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明清之际骈文作家的地理分布及其意义
中国自夏商以来逐渐形成疆域广大的政治区域,由于行政系统的影响、交通的发展,人口流徙增多,这一区域有着较为一致的文化和心理诉求,但地理环境的差别并不因此消失,中国境内仍存在或隐或显的地区差异。《诗经》所录十五《国风》即以各地歌诗结集,编者可能出于以诗系地便于整理的考虑。很明显,十五《国风》表现风格各不相同,“《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159),孔子称《周南》首篇《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60)则《周南》和《召南》的乐和诗是典型的“治世之音”。而《郑风》和《卫风》多爱情缠绵之诗,不免溺于情、荡于心,所以孔子称“郑声淫”(161),朱熹亦云:“郑卫之乐,皆为淫声……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162)可以说《诗经·国风》的编纂是基于文学的地理差异。《楚辞》更体现了江汉地区楚文化的特征,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谓:“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163)在用词、声律、名物等方面皆表现出显著的楚地风貌和习俗,与《诗经》的总体风格大异其趣,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164),刘红红、张玉春《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165)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两部文集所代表的南北文学的不同性。唐初,修《隋书》,其《文学传序》比较南北文学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66)之后宋元明清皆不乏关于文学地理的论述。
清代文学的地域性非常突出,蒋寅说:“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167)蒋先生主要针对清代诗学的地域特征加以探讨,申述清代人对地域传统的自觉和建构。给清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其实,二十世纪以来学人对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屡有论及,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师培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168),程千帆先生依许文雨《文论讲疏》例,从中析出《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学与地域)载入《文论十笺》(169),汪辟疆于1934年以《近代诗派与地域》(170)为题发表演讲,他们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文学地域研究的代表。改革开放后,单篇论文和论著成果较丰,论著主要有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其中袁、曾、梅三人著作均涉及清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但都以有清一代为对象。
就清代骈文作家而言,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第九章第一节《缀语》对“清代骈文名家及其作品,作一详细之统计,俾知一代之菁华,犹能供吾人之探讨,至于作家籍贯,亦附见焉”(171),此后他又在《骈文学》第九章《历代骈文家之地域分布》(172)中论列清代骈文作家的籍里分布。颜建华《清代乾嘉骈文研究》第二章《乾嘉骈文发展源流论》第三节载附表二“顺治、康熙、雍正时期骈文作家作品一览表”(173)。这些成果都有利于进一步考察骈文和地域关系。为了解明清之际骈文地域特征,有必要对明末清初骈文作家的地理分布作一详细考索。
一、明清之际骈文作家的地理分布及特点
中国骈文到南朝齐梁而极盛,唐宋各有发展,元明二代沉寂不彰,至晚明开始复苏,清初承其绪,出现众多骈文作家作品。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各地风俗、环境差别较大,文学发展不平衡,包括“地域的不平衡”(174),即便是同一文体亦然。兹将明清之际骈文作家的籍里分布情况列表如下〔“明清之际”主要指明万历二十年(1592)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间;“骈文作家”指有骈文专集或骈文专卷,或有骈文名篇传世者;“籍里”指作家出生、成长之地〕:
明清之际骈文作家地理分布表(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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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治生年,据《孙宇台集》卷三十一《迪躬诗》序云:“戊子三月六日为余初度,岁月如驶,倏已立年。”(《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9册,第116页)“戊子”指顺治五年(1648),上推孙氏生于1619年。又《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十二《孙治传》云:“卒年六十有五。”知其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云其生于1618年,卒年未给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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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徐喈凤传》云徐瑶是徐喈凤之子,同卷《徐瑶传》云其有《爱古堂俪体》。南京图书馆藏《爱古堂俪体文》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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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年间修《(光绪)丰润县志》卷一《建置沿革》云:“明仍为丰润县,属顺天府蓟州,本朝因之,康熙十五年改属顺天府遵化,雍正三年改属永平府。”(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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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京图书馆藏《鸿雪斋俪体》六卷,康熙刻本。卷首沈涵序云:“彤本谓余曰:‘……余有戚友汪子立夫者,新安俊才也,占籍于楚。’”知汪氏乃安徽徽州人,占籍湖北参加考试。据《鸿雪斋俪体》序跋和评语可知,汪卓交往人士以安徽籍为多,其成长当在徽州。而卷一署名云:“颍川 汪卓 立夫。”此颍川乃汪氏郡望,非实际籍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的著录有误,参见崔晓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指瑕十二则》(《四川省图书馆学报》2011年第2期)。
清初骈文作家分布统计表(176)
③俞益谟家在宁夏中卫广武营(今宁夏青铜峡市),此地在明清之际属于陕西管辖,为了与今天的区划照应,单独列出。
从以上两表可知,明清之际骈文作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所占人数最多,都是19人;福建省位居第三,有10人;安徽居第四,为8人;山东省、山西省和河南省并列第五,各4人;江西、陕西、湖北、汉军旗人并列第八,各有3人。江浙两省占清初骈文作家近一半,是盛产骈文家的区域,而安徽在康熙六年(1667)从江南省析出,但仍与江苏省关系密切,徽商散布江苏扬州府、苏州府等地,且重视文教事业,因此人才辈出。福建在明末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出现了蔡复一、连继芳等一批骈文作家。江西受宋元以来传统文化积淀,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清初有三位籍隶汉军的骈文作家,说明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定,汉八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到了清代中后期,不仅是汉八旗,满族人的汉文水平也达到高峰,这与作为皇族的满洲人所得到的各种优待分不开,说明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积累过程。
这一格局与清代文学家分布有一致性,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第一章《本土文学的地理变迁》第四节第三部分“清代著名文学家的地域分布”云:
以此与明代相比较,明代居于前五名的省份依次为:1.南京(南直隶)467人;2.浙江省318人;3.江西省173人;4.福建省97人;5.湖广省55人。明代南京(南直隶)地域相当于清代江苏省及安徽省部分地区,湖广省相当于清代湖南、湖北两省。清代这两省分别为61、36人,合之为97人,比山东省多1人,可以跻身于第五名。明清两代前五名中,江苏、浙江、江西不仅重合,而且同列于第一、二、三名,说明这三省的地位无可动摇,非常稳固。尤其是江、浙二省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诸省。(177)
梅氏统计清代著名文学家产于江苏、浙江者最多,这与该区域骈文作家的分布相一致,说明江浙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的优越,以及重文风气有利于骈文作家的造就。曾大兴亦云:“有清一代,有籍贯可考的文学家1740人,其中江苏559人,居第一;浙江411人,居第二。”(178)两广、云贵、东北地区(汉军除外)没有骈文家出现,与当时整个文学家分布亦一致,这些地区至清代中叶之后才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清末,广东、广西出了不少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但在清初仍较沉寂。
以各府排序,清初骈文作家占4人以上者,依次为:杭州府11人,苏州府7人,松江府6人,漳州府5人,常州府4人,嘉兴府4人,绍兴府4人。梅新林云:“清代出现著名文学家的达164府州。其中拥有著名文学家20人以上为22州府,排序依次为:1.苏州府178人;2.杭州府173人;3.常州府134人;4.嘉兴府93人;5.扬州府64人;6.松江府60人;7.绍兴府58人。”(179)两者相较,苏州府、杭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嘉兴府之著名文学家与清初骈文家的排序互有参差,盖因统计重点不同所致,不过苏州府、杭州府、常州府仍然在骈文作家排序中名列前茅,松江府骈文作家人数占第三,主要因其承明末陈子龙和云间派余绪,在清初大放光彩。清代初期骈文家主要分布于长三角流域,且以江浙为夥,江浙之中又以苏州、常州、松江、杭州为盛。清后期出现地方骈文总集,如姜兆翀编《国朝松江骈体文见》八卷(180)、屠寄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三十一卷(181)、曹允源辑《苏州骈体文征》二十四卷(182),分别是松江府、常州府、苏州府的骈文总汇,说明肇自清初,讫于清末,该地区骈文源流相承,成一代之大观。
清初骈文作家多出现在省治和府治,是其地域分布的又一特点。如陕西西安府、安徽安庆府各有3位骈文作家,河南开封府有2名骈文家,福建福州府、山东济南府等各有2名骈文家。松江府有6人,其中4人籍隶松江府治所华亭县,这与省治、府治处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教育文化集中的地方有关。
二、明清之际骈文作家地理分布的成因及其意义
明清之际骈文作家地域分布以江浙为中心,特别集中在杭州府、松江府、苏州府、常州府等地,而云贵、两广无此类人才,有诸多因素,兹从两方面略加申述。
首先,江浙一带为宋元以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水陆交通便利,富饶的经济基础给从事教育、文学提供了物质保障。南宋陈傅良云:“东南财赋之渊薮,惟吴越最为殷富。夫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战国、汉、唐至于今用之。”(183)明末崇尚繁华,南京、苏州、杭州是奢侈之风最为盛行的城市。这一区域为朝廷财赋重地,本身就反映出当地经济生产之发展、人口之密集。清初沈寓《治苏》云:
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苏为郡,地方方不过五百里,粮三百万有奇,而盐芦关税、颜料杂色之征在外。郡城之户,十万烟火,郊外人民,合之州邑,何啻百万,而缙绅士大夫肩背相望。(184)
沈氏认为苏州作为江浙一带最富裕的地方,水利工程最为紧要,而苏州人才甲于东南。经济发达,百姓富足,有了经济基础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大批文学家、学者的产生便是自然而然之事。
康熙南巡,曾撰诗勉励浙江、江南官吏,其《示江南大小诸吏》云:“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185)他首先肯定江南、浙江两地是国家经济根本,财政赖此。此地又是国家人才的主要来源,把两者并列,可见出清初时人注意到江浙经济繁荣和人才涌现的关系,经济与人文相互促进,使这里成为有清一代坚固不易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非常活跃。以苏州为例,刘献廷(1648—1695)所撰《广阳杂记》卷四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186)苏州作为天下四聚之一,是东部的商品、人才聚集地。沈寓所谓:“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87)又《(乾隆)吴县志》卷二十三《物产》云:
吾吴虽云一邑,而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特非地之所产,犹不足为贵。若地利所生,五谷为民食之首,而昔也涂泥,今供上上之赋,其他物类,如洞庭之橘柚、铜坑之杨梅、白沙之枇杷、龙井之薄荷,亦复甲于天下。地利之美,有非他邑可比者,可勿志乎?(188)
苏州附郭吴县聚集四方货品,海外珍异亦贸易其中,市镇之发达,其他县难以并肩,“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燕、齐、楚、秦、晋百货之所聚,则杂处阊阓者,半行旅也。因镇成市,贸迁于是焉”(189),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各种商品的集散,使苏州富甲天下。伴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增多,书籍的流通使当地获取知识更为方便,苏州地区藏书家辈出,与畅通的商业交通不无关联。书籍的流通、人员的交际,促使该地区日益“国际化”,这些都是人才孕育的关键因素。
其次,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重视文化,士人尊崇文章,读书风气浓厚,形成读书重文的传统。因家族、师友、地域等关系使文学传承得以顺利达成,出现作家的地域集聚。清代常州府是骈文作家最多的地区,刘禺生云:“顾常州骈体文派,实足纵横中国……常州骈体文派之殿后者,不能不数屠敬山(寄),真能守常州骈文家法。《常州骈体文录》,本末俱在,敬山死,习骈文者,常州无的派矣。”(190)常州文人十分重视常州骈文建设,形成常州骈体文派。这与其地士人读书重文风气有关,“士子多以读书世其家,故往往科目蝉联,数代不绝……国朝顺治丁亥会试,武邑取中二十一人,鼎甲吕相国宫与焉。壬辰会试中式巢震林一百六十二名,磨勘钦革,乙未再会试,又中式一百六十二名……凡此皆科名异数也”(191),陈耀南云:“三国以来,江南繁庶,八代六朝,濡染独深,金陵临安,风流在日,积厚流光,其来有自。近代骈文名家,多产二省。譬如曾燠《骈体正宗》,录四十三人,江占廿二,浙则十三;吴鼒《八家》,浙二江四……常州府中,又以阳湖一县,作手最众;清末武进屠寄,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共四十人,而阳湖居半,燕函粤镈,几于人而能之,实骈家之王都也。”(192)常州骈体文派实际上是常州骈文作家代代传承而形成的地域骈文群。
常州骈文派的形成与地区文学传承关系密切。曹虹云:“常州的尚文传统至清代,因骈文贤才聚生辈出,持续地表现出整派依源、扬葩振秀的活力。地域机缘一方面带来血缘地脉上天然遇合的怡然共鸣,促成了一些骈文家族和乡邑群落的涌现;另一方面也铺展了择友励志、同气相求的舞台,形成了骈文发展风格上的有心追求,从而能够自觉地占据文学的时代高地。”(193)地域经济的发达、文学名家的示范和承传,使后学以乡邦前贤为荣,自觉加以传扬和学习。屠寄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卷三十一《叙录》云:“曰常作州,率唐詹今……人握灵珠,家被文绮。裒采众制,光我桑梓。”(194)正表达对乡贤的崇敬和珍惜。常州骈文家在先贤的昭示下发奋创作,光耀后先。常州如此,苏州、松江亦如是。
对明末清初骈文家地理分布及其原因的揭示,有助于从一个新的维度审视明清之际骈文的一些问题:明清之际骈文家主要分布在江浙地区是对六朝江南骈文文统的接续;清初骈文家地理分布深刻影响着有清一代地域骈文作家群的生成;清初骈文作家地域特征体现了清代文学浓厚的乡邦意识和文学生产的亲缘集群性。清初骈文作家的地理分布状况直接影响了之后的骈文发展,终清一代形成了以江浙为中心,以常州、苏州、松江、杭州、扬州、绍兴等府为基地的骈文格局,而《国朝松江骈体文见》《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苏州骈体文征》等的编纂,体现了骈文创作的地域性和清代地域骈文派的创作实绩。
(1)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傅雷译文集》第十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2) 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卷首,《傅雷译文集》第十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3)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71—675页。
(4) 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香港永安印务公司,1970年,第18页。
(5) 昝亮《清代骈文研究》,杭州大学1997年博士论文,第38—43页。
(6) 颜建华《清代乾嘉骈文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96—111页。
(7) 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第448页。
(8) 昆冈等修,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9) 昆冈等修,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10)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1页。
(11) 杨东荪《制义丛话》序,载陈水云、陈晓红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2) 江国霖《制义丛话》序,载陈水云、陈晓红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3) 万斯同《明史》卷七十五《选举五》,《续修四库全书》第3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9页。
(1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270页。
(15) 方苞等编《钦定四书文》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页。
(16) 王志坚编《四六法海》卷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70册,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7)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七《辛巳遵旨回话疏》,载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21页。
(18) 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东林始末》,《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上海书店,1982年,第171页。
(19) 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58页。
(20) 杜骐征等辑《几社壬申合稿》卷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89页。
(21) 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二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67页。
(22) 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香港永安印务公司,1970年,第19页。
(23) 周绚隆《陈维崧年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24) 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9、87—88页。
(25) 彭兆荪《小谟觞馆续集·文续集》卷一《答姚春木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1页。
(26) 柴绍炳《柴省轩先生文钞》卷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03页。
(27) 章藻功撰注《思绮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0—441页。
(28) 章藻功撰注《思绮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0页。
(29) 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第479—486页。
(30) 参见颜建华《清代文选学与清代骈文复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1) 许梿评选,黎经诰笺注《六朝文絜笺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页。
(32)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193—194页。
(33) 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1962年,第2—4页。
(34) 转引自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之《规制》,浙江省立图书馆编《文澜学报》第2卷第1期,1936年,第35页。
(35) 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浙江省立图书馆编《文澜学报》第2卷第1期,1936年,第3页。
(36) 申时行等修《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第448页。
(37) 陈建辑《皇明通纪集要》,《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3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7页。
(39) 陈垲辑《名家表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13册,齐鲁书社,2001年。
(40) 陈仁锡辑《皇明表程文选》,《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51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
(41) 李日华《李太仆恬致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04—206页。
(42) 杨守勤《宁澹斋全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42—245页。
(43) 昆冈等修,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6页。
(44) 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45—1347页。
(45) 昆冈等修,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
(46) 吴绮《林蕙堂全集》卷一,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第23—25页。
(47) 尤侗《西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366、446—447页。
(48)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49) 杜受田等修,英汇等纂《钦定科场条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1页。
(50) 《钦定皇朝通志》卷七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2页。
(51) 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成文出版社,1992年。
(52) 杨文荪《制义丛话》序,载陈水云、陈晓红校注《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53)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之《揅经室三集》卷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608—609页。
(54) 参见张明强《〈国粹学报〉与晚清骈文学建构》,《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
(55)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1、115页。
(56) 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香港永安印务公司,1970年,第18页。
(57) 认为八股文不隶属于骈文者亦不乏其人,如谭家健《关于骈文研究的若干问题》云:“有些研究者认为,八股文隶属于骈文,或称之为骈文的余绪,这是不确切的。”(《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等,但既然认定骈文本质特征是对偶,那么辞藻、声律等是第二位考虑因素。
(58) 莫道才《骈文通论》(修订本),齐鲁书社,2010年,第11页。
(59)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8页。
(60) 毛奇龄《西河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
(61) 夏荃辑《海陵文征》卷十九,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刻本,第5页。
(62) 此处称“博学宏词”,实际上指康熙十八年举行的博学鸿儒科,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内容和方式类似于唐宋时期的博学宏词科,故清代学人多以“博学宏词”称之,又谓之为制科,如毛奇龄《制科杂录》详述此次考试始末(可参见张亚权《“博学鸿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63) 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48页。
(64) 夏仁虎《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
(65)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66) 陈绎曾《文章欧冶》,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9—1270页。
(67) 谭莹《乐志堂诗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3页。
(68) 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111页。
(69) 《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512—1513页。
(70)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第32页。
(71)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787—3788页。
(72)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之《銮坡前集》卷十,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58页。
(7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270页。
(74) 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48页。
(75) 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111页。
(76) 杨慎《升庵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11页。
(77) 马朴《四六雕虫》卷五,明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刻本,第7—8页。
(78) 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522页。
(79) 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531页。
(80) 叶农、叶幼明《中国骈文发展史论》,澳门文化艺术学会,2010年,第142页。
(81) 张岱著,栾保群注《嫏嬛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82) 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139、140页。
(83) 张岱著,栾保群注《嫏嬛文集》卷四《五异人传》,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214页。
(84) 《(崇祯)嘉兴县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38页。
(85)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3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5页。
(86) 参见李清宇《明代中期文坛的“四变而六朝”——以黄省曾与李梦阳文学观念之异同为中心》(《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雷磊《明代六朝派的演进》(《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张燕波《论明代金陵六朝派的发端与发展》(《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吴冠文《论六朝诗歌的批评与整理在明代中期的兴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7) 王文禄《文脉》,《历代文话》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2页。
(88)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首《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页。
(89)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210页。
(90) 屠隆《鸿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9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252—253页。
(91) 屠隆《由拳集》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59页。
(92) 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19页。
(9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721页。
(94)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13页。
(95)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13—314页。
(96) 陈子龙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54—855页。
(97)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七《陈子龙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096—7097页。
(98) 王先谦编《骈文类纂》卷首《撰人姓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页。按,《撰人姓氏》下云21首,据正文所收实为22首。
(99) 陈子龙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38页。
(100) 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4页。
(101) 王晫《今世说》,《清代传记丛刊》第18册,明文书局,1985年,第64页。
(102) 萧统编,孙鑛评,闵齐华注《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7页。
(103) 洪若皋辑评《梁〈昭明文选〉越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79—680页。
(104) 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香港永安印务公司,1970年,第14页。
(105) “齐闵华”,误,当作“闵齐华”。见天启二年刻本《孙月峰先生评文选》每卷卷首署名。
(106)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9—100页。
(107)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论文汇抄》,《历代文话》第4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38页。
(108) 参见赵俊玲《〈昭明文选〉评点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一章第二节。
(109) 王书才《明清文选学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博士论文,第18页。
(110) 参见王书才《明清文选学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博士论文)第四章第一节。
(111) 彭兆荪《小谟觞馆续集》之《文续集》卷一《答姚春木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1页。
(112) 蒋寅《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113) 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19页。
(114) 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115) 张明强《学术思潮与清初骈文的新气象》,《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16) 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48—549页。
(117) 清初骈文有自觉的抒情意识,并形成个性风格,在骈文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参见张明强《清初骈文的抒情自觉与风格形成——以吴绮骈文创作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18) 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11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120) 张宏生《清词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121) 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122)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123) 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6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页。
(124) 陈子龙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12页。
(125)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6)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127)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128) 陈子龙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38页。
(129) 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411—412页。
(130) 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之《留别海昌同学序》,载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27页。
(131) 陆繁弨著,吴自高注《善卷堂四六》卷六,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陈明善刻本,第29—33页。
(132) 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1—302页。
(133) 金一平《柳洲词派》,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134) 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载《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13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五《两晋南北集珍》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582页。
(136) 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载《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137) 吴绮《林蕙堂全集》卷一,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第61—62页。
(138) 杨燕《吴绮湖州为官时期文学活动考论》,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3—14页。
(139) 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5—136页。
(140) 李渔辑《四六初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622—623页。
(141) 李葆嘉《方以智撰刊〈通雅〉年代考述》,《辞书研究》1991年第4期。
(14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028页。
(143) 方以智《通雅》卷首,中国书店影印清康熙姚文燮浮山此藏轩刻本,1990年,第4—5页。
(144) 顾炎武著,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145) 魏禧著,胡守仁、姚品文、王能宪校点《魏叔子文集》卷六,中华书局,2003年,第289页。
(146) 钱谦益辑《列朝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499页。
(147) 冯班著,何焯评,李鹏点校《钝吟杂录》,中华书局,2013年,第54页。按,点校者以康熙十八年冯武作记之《钝吟全集》本为底本,此处“弘、正”之“弘”,底本作“弘”,而点校本作“宏”,误。
(14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149) 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50) 徐树谷、徐炯辑注《哀江南赋注》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183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29页。
(151)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77页。
(152) 陈子龙著,王英志编纂校点《陈子龙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18页。
(153) “幸”,《流铅集》稿本为空格,据章藻功《竹深处集》(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刻本)卷首吴农祥序补。
(154) “炫”,《流铅集》稿本为空格,据《竹深处集》卷首吴农祥序补。
(155) 吴农祥《流铅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0页。
(156) 方楘如《集虚斋学古文》卷十二《吴征君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3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806页。
(15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五《玉芝堂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2页。
(158) 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4—175页。
(159) 《毛诗正义》卷一,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273页。
(160)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0页。
(16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62页。
(162) 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163) 吕祖谦《皇朝文鉴》卷九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164) 章培恒《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165) 刘红红、张玉春《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66)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第1730页。
(167) 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该文又载蒋寅《清代文学论稿》(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题名《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168)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1905)第2、6、7、9号。
(169)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9—121页。
(170) 该文经过作者多次修改,收入程千帆编《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71) 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按:该书初版由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出版。
(172) 张仁青《骈文学》,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602—635页。
(173) 颜建华《清代乾嘉骈文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53—55页。
(17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75) 该表个别作家生卒年参考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和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因出注繁琐,恕不一一注明。
(176) 统计区域不完全按照明末清初时期的行政区划,明末的南直隶,清初改为江南省,后来分为江苏和安徽。而明代湖广在清代分为湖北和湖南,为了便于分析,将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单独列出。明代孟思籍隶浚县,在明代属京师(北直隶)大名府,清代雍正三年(1725)划归河南卫辉府,今属河南鹤壁市。为更好地呈现地域性,暂归河南。
(177)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178)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4页。
(179) 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180) 宋如林修,孙星衍、莫晋纂《(嘉庆)松江府志》卷七十二著录,《续修四库全书》第6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181) 屠寄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82) 曹允源辑《苏州骈体文征》,稿本,7册,苏州图书馆藏。书中又题《苏州文征乙编》《苏州骈体文录》《吴中骈体文录》等,盖为稿本,未最终确定书名。孙德谦《四益宧骈文稿》(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卷上《吴郡骈体文征序》,即为此书而作,则又名《吴郡骈体文征》。
(183) 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十六《财用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3页。
(184) 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中华书局影印光绪十二年思补楼刻本,1992年,第604页。
(185) 清圣祖御制,张玉书等编《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四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7页。
(186) 刘献廷撰,汪北平、夏志和点校《广阳杂记》,中华书局,1957年,第193页。
(187) 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三,中华书局影印光绪十二年思补楼刻本,1992年,第604页。
(188) 姜顺蛟等修,施谦纂《(乾隆)吴县志》卷二十三,清乾隆十年(1745)刻本,第1页。
(189) 姜顺蛟等修,施谦纂《(乾隆)吴县志》卷八,清乾隆十年(1745)刻本,第1页。
(190) 刘禺生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大好骈文派”条,中华书局,1960年,第301页。
(191) 于昆修,陈玉璂纂《(康熙)常州府志》卷九《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之《江苏府县志辑》第3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3—184页。
(192) 陈耀南《清代骈文通义》,香港永安印务公司,1970年,第20—21页。
(193) 曹虹《清代常州骈文集群形成的地域机缘》,《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
(194) 屠寄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6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