缺失而走向复兴的。

雅俗对立和互渗是中国文学演变的主要方式之一，元明以来文学领域里通俗文学占优势，往往是俗文学向雅文学渗透，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影响多于雅文学对俗文学的改造。但是随着复社、几社倡导复兴古学，古雅文风逐渐获得应有地位，形成雅俗各得其所的清代文学发展新模式。前揭明末陈子龙、夏允彝、李雯等人仿《文选》而撰《几社壬申合稿》二十卷，正是借古雅的《文选》提高骈文的品位。不管怎样，明末以来《文选》学流行有助于骈文的雅化。

此外，在对明代学术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中，清初形成“博通”的学术思想，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谓：“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114)清代士人多博学，与这一风气密切相关，而“博通的学术趋尚反映在骈文创作上表现为追求富丽典赡之美”(115)，在复兴古学的大旗下，享乐媚俗风气收敛、消沉，作家们汲取明代文学派别之争的教训，淡化门户之见，重视《文选》，追求博识，使清初骈文呈现逐渐雅化的轨迹。

应用文是骈文的大宗，明末清初骈体书、启、表、序等日益流行，但程式化应酬性骈文充塞骈文界，模拟剽窃之弊丛生，为有识之士所深恶。清初毛际可《陈其年文集序》云：

余素不娴骈体之文，以为文者，性情之所发，雕刻愈工则性情愈漓。尝见某公《赠广陵游子序》，炳曜铿锵，美言可市。适余友有西陵之行，遂戏易广陵为西陵，并稍更其“竹西歌吹”等语，则全篇皆可移赠。因叹此道雷同倚附，盖千手如一律也。至若《七启》《七命》，古人已踞其胜，乃复取宫室游猎声色之盛以相踵袭，毋论其不似古人，即似古人矣，古人已往，亦何必复有我耶？遂绝笔不为者十年……居久之，陈子其年访余邸舍，出其全集见示，自赋骚书启以及序记铭诔，皆以四六成文……始悟文之有骈体，犹诗之有排体也……推此意以为文，是骈体中原有真古文辞行乎其间，陈子已先我而擅场，惜余向者之贸贸不察也。(116)

从毛际可对骈文认识的变化可窥见明清之际骈文由程式化、雷同化向个性化风格演变的过程(117)。这是清初骈文复兴的主要路径，也是主要成就所在。不论哪种文体，形成个性风格是文体兴盛的重要条件。

受明末崇尚奢华社会思潮的影响，士大夫在文学领域将复古的对象转向华美的六朝文，沉寂已久的骈文开始流行。明末清初文坛的“六朝转向”促使作家重视《文选》、讲究辞藻，在日常应酬和抒发情感方面创制大量的骈文，繁荣了骈文创作，并进而开拓两条骈文发展路径，即由俗趋雅和由程式化向个性化、风格化演变。清代中后期骈文沿着这两个方向继续深化，创造出骈文复兴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