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人类事物的底层代码

知道人的本性，也就知道了天道。

——冯友兰

万物真一，大道至简

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老子将宇宙生成的过程概括为一句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的生成都是由最简单的“一”开始的。在老子的眼里，这个“一”便是“道”。在《道德经》第25章老子对“道”是这样描述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意译一下：有这么个东西，浑然天成，生于天地之先，无声无形，无须外力辅助，独自周而复始地运行，从不停歇。可以视之为天地之根本。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道”的特征：一个是客观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一个是永恒不变——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前者说的是事物的“真”——内在本质；后者说的是事物的“一”——发展规律。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即万物本来的样子即为“真”，我们称之为其内在本质，而它们运行的逻辑即为“理”，我们称之为规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真理”的本原。

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先哲们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在老子的学说诞生了2000多年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著作《法哲学原理》的第11页和《小逻辑》的第43页中，所阐述的“存在即合理”的观点与道家的对于“道”的认识不谋而合。存在即为事物之“真”，合理即为事物之“理”。

因此，我们认识“道”，首先要从“真”开始。

既然“真”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那么人类所见到的客观存在的现象就是对“真”的最初认识。在最初的对“真”之现象的认识基础上，通过总结与研究，形成对“真”之本质的认知。比如，牛顿被“苹果”砸了脑壳，对苹果能够从高处落下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往往是事物的表象，地球具有地心引力才是事物的本质。再如，瓦特所看到的“水烧开了，壶盖会蹦、会叫”也是事物的现象，而蒸汽具有势能就是本质所在。

总之，人们在对“真”从最初在感官上的感觉和感受，再到意识上的感想和感悟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对表面现象的亲眼所见或亲身体验，就是人们常说的经验；而将经验通过归纳总结而梳理出其内在的逻辑与外在的关联时，便可以成为知识；当人们对事物的系统性认知不断凝练、简化，直至接近最为核心的、事物原本的样子时，便开始接近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洞悉了“真”，我们再来把握“理”。事物的内在本质是不变的，而事物的演变与发展是变化的。只是这种变化是不会脱离事物的本质的，是沿循自身的内在逻辑而变化的。这种变化中的不变便是事物的发展规律。

例如，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太阳有东升西落；季节有春夏秋冬；大地有万物生长；天空有风云变幻；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新旧更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其中都有其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在本质中显现，在规律中运行，随时随地，无一例外。

正是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可循，所以“道”又是至简的。对此，道家认为：“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孔子也曾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其中的“一”所指的就是事物最简单、恒定的内涵。

“大道至简”体现在其唯一性上，正如道家有曰：“真一者，真道唯一也。契合大道谓之真；不落二法谓之一。”也就是说，真正的“道”是很简单的。以《易经》为例，它将科学的无数法则归纳又归纳，最后归纳到乾、坤、离、坎、震、艮、巽、兑这八个简单的符号——八卦。对此，南怀瑾先生曾说，“这么一点东西”随便用在哪里都通的。

因此，南怀瑾先生在《易经杂说》的开篇就阐述了一个所谓“三易”的观点——变易、简易和不易。这反映了“道”的三个属性与特征，即本质是不变的，发展是变化的，真理是简单的。

在笔者看来，南怀瑾先生所说的《易经》的三大原则的排序应该是不易、变易和简易。首先是“道”之不变；然后，在“不变”的前提下会随着事物的发展，衍生出“万变”；最后，当人类掌握了这其中的“不变”与“万变”的原理与原则之后，便进入“大道至简”的境界。

因此，我们要说，“道”本身是不会难为我们的，我们要勇于探索真理、发现真理。正如孔子告诉我们“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的观点，就是说：乾为天，天道以容易而易于让人知晓；坤为地，地势坤，坤以简单而让人易于接受。天地间的规律就是要让人容易理解，并易于接受。

借此，孔子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想来也是，造物主创造了“道”不是用来束之高阁、孤芳自赏的，而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遵循的。如此，这个“大道”必须是至简的，因为只有这样方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周易·系辞上》）

也就是说，只有易于理解，才可以获得大家的亲近与实践，才能让人更容易因此而获得成功。正因为有人愿意亲近，道理才能传得长久；正因为容易获得成功，才能将其发扬光大。久而久之，便让人们拥有了贤良之美德，才成就圣贤之伟业。正如托尔斯泰所言：“最伟大的真理是最平凡的真理。”

既然“道”所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既然“道”是唯一的、绝对的、永恒的，那么“道”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法则，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是我们人生所要坚持的原则。对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去探寻真理，追求真理，敬畏真理，顺应真理。

——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因此，我们要想做“正确”的事，就必须要认识清楚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这是事物的“真”之所在，“理”之所在，也就是事物的“道”之所在。它是我们能够“做正确事”的根本与源泉，是我们“正确做事”的前提与准则。对此，我们要像宋太宗在《逍遥咏》的词中所倡导的，要“修炼求真一”。对此，我们要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精神。这是因为，“研究真理、认识真理和相信真理，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培根语）。

这种美德与精神在中国哲学家的心中已经上升为一种可以以生命易换之的伟大志向。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志于道”，在《论语·里仁》中则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像孔子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巨人甚至认为，传道、布道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使命。按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观点，苏格拉底觉得自己是受了天命来唤醒希腊人的，孔子也觉得自己是受了一种神圣的召唤。

敬天循道，守一抱朴

苏联作家高尔基在《母亲》里说过这样的话：“拳头是打不倒真理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客观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观点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个观点最早出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猜想”：在社会历史领域，似乎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在起作用。其实，这个所谓的法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道”。《太上九要心印妙经》有曰：“夫真一者，纯而无杂谓之真，浩劫长存谓之一。”意思是，“道”之存在，不因客观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即使遭遇浩劫，它也会存在如故。对此，老子在《道德经》第五章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其意便是，天地看待万物是一样的，一切随其自然发展。

既然是天之道，既然决定了天地之存在，既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道”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法则，我们必须要尊重之，遵循之。正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强调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符合自然方为“道”，而“道”统领“天”，“天”统领“地”，“地”统领“人”，既然人受着“道”“天”“地”的统领，因此必须要接受之，顺应之。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人们对事物主观认识的理想性要以事物客观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

对此，荀子曾在《荀子·天论》中告诫我们：“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意译之：天地之运行是有它的常规的，不会因为你是万民敬仰的尧舜而存在，也不因为你是罄竹难书的纣桀而消亡。如果我们以顺治的态度去应对它，就会获得吉利的结果；如果是以乱法的态度去应对它，就会导致祸凶发生。如果能遵循天道而忠贞不贰，天就不会降祸于你；如果与之背道而驰，则天是不会让你得到好结果的。

尽管“人”貌似已经成为地球的统治者，但人类依然是大自然中万物之一，无论是体质上高级，还是智慧上高等，都无法让其超越，或是凌驾于自然之上。正如荀子所言：“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因此，人的社会属性要服从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行为要服从自然规律。人的意识与言行都要与自然规律合而为一，始终与自然界保持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

尽管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还是经常出于自身的需求来幻想或是试图改变事物的客观存在与运行规律，而没有正确理解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以及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先哲所要强调的是，人类不应该自恃头脑聪明，有独立的思考，就可以主宰世间万物，而应顺应自然，敬畏规律。

特别是在科技发展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强化人的社会属性，而越来越漠视人的自然属性。似乎人类可以“独立”于自然之外，甚至可以“凌驾”于“天”之上。甚至会认为，科技能够改变一切。让很多人不免萌生了人定“胜”天这样的宏愿，而去凌驾、违背、打乱自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德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警示过我们。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并彻底地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科技只能在改变“物”的前提下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不能改变天地之道；然而人类的科技又必须是在“道”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因此，我们也就必须要承认，从本质上讲，人类不管进步到多么的“强大”，总归还是要在“天”这个大的生态系统里。人们能够改变的只是“物”而已，而并非是“天”。因此，宇宙——自然——人——社会，这个序列逻辑应该既是一种定律，也是一种常识。

人类只能在接受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在不打破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努力有限度地对环境进行改进和改善；但这不等于人定“胜”天。这一切，既不会因人而异，同样也不会因时而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但事物本身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是不会随之而改变的。对此，我们必须要像荀子所告诫的那样，要抱着“修道而不贰”的态度来“应之以治”，最终实现“天不能祸”的“则吉”之目的。

可以说，人们对“道”的认识过程，正是由无数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无限发展过程。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对事物“道”之所在的探索史。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以治则吉”呢？

先哲们给出了两大原则——“守一”和“抱朴”，即保守本真，怀抱纯朴，不萦于物欲。守一，就是不忘初心，坚守根本；抱朴，就是尊重常识，返璞归真。前者考验的是我们的定力，后者考验的则是我们的敬畏。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顶层思考，更是时代发展的“道”之所在。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是以圣人抱一而为天下式”。就是说，圣人都是以掌握天道来治理天下。

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牢记古人的教诲：“真为常，廓然独存”（真理是常在的，是超然世外而独存的）；“一通变，妙应万物”（以此“一”来通“变”，则能巧妙地对应万物）。另一方面，要做到“专守真一”（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守真一而不化”（《鬼谷子·本经阴符》）。最终可以像《庄子·在宥》所说的那样：“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百岁矣，吾形未常衰。”

换言之，在我们面向“道之所在”而“吾往矣”的进程中，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只有契合了“大道”，我们才能掌握真理，才能决胜千里，才能与环境和谐相处。对此，我们别无二选。无论时代如何变革，真理都会“寂然不动”，直至恒常。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去感悟它、坚守它，直至做到融会贯通而“知万事”，直至以不变应万变而“妙应万物”，直至明心见性而登临“一真法界”，虽历经“千百岁”而做到“吾形未衰”。

正如有诗曰：

“本来一真，用则真一；抱一不离，真道不失。”

最后，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至理名言为这个章节做一个注脚：“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顺应人性也是“道”之所在

德国旧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人的本质是“哲学上最高的东西”，因此说，人也是“道”的一种体现。就像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所说的：“知道了人性，也就知道了天道。”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人之天性呢？人性与天道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中国的历代哲人给出了明确且一致的答案。

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荀子·正名》篇）就是说，人之性乃天之造就。孟子也说：“此天之所与我者。”（《告子章句上》第十五节）。

因此而言，人性是具有天然之属性的。正如荀子所定义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就是说，生而有之的便是人性，不加雕琢而自然而然的就是人性。正因为如此，人性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然如此。就像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人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笔者的观点是，人之本性源于人之本能。正所谓，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荀子·荣辱》中言：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按照荀子的观点，人在饥饿时就会想吃饭，人在寒冷时就会要取暖，人在劳累时就会想休息，因此，求温饱、求舒适就是人的本能；而基于本能所衍生出来的心理反应和行为特征便是人之本性。

人在没有食物的时候就会感到饥饿，于是就会去“抢食”；人在没有衣服时就会感到寒冷，于是就会去“夺衣”；人在无法休息的时候就会感到劳累，于是就会去“偷懒”……如此，就形成了人们对有利于身心需求并满足其需求的所谓“利益”都喜欢，对有害于自身生存状态的事物都厌恶，因此“趋利避害”就是人之天性。

同时，人性还具备“道”的其他属性，例如无法改变性和不可违背性。因此，我们必须要予以尊重与顺应。大到时代发展，中到社会治理，小到企业管理，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性的需求才能实现政通人和的最高境界。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人性是完全符合“道法自然”的基本属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性需求的推动，而人性的共鸣是求生存、求平等以及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渴望。正如马克思曾经对所谓的“粗陋”共产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的意愿。“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正因为读懂了人民的意愿，顺应了人民的渴望，带领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

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我国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好，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罢，正是这些人之“天性”在不断成为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昨天是，今天是，明天依然是！

整个时代的变迁是这样，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观点：制造业实体日子不好过是某某的责任。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电商会出现吗？有了互联网技术，电商会不出现吗？如果电商的商品不便宜，还得到淘宝总部去付钱取货，你还愿意吗？

其实，电商的背后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背后是时代的发展，而时代发展的背后，恰恰正是人性（图便宜、喜便捷、赶时髦等）的推动。总之，会有肩负推动时代发展使命的关键技术出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马克思曾经强调，人的发展的本质基于人的需要本性，需要提供永不衰竭的强大动力，砥砺人们保持发展常态，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前进。大到时代发展，中到社会治理，小到企业管理，发展之道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其“宗”便是人性的需要。

对于企业管理来讲，其本质就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性需求，进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为企业带来创造性的价值。这才是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目的所在。

正如笔者曾在2020年第八期的《企业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企业管理必须回归人的基点》一文中所强调的：“所有不是以这个目的而展开的管理，或是最终实现不了这个目的的管理，都是伪管理，都是无效管理。”因为，企业毕竟不是集中营，也许可以把人“管”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但让人缺乏或丧失了主观创造力，让企业成为一潭死水，这就偏离了管理的本质。

冯友兰先生也在他的哲学专著《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事物虽然千变万化，但在各种变化的底层，事物演变的法则并不改变。人如果懂得这些法则，按照这些法则来安排自己的行动，就可以使事物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演变。

对于人类社会，所谓的“底层代码”和“演变法则”便如笔者所总结的——人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前者是万变中的不变，后者则是不变中的万变，我们的应对法则就是要立于人性特征之不变来应对时代特征之万变。

人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上的差异。”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性是具有优与劣的两面性的。

人之本性源于人之本能，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即合理”。人性存在的合理性正是源于人的本能。那么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之下，人们自然会有了自私乃至贪婪的本性——因自私而占有，因贪婪而不断地占有。这是因为，无论是趋利还是避害，都需要物质的支撑，都需要环境的保障。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地实现“趋利避害”之本能，人们就需要更多更好的资源。

这种自私与贪婪，首先体现在人性的生存需求上。人们要生存，便要维持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这样一来，人们就需要拥有足够的食物、饮用水和药物。为此，人们要不停地去劳作、去换取，甚至是去抢夺。于是，能让人吃饱、吃好便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原始的动力。

其次，体现在人性的安全需求上。因为“避害”的本能人们便有了追求安全的人性。为了让自己更安全，人们需要拥有更多的资源来为自己构筑起安全的堡垒。让人类“欲罢不能”的，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就是一个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自私与贪婪成为常态的时候，人们便有了“贪便宜”的本性。在“趋利”的驱动下，人们总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更大的占有。尽管，从《圣经》开始就在告诫人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因贪小便宜而吃大亏的人依然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正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安全都需要利用和消耗一定的资源，所以人体便有了“懒惰”的本性。当我们试图进行身体活动时，就必须要调用额外的体内资源，这时大脑就会自动为我们“设定”“懒人模式”，或是开启“省电模式”。

在懒惰的本性之下，人们又有了“求舒适”“求便捷”的需求。于是“葛优躺”便成为人们向往“慵懒”的一种心领神会。因此，人们总是渴望能从天上掉馅饼，既省事又不费力，还比自己去做、去买快了很多。

“趋利避害”还表现在人有交际的需求。众所周知，人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是群居了，这种群居的本能或本性使得人们拥有在群体中寻求互爱互助、相伴同行的人性需求，也使人们拥有在群体中表现自身能力和水平、寻求价值感和成就感的心理需求。

与此同时，当人远离群体或在群体中不被认可时，就会产生孤独的心理。孤独感会给人带来无助甚至是恐惧，进而让人们产生不安的感觉，甚至会形成被伤害、被迫害的妄想。因此，从群居中获得安全感也是人类“避害”的反应之一。于是，在获得生理和安全上的需求满足后，社交需求便成为最先呈现出来的心理需求。

为了在群体中表现出自身能力和水平，体现更多的价值感与成就感，一边可以获得更多的身份与地位的认可与认同，一边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与精神的满足，人们便开始有了喜欢向别人炫耀、追求与众不同的心理需求。这也是今天“凡尔赛”大行其道的根源所在。

正是源于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价值感，人们又表现出“求尊重”的人性需求。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理念中，互相尊重是其核心的内涵，没有之一。在西方，尊重的思想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将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和“博爱”。在东方，按照傅斯年先生的话说：“春秋时人道主义固以发达。”

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群体社会中占有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多的尊重，拥有更多的荣耀，都是基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自我价值的实现被认为是个体对追求未来最高成就的人格倾向性，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人性需求成为人们追求理想、追逐梦想的原动力，是人们百折不挠、孜孜以求的内驱力。

在“自我实现”之下，人又有了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的“劣性”。为了追求更大、更高的自我实现，人们往往期望自己能够做出更大的事业，创造出更大的功绩，以标榜自己的价值与成就，进而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尊重以及更大的收益。于是，很多人便是急功近利，妄想一夜成名或一夜暴富。随之而来的，是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盲目冒进这样的问题成为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者的“标配”。

因此，我们说，人性是个“两面派”，而这又源于前文所说的人性的“两面性”。正如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中形容的那样：“高雅时髦与丑陋粗俗是人性这块普通硬币的两面。”因此，“人类既强大又虚弱，既卑琐又崇高，既能洞察入微又常常视而不见”（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狄德罗语）。

一方面，因为趋利避害的本能驱动，便有了人性中对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反映，人类便有了追求卓越的原动力和内驱力，这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即在面对多个选择时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最好的一个；而那些在体验上更加快乐、在感受上更加幸福的东西，人们往往更愿意为之而努力和付出，甚至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

马克思一再强调，“需要为‘人的本性’”。这种“本性”表现在：对生理（生存）的需求，因此涌现出许多产品；对安全的需求，因此人们不断地提升品质；对社交的需求，因此人们开发出更快捷高效的通信工具；对被尊重的需求，因此人们才将平等、博爱和自由视作普适的价值观；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才会有越来越精致的奢侈品出现。

有一种说法叫“世界是由懒人推动的”。的确如此，正是因为人有懒惰的天性，所以就诞生了许多的科技发明来迎合和满足这种天性所衍生的需求。懒得爬楼，就有了电梯；懒得走路，就有了汽车、火车和飞机；懒得洗衣服，就有了洗衣机；懒得逛街，于是有了电商；懒得出门，于是有了外卖。

但是，人性的另一面又在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私与贪婪让世界陷入不尽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之中，让人类蒙受巨大的损失，甚至是社会倒退。人对舒适、安稳的追求，又让他们不愿意舍弃确定性优势，放下既得利益，走出舒适区，让社会或企业步入发展的瓶颈期；人的傲慢与偏见，让人类自我和谐互信的成本居高不下；人的虚荣与自负，让人类总是因不遵循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而受到惩罚。

这种“异化”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空调在为人们带来“恒温”的同时，却使人类对自然界气温变化的调节机能日益减弱；交通工具的发达在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却使得人们奔跑甚至行走的能力与日俱减……总之，一切现代科技为人类带来的所谓文明与进步，都会以人们与自然的疏远、对本能的废弃为代价，最终也必将走向人类的反面。

正如苏联作家高尔基在《三人》中所言：“所有的人好像总是带有两重性的。在他们的胸腔里仿佛有一架天平，他们的心就好像天平的指针，在称其重量时，指针一会儿倾向这一边，一会儿倾向那一边。”的确，人性正是由正反两面性构成的。一边如果完全由着人性，自私与贪婪终会把人类带向自己的反面而难以自拔，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那一边，如果完全灭人欲、存天理，人类又将失去前进的动力，一样成为一潭死水。因此，人类一直是在两难中徘徊前行，螺旋上升。

《泰戈尔评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真理的一边是自由，另一边却是限制。”如果我们也将人心视为“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要一边不遗余力地弘扬善，一边坚定不移地遏制恶。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世界里砥砺前行，走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