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思潮与明清之际骈文的新气象

欲研探清初文学必从晚明入手，何也？清初文学和文学思想多承晚明而来。蒋寅云：“清初诗学对明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的反思，对诗歌传统的整合和重构，既是清初文化思潮的反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有力地参与了清初思想、文化和文学传统的重建。”(118)清初文学和文学思想，以及学术思潮是在对明代的反思、批判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一反思不始于明亡之后的清初，只因明清鼎革，加剧了士人反思的深度和速度。梁启超说：“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119)搜集、评论明代诗文在有明启、祯年间业已开始，清初诸多有影响的学术思潮和创作趣尚实肇端于明末。就清词而言，张宏生云：“清词发展三百年，其间固然名家辈出，流派迭见，但陈子龙开创的这一传统却绵绵不绝，在不同层面得到接受。”(120)可见明末陈子龙和云间派对清词发展的影响之大。骈文亦不例外。

崇祯十一年（1638），云间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合编《皇明经世文编》五百余卷，自仲春至仲冬始告蒇事。冯明玠《皇明经世文编》序云：“高皇帝百战以洗羶腥，当草昧之初，制科之始，即曰：‘我取士，欲得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者而后用之。’旁求所孚，鼓桴交应，文武之业郁然并兴。”(121)这里冯氏指出“博古通今”的诉求，“博古”和“通今”乃晚明士大夫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明代学人治学、用世方法的自我反思。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云：

因之明末学者尤喜欢谈兵，而旁及于天文、舆地、政治、经济、农田、水利之学。他们读书，不是单停留在书本上，而是从实践中体验出来，其目的是在致用。他们治学问的方法，尤在于博古以通今。所谓“博古”，就是“因时制宜”、“引古以筹今”，既不失古人的尺度和矩矱，也要明了其作用。所谓“通今”，顾炎武和刘继庄都主张研究学问不但要知古，更需要知今。刘继庄说：“只知今，只算是半个学人。”这种说法是很恰当的。(122)

谢氏所述甚确，明末清初士大夫有惩于政治腐败、盗贼四起、夷狄挑衅，思鉴古知今，出策以振朝纲。“古”和“今”的关系在经世致用思潮驱动下变得热门起来，时人张国维亦云：“夫士大夫之学术，知今而不知古，其蔽也凡陋；知古而不知今，其蔽也迂疏。必欲兼之，则知古易而知今难者，前代之事业有成史，诸儒之所论列，类聚群分，各有典要，学者加岁月之功，固已举其流略矣。”(123)

陈子龙在诗、词、骈文等方面对清初文学影响至深，作为《皇明经世文编》的主编之一，他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经世编序》云：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保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124)

陈氏喜谈时务，期于用世，云间诸子编纂是书，以“博通”和“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正如赵园所说：“明清之际的遗民学人学尚‘渊综’、‘会通’，追求阔大的学术以至人生境界，学而经世，学而事功，学而待后王，鄙‘僻固狭陋’，鄙‘腐’，鄙‘封己守残’之‘纤儿细士’，鄙天崩地解‘无与吾事’之所谓‘道学’；正是民胞物与的儒者情怀，与救民水火的使命承当，作成了遗民学术的内在生命，焕然于其学术中的人格魅力。”(125)这是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和“博通”学术追求的反映，这两种思想深刻影响着清初骈文的内容和气象。

一、经世致用思想与骈文的时代感和重情意识

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大行，赵园说：“即如被认为与所谓‘清学’路向大异的经世之学，在由明末到清初这一时期，就因了时事的刺激，而维持了对士人的特殊吸引力。”(126)马积高认为：“清初一度盛行的经世致用之学对诗歌、骈文都有影响。”(127)但他仅谈论“经世致用之学对散文的影响”和“诗风的演变与清诗特点的初步形成”两方面，至于明清之际骈文与经世思想关系则付之阙如。在我看来，影响于骈文者主要有二：一为骈文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性，寄寓了作者真情；一为对明末清初骈文文献的有意编辑整理，是骈文领域的文化自救。

陈子龙是明末著名骈文家，对清初骈文的发展影响甚大，他在明亡后所作的骈文充溢情感，能感动人。如《答赵巡按书》云：

夫仁人君子，道非一端：或介石坚贞，洁身以寄名教；或龙见渊跃，濡足以救苍生。易地皆然，各行其志，要归之有益于世而已。况乎楚材晋用，殷士周桢；壮缪托命当涂，子珩远投邺下。岂云识务，弥见精诚。古之忠臣烈士，如此甚众，台台又何疑焉？至如衷性近山麋，质同井鲋，逄萌之冠久挂，中散之虱愈多。且星仅周三，毛已见二。秋零早剥，日昃嗟离。歌遍《五噫》，已易梁生之姓；章成《七发》，难平楚士之心。倘仰藉垂天，得游物外，黄冠自放，白发相依。俾城近青门，颇有种瓜之客；山开白社，常来插柳之人。则春笋秋莼，咸饫明德；晨钟夕梵，悉领湛施矣。相见无期，书不尽意。迹遐神迩，曷禁怆然！(128)

这篇书信表达了自己不会投降以求富贵，甘愿隐居以终，情见乎词。其他如《秋兴赋》《幽草赋》等皆情辞并茂。明末清初战乱的环境和朝代鼎革面临的选择促使正直士大夫直面现实，抒写真情。

作家们应抒写真情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看法，魏禧说：

今夫文章，《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之书，于体无所不备。后之作者，不之此则之彼。而唐、宋大家，则又取其书之精者，参和杂糅，镕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诸大家后，数百年间未有一人独创格调，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穷，识不高于庸众，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过古人之再见，顾必多其篇牍，以劳苦后世耳目，何为也？(129)

魏氏注重作文有益于天下国家，且要表现自我个性，不能模仿古人，仅得形似，这种文学思想与清初经世之风一致。骈文自宋元明以来，类多应酬文字，雷同模习，殆同书抄，晚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起而振之，赋予骈体以真情，衍及清初，此风大盛。明朝覆亡，满清入主中原，在明人看来是“天崩地解”(130)的大劫，震荡着士人的心灵，此时士大夫虽出处不同，但直面现实则一。

陆繁弨是清初著名骈文家之一，生于钱塘大族，父陆培、伯父陆圻、三叔父陆堦皆当时名流，以意气声华相高，但陆氏十一岁时，杭州被清兵占领，陆培自缢殉国，繁弨秉父志终身不仕。其别集传播于今者惟骈文集《善卷堂四六》，其他诗词散篇则存于选本之中。陆繁弨曾与同里沈叔培（敬修）、徐汾（武令）、徐元亮等人结默社以歌咏，最初社员持遗民之志，相与砥砺名节，后来徐元亮迫于科役，外出游食，徐汾入京追求科名，陆氏倡议重立默社，将二人排斥在外。陆氏遗民之志之坚于此可见端倪，虽友人亦直面批评其折节无操，其《与昭令重举默社文会书》充满故国之怀和“故人心易变”的感喟：

仆闻《易》称从虎，感气则生；《诗》咏嘤鸣，同声相召。物犹如此，人亦宜然。仆与足下，谊属通门，情同昆仲。公瑾结友，原自妙龄；孔璋论文，盛推同里。并为南郡之门人，俱作桃源之处士。行藏既合，恩好日隆。于是与敬修、武令六七人，吊古梅林，定交鹤屿。箕山高隐，执牛耳以相从；艺苑英才，捧珠盘而谁属。竟成高宴，更励文心……风雨靡违，寒暄无间。同在鸡坛，历有年所。

自去岁首春，便从废辍。或习贾市门，或扬帆名域。或开华馆，方问字于元亭；或上珠楼，听吹箫于秦女。遂使花迷曲槛，水涨平池。女萝渐长，公子忘归；芳草初生，王孙未返。梦笔之堂既虚，怀蛟之人都散。顷欲更联旧好，狎主齐盟……笑隐遁之神仙，比文章于郑卫。譬之应龙匿水，徒见薄于游鳞；良骥伏枥，亦负惭于驽马。及其凭天阙而负青云，御金镳而纵柔辔。凌厉九垓，驰驱万里。密雨出其长鳞，飘风随其逸足。然后知楩楠之用大，而燕雀之志小也。

近闻元亮，催科甚急，往役为劳。王裒弟子，尚苦杂徭；范式故人，今为街卒。固不暇精曹氏之书仓，问何家之学海。至于武令，殚心射策，属意制科。山巨源之高旷，何敢绝交；谢客儿之风流，且无入社。(131)

陆氏《善卷堂四六》卷四《三叔父六十寿序》历述弘光元年（1645）父亲殉难、康熙元年（1662）伯父陆圻受庄廷鑨《明史》案株连致全家被逮下狱等清初重大事件，颂扬三叔父为家族平安所做的努力，从侧面表露陆家在清初所遭遇的祸患。庄氏《明史》案在当时为忌讳，陆氏在骈文中加以陈述，虽为连带而及，亦可备史之证，序文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此不复引。

出身名门世家的陈维崧更深刻地感受到明清之变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冲击，《陈迦陵俪体文集》中有不少描写明末清初战乱和士人生活变迁的文字，如《魏禹平诗序》云：

满城柳色，笛声已入阳关；二月花朝，天气渐逢寒食。属文通之赋别，令敬礼以定文。且尽余杯，为谭往事。窃述两家之旧德，聊充四座之新闻。

昔在前朝，正丁末季。奄人窃柄，普天驰节、甫之门；元子委裘，薄海拜圣、娆之座。时则余祖少保公谔谔东朝，君家忠节公稜稜左掖。膺、滂何罪，同飞告密之章；乔、固奚辜，俱置同文之狱。碧血长埋于牢户，丹书深刻其姓名。不其然乎？彼一时也！既而下宫难息，孤出袴中；北海冤消，人还壁里。则有余父赠检讨公风度鸿骞，君叔庶常公仪观鹄举。江深故国，相逢石子冈头；花落空宫，并坐瓦官阁下。而乃社犹窜鼠，城尚凭狐。华林半部，多是佃夫之伎人；建业三更，齐唱总持之艳曲。于是筵畔征歌，风前命酒。张髯奋掷，盖宽饶醒后原狂；戟手轰豗，祢正平怒而工骂。宵人籍籍，指为钩党之子孙；异类纷纷，奉以东林之衣钵。仆犹忆此，君岂忘诸？无何而鹃啼西雒，昔梦宵迷；鹅出东周，旧家晨散。空留先泽，鄙人则远逊孔璋；绰有门风，贤从则群推交让。都缘世讲，欣联袁、灌之交；颇怪时流，谬作曹、刘之目。间燕吴之异路，偶出处之分途。然而故人知我，宁来割席之言？贱子怀人，长记班荆之日。是则魏里之与荆溪，交非一日；而寒门之于贵族，谊并千秋。

乃者吾贤，尤为杰出。词场独霸，跌宕于练裙纨扇之场；文阵称雄，激昂于铁拨银筝之队……仆也久从吴会，披异采之缤纷；近在幽燕，捧名篇之络绎。讵意灞桥草碧，遽理归装；何图韦曲花红，难牵别袂。遂题数语，爰集百端。君其姑去，送子在绿波南浦之前；仆亦遄归，俟我于黄叶西风之后。(132)

魏坤，字禹平，号水村，乃魏大中从侄魏文煌之子(133)，序文里叙自己祖父陈于廷（少保公）、父陈贞慧（赠检讨公）与魏坤从祖魏大中（忠节公）、从叔魏学濂（庶常公）之间的行事和交往。遘朝代嬗替，前朝之世家沦落，陈、魏二族之后出处各异，所谓“间燕吴之异路，偶出处之分途。然而故人知我，宁来割席之言”云云，表露陈氏世代叨光明恩，自己却仕于清朝的矛盾和尴尬，希望自己朋友若魏氏等能够明了自己内心并不情愿如此。这一心迹实是清初出仕士大夫较为共有的矛盾心态。

陈氏骈文中有不少关于当时人物和事件的记载，可补史之不足。吴兴华说：

在陈维崧的《湖海楼俪体文集》里，纪念明末爱国志士和坚贞不屈的遗民的文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些材料甚至是其他书中很难找到，或者经常受人忽视的。例如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里收入周肇一首七律，题为《赠陆翼王》，中间有“遗孤袁粲系囚日，亡命王成赁保中”的句子（《国朝诗别裁》卷十四）。沈注只说“翼王为黄陶庵高弟，当日有保全遗孤事，故专及之”。语言含混，几乎令人误认为陆元辅所保全的是他老师黄淳耀的后裔。王昶的《陆元辅传》（《春融堂集》卷六十四）对这件事也只字不提。读陈维崧的《赠陆翼王序》（《湖海楼俪体文集》卷八），我们就知道这里的“遗孤”指一门死难的嘉定侯家的后人，并且对其后的事情也有所了解。(134)

吴氏还举了陈维崧之《杨俊三诔》和《董少楹诗集序》说明陈维崧骈文的存史价值。其他如《陈迦陵俪体文集》卷六《方素伯集序》关于方以智和方中履在明清之际兵乱之时的逃难经历和乱后的贫困生活都有真切的揭示，是研究方氏的第一手资料。

陈维崧于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编纂《两晋南北集珍》六卷，“此书采南北朝故实，各加标目，盖即以备骈体采掇之用”(135)，故骈文中多用两晋南北朝典故，如《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五《戴无忝诗序》连用六朝故实抒写戴移孝在明末清初战乱中之流离颠沛，情词并举。吴兴华评云：“陈维崧在叙述明末的抗清活动时，大量引用南北朝的史实，情景切合，宛若天造地设。”(136)陈氏骈体能自标兴会，融入时代气息，风格沉雄，于清初骈文诸家中最为杰出。

吴绮性格刚直，《林蕙堂全集》卷一《上龚大宗伯书》云：

某当受命，誓不与俱；迨及下车，义无反顾。既微行以得其实，爰大创以尽其辜。职匪埋轮，欲殄九头之蜮；威同破柱，宁知百足之虫。除奸而务得根株，去暴而先严线索。遂使兔惊迷窟，鸟丧焚巢。宵人偕遁以求生，戎帅相期以勿犯。千夫并沮，难消口内之衔；一日何容，欲快眼中之拔。流言用布，薄命无援。某之受祸，此其一也。至于中朝显宦，邻郡要人，始则美环不与，已逢怒于尝鼋；继则赝璞空将，复兴戎于误鼠。无鲁连以排难，有马申以肆谄。市虎堪疑，何烦薏苡；营蝇可畏，顿化荃茅。待之者己疏，中之者甚巧。某之受祸，又其一也。洎乎石重难移，霾阴莫解。初以细人之言，激怒上官；旋因密戚之威，挟持大吏。转喉触忌，兼多冯坦之谬言；强项招尤，又乏任延之善事。而鸡惊鹿骇，同遭不测之机；雷击霜飞，竟有难全之势。某之受祸，于此烈矣。(137)

吴绮所云“上官”指时任杭嘉湖分巡道的李之粹，“大吏”指浙江巡抚范承谟(138)。康熙五年（1666），吴氏出任湖州知府，抑制地方豪强，缉捕盗贼，百姓乐便。因得罪上官致使罢官，内心深为不平，借给龚鼎孳写信之机，真实透露自己正道直行而不见容于范承谟等清廷亲信的怨愤。其他如《林蕙堂全集》卷七《送卢菽浦之戍所序》作于晚年，劝慰如皋知县卢，望其能正确看待人生浮沉，同时，对卢氏遭冤被遣深表同情。吴氏不避时讳，直面现实和正义。陆繁弨、陈维崧、吴绮，以及吴兆骞、吴农祥等骈文家皆于其文中融入深情，将时代变迁和内心震颤谱入骈俪，是经世致用之风对骈文的积极影响。

清朝以满族定鼎中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原明朝臣民在国亡之后，掀起了文化救亡运动，明末清初士大夫撰写诗文、野史笔记，举不胜举，甚至庄廷鑨、万斯同等人自撰《明史》，用文字构建自我的文化正统，以之存史、存心。在骈文界主要表现为以文存史和结集应世两类。

以文存史者以陈维崧、冒禾书、冒丹书合编《今文选》八卷为代表，刻于康熙元年（1662），该选仿《文选》例，陈子龙、吴应箕编《国玮集》虽成而稿藏刘廷鸾家，未能行世，陈、冒等人编是选以继成其志。所选赋、表、书、序、诔、碑等文类中有不少骈文。所选作者夏允彝、陈子龙、张自烈、沈寿民、吴应箕、黄周星、方中通、方中履、李雯、周亮工等七十余人。路工称之为“明末忠烈的‘纪念册’”，并云：“《今文选》不是‘骚人墨客’的‘末世哀鸣’，而是疾首挥毫、激奋人心的呼号，是明末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献。”(139)

结集应世者以李渔辑《四六初征》二十卷为代表，该书刊行于康熙十年（1671），广征当时骈文应酬作品，依内容分类，分津要、艺文、笺素、典礼、生辰、乞言、嘉姻、诞儿等二十部，李氏女婿沈心友《凡例》云：“四六有二种，一曰垂世之文，一曰应世之文。垂世者字字尖新，言言刻画，如与甲者，一字不可移易于乙是也。若应世者则流利可以通融，英华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数联，情深一往，其余始末，得之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触类以至，尽可旁通是也。”(140)此书选文着眼于应酬之文，这类选本在清初甚多，如黄始辑《听嘤堂四六新书》《听嘤堂四六新书广集》和《听嘤堂仕林启隽》《听嘤堂翰苑英华》，陈枚编《凭山阁留青集选》《凭山阁留青二集选》《凭山阁留青广集》，李之浵、汪建封等辑《叩钵斋四六春华》等。这些当代骈文选虽主要为应世而选，但清初许多骈文家的作品赖其保存，亦有史料价值。

二、“博通”学术思潮与明清之际骈文的典赡风格

明代中期学者杨慎即主张博学，但自觉追求“博通”在晚明显露其端倪，陈子龙、徐孚远等编纂《皇明经世文编》，虽然旨归在经世，但前提仍是“博古”。崇祯年间，黄道周《博物典汇》刊行，方以智于“崇祯十年（1637年）至十二年《通雅》初稿撰成”(14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九《通雅》提要云：“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142)肯定方氏考据之功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通雅》自序云：

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箧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艺，不能乐业，不通古今，何以协艺相传……今以经史为概，遍览所及，辄为要删，古今聚讼，为征考而决之，期于通达……名曰《通雅》。(143)

方氏博通古今，考镜源流，征实存疑，这种严谨的学术风格，在崇祯年间已经确立，明清之变加速了士林重建中国文化和明代学术的责任，使这一学风迅速成为士大夫共趋。

士大夫为求博识必须多读书，重学之风蔚然兴起。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云：“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144)魏禧《答施愚山侍读书》亦云：“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积理之说，见禧叙《宗子发文》。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145)顾、魏二人不约而同地引用《论语》“博学于文”之语强调作文、问道必须博学多识。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二“谭解元元春”条引时人论竟陵派语云：“以一言蔽其病曰：‘不学而已。’亦以一言蔽从之者之病曰：‘便于不说学而已。’”(146)冯班《钝吟杂录》卷三《正俗》云：“钟伯敬创革弘、正、嘉、隆之体，自以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学。”(147)他们皆注重读书问学，批评钟、谭之荒疏。重学而尊师、重师，顾炎武有《广师》，黄宗羲有《广师说》，讨论师从和学习问题。清初士人追求博通，从而产生重学和择师的讨论。

明末清初刻书业发达，虽有商品经济的推动因素，但士人读书热情高涨无疑起了关键作用。梁启超说晚明“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148)，产生了汲古阁这样著名的藏书和刻书机构，宁波天一阁亦以富藏书而名闻海内。书业发达或有重学尚博之风推动，而大量图书的出版反过来又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学习氛围的浓厚。

马积高谈论清初士人思想转型云：

这时的一部分士人却有一点与明代多数士人不同：他们比较注意多读书，熟悉历史掌故，治经的也不确守宋元理学家旧说，而开始注意考求经典产生和传授的历史，辨别真伪，讲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准确，开始形成一种研究和整理历史文献的新风气。清朝政府和王公大臣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从康熙到雍正两朝，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的同时，积极组织大批文人学者编纂《明史》《一统志》《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图书集成》《历代赋汇》以及多种诗文选集，把他们的精力引导到研究、整理历史文献上去。(149)

自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举行之后，经世致用思想渐渐淡去，整理古籍的风气日益盛行。士人强调博学多识，康熙二十一年（1682），徐炯《哀江南赋注》序云：“一物不知，君子以为深耻。”(150)清初硕学阎若璩亦崇尚博通，《清史稿·阎若璩传》云：“若璩幼多病，读书记不出声，年十五，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造自得。尝集陶弘景、皇甫谧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其立志如此。”(151)这在清初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博通的学术趋尚反映在骈文创作上表现为追求富丽典赡之美。如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六《上巳集诗序》云：

盖闻：永晷舒芳，景厝玄华之晓；畅和流秀，影缤韶倩之区。批蓝宇以垂丝，扫葱铺而荐露。洁林放楚，晨气柔鲜；澄泽怀娟，明风新澹。蕙心耽素，展逸叶于温皋；莺羽萦欢，掷轻情于密树。发淑藻之数满，乘冶条之四游。(152)

这首序颇有六朝风华，富丽典雅，为明末清初骈文指出一个新方向，即典雅化。

吴农祥著作宏富，惜其文字未能雕镌，今存诗文作品皆稿本或抄本，如稿本《流铅集》卷八《章岂绩花隐亭文集序》云：

且夫古文之有俪体也，犹其有散行也……由是射书垒壁，服张昭帐下之儿；奉璧旌麾，降魏武幕中之客。画比邻之簪履，刺而即啼；图太傅之衣冠，见者反走。天涯郡县，指陈讶缩地之芦灰；江表人材，雕刻乃诛心之桂蠹。然则调存惊挺，事刍灵者竟迷凤采之华；义主渊深，挈瓶智者卒断龙文之勇。是可哀也，岂不然乎。

岂绩抱蕴精坚，摅怀宏放……设当旗鼓，喜与阿戎之谈；如遇樽罍，欲下陈群之拜。瞎马险语，咄咄逼人；孔雀微辞，恂恂对客。然而田悭负郭，宅窘面郊；食必兼旬，衣无常主。仓皇藏橘，思进母以含悲；逊让推梨，幸(153)奉兄而尽敬……邓林不落，森百树之一枝；湘水常寒，汇三江之九派。值元封之雄主，会稽负翁子之薪；当清泰之英朝，平原束孝标之帛。谅居寒士，诸贵恃枯骨相轻；可谓才人，此子举清言窃议。尔者束装北上，负笈东行。借采笔以投珠，假金樽而炫(154)玉。马头落月，一片离愁；鸦背斜阳，几行清泪……天子登封禅之书，一人下计偕之诏。晋司空之博物，倒屣何难；曹丞相之爱人，扫门知免。必且高攀獭尾，上列螭头。授令史之官寮，费尚书之笔札。而恐秋横一鹗，未登汉殿之中；曙集双凫，或靳燕台之侧。(155)

该序又见骈文家章藻功《竹深处集》卷首，惟个别文字有出入。所谓《花隐亭文集》，当指《竹深处集》。吴氏博极群书，学识渊厚，曾“构楼于别业之梧园，储书其上，与弟农复登楼而去其梯，戒不闻世上语，尽发所藏书读之”(156)。此序全文达一千五百余字，是典型的骈文长篇，且通篇用典频密，自“射书垒壁”至“岂不然乎”连续用刘表致书孙策而祢衡笑之“如是为欲使孙策帐下儿读耶？将使张子布见乎”等典表达其骈文观，他主张骈文辞藻与精气并重，能使气脉贯通，避免空枯。

陈维崧亦以雄博见长，被推为清代“博丽”派宗主(157)，《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一《半茧园赋》云：

遂乃性僻萧栖，人躭高蹈，筑室城隈，结庐溪隩。境以窄而弥幽，地当偏而益妙。阮籍则居邻酒垆，嵇康则室余锻灶。牖不饰以何松，棁非雕而奚藻。才充鱼鸭之租，仅足鹤猿之料。羃青袍之草，粗可承裀；萋迷红绶之桃，差能妨帽。森梢馺娑，峥泓坦迤；一瓢日月，十笏山河。参差磵岫，缭绕岩阿；蒙茸芳楥，斑驳晴莎。当其运风斤于匠石，宛若抽妙绪于媌娥。鲁般则缫其凤镊，郢人乃经彼龙梭。乍粉糅而绮密，渐襞绩而星罗。名曰茧园，于焉啸歌。(158)

连缀“阮籍邻垆饮酒”“嵇康锻灶”等典故描绘叶奕苞之半茧园之幽美，反衬居于其间者品行之高洁。此段用典密集，用词高华，表现了博丽的特征。其他如《陈迦陵俪体文集》卷一《滕王阁赋》《憺园赋》、卷六《陆丽京文集序》、卷十《嘉定侯掌亭先生诔》等皆博综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