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与经济周期
尽管钢产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稳步增长，但对钢铁的需求却在朝鲜战争之后萎缩了。在此背景下，最终席卷整个行业的危机开始慢慢发酵。若干个问题，尽管单独看来都是可控的，此时开始互相强化。首先，组织起来的工人显著地哄抬起了工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在1946年、1949年、1952年、1956年和1959年都组织了整个基础钢铁工业的罢工。在此期间，除保障了附加福利，工人们还获得了轻松跑赢通胀的工资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工会所保障的收入增长使其会员成为美国工人阶级战后富足的象征。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中，尼克松将钢铁工人作为他的第一个谈话要点：“如你所知，我们的钢铁工人现在正在罢工。但每个工人都买得起这栋房子，他们每个小时挣3美元。”〔19〕尽管每吨钢材的劳动成本上升很快，工厂的生产率提高乏力，但钢铁行业还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这个趋势是不可持续的。
钢材是太多产品的构成部分，所以其价格上涨无法不产生广泛影响。如果工人赢得了工资提升，经理们将相应增加的成本传递到钢材价格中，那么结果将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循环：上升的钢材价格导致汽车和建筑业的成本上升，反过来又导致工人更强烈地要求更高的工资以购买汽车和房子。这个循环对组织起来的强势的工会和寡头垄断的行业相对仁慈，但会惩罚那些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上打拼的人们。〔20〕
这种循环的前景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警觉。通胀将会威胁处在经济体系的工业核心之外的那些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可怕的是，美元的强势程度拥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对战后欧洲的投资使整个欧洲大陆都充斥着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就可能导致重大的不稳定。这种会破坏马歇尔计划的后果，在冷战的高潮期是不受欢迎的。美国政权无论从国内角度还是国际角度，都偏向强势美元的一边。钢铁业中的集体谈判由此从经济冲突延伸到政治领域。〔21〕
图1.2 钢铁工业的运营，1940—1960年。Data Source：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various years.见Paul A. Tiffany，The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How Management，Labor，and Government Went Wro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table 2.1。
在整个战后时期，联邦政府都参与到了钢铁工业的集体谈判和价格制定中。钢铁业劳资之间的协议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制定的。最著名的是，杜鲁门政府1952年曾尝试将钢铁业国有化，以维持战时工资和价格稳定。1956年，尽管曾公开反对将集体谈判政治化，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努力斡旋以结束一次全行业规模的罢工，并被随后必然会发生的价格上涨触怒。
他反复公开地——包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就钢材价格提出警告。然后在1957年年中，当达成一致的生活成本调整和工人工资上涨将要被落实时，美国钢铁公司宣布了又一次提价。在钢铁业卡特尔(4)中的其他公司快速跟进。与此同时，一次萧条出现了——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困惑地看到通胀与失业同时发生了——这两者本来被广泛地认为是相互抵触的（20年后，这种现象的一个更严重的版本开始被称为“滞胀”）。〔22〕
图1.3 钢铁工业的工资和价格增长，占1940年的百分比.Data Source：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见Paul A.Tiffany，The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How Management，Labor，and Government Went Wro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table 2.4。
政策制定者与钢铁制造商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下行而逐步升级。参议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主席埃斯蒂斯·基福弗参议员，启动了一项关于工业领域反竞争实践的调查，直接指向钢铁业。钢铁业的经理们将通胀归咎于过度的工资需求。如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所言：“如果钢铁公司仍然按1946年的价格收费，并自行消化从那时以后到1957年之间上升的成本……破产早就发生了，它们也不可能运转到现在。”〔23〕
钢铁公司面临着不断提高工人工资的压力，但却并未投资技术升级，以便通过生产率的上升为上涨的工资买单。在基福弗的听证会上，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顾问站在公司立场说话，认为氧气顶吹转炉的潜力“无法预测”。工业界的领袖们继续着他们保守的习惯，用存留利润而不是举债的方式来投资，使安装新的氧气顶吹转炉的投资额看起来吓人，即便是盈利情况很好的公司也无法完成。成长于20世纪中期匹兹堡管理精英家庭的作家安妮·迪拉德，回忆起她父亲的社会世界：“我知道他们恨什么：工会、懒惰、浪费、狂野、大声说话。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不会去买任何可以不买的东西。而且他们从不冒险投机。”〔24〕
钢铁公司靠稳步且协同上涨的价格来支撑稳步上涨的工资，但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使得这种策略难以为继。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段，钢铁公司开始寻求缓解这种多面挤压的方式，可行的方式只有一种。如果对技术投资的抵制使生产率提升成为不可能，同时政治上的反对排除了提价的选项，剩下的只有削减成本。这种努力在匹兹堡塑造了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经验，他们工作在这些过度膨胀的、半废弃的钢铁厂中。〔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