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信使

我们的旅程首先将我们带回到19世纪末，来到一个业余科学家托马斯·斯托克曼所在的挪威小镇。当地经济依赖于旅游业和镇上的疗养温泉。在发现镇上的供水被当地一家制革厂的化学物质污染后，斯托克曼试图向镇上的居民发出警告，但没有成功。先是当地报纸拒绝发表他撰写的一篇关于这一发现的文章，而后，当他想在一次居民会议上宣布自己的发现时，却被人赶下了台。他和家人被小镇居民当作异类对待，他的女儿被学校开除，镇上的居民向他的家投掷石块，打碎了所有玻璃，让他的家人深陷恐慌。他们考虑过离开小镇，但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希望镇上的居民会接受并感激他们，但他们的一片苦心终被枉费。

这是1882年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人民公敌》里的情节（它于1978年被拍成电影，由史蒂夫·麦奎因主演，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也可以说是最出色的一次表演）。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它所描述的冲突对于19世纪末的观众来说却再熟悉不过了。今天，当一位反科学的总统将媒体斥为“美国人民的敌人”，保守派政客装傻充愣地允许整座城市受到铅中毒水源的威胁时，这个故事的可怕预言并没有被一些观察家所忽视。[1]《人民公敌》是一个关于科学与工业和企业利益冲突的典型警世故事。它对于一个世纪后所发生的这场气候战争而言，是一个恰当的隐喻。

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快进到20世纪中期，那时现代工业造谣活动的鼻祖出现了。这场活动是由烟草行业的领导者精心策划的，他们费尽心思地隐藏其产品令人成瘾和致命的证据。1969年，一位布朗和威廉森烟草公司的高管对这一事实供认不讳。[2]这份包含着证据的备忘录最终被公布，成为烟草业和美国政府之间达成的史上最大规模法律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这份文件和其他内部文件显示，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公司内部的科学家就已经明确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但他们还是选择参与这场精心策划的造谣活动，并向公众隐瞒这些威胁。

烟草业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聘请专家来诋毁其他得出同样结论的研究人员的工作。在这些爪牙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弗雷德里克·塞茨，他是一位固体物理学家，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并获得了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光环使他被烟草业视若珍宝。后来，烟草巨头理查德·雷诺兹雇用了塞茨，并付给他50万美元，让他利用自己的科学立场和地位来攻击所有将烟草与人类健康问题联系起来的科学观点和科学家。[3]塞茨是最早受雇的“科学否认者”。之后，此类人士越来越多。

在蕾切尔·卡森警告公众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又称“滴滴涕”）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后，农药制造商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采用烟草行业的伎俩。卡森于196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寂静的春天》开启了现代环保运动。[4]她描述了DDT是如何稀释白头海雕和其他鸟类的卵内成分，并杀死卵内的胚胎，从而使它们的交配次数减少的。农药在食物链、土壤和河流中累积，对野生动物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并最终对人类产生威胁。但一直到1972年，美国才禁止了对DDT的使用。

卡森因在一场针对行业组织发起的全面的“人格暗杀”运动中的不懈斗争而广受赞誉。这些行业组织对她进行了严重诽谤，称她是“激进分子”“歇斯底里的疯子”。DDT的最大生产商孟山都公司总裁称她是“自然平衡崇拜的狂热捍卫者”。[5]批评她的人甚至给她贴上了“大屠杀者”的标签。[6]即使在今天，被称为竞争企业研究所（CEI）的行业游说团体仍在诋毁这位去世已久的科学家，它坚称“因为一个人发出错误的警告，而导致世界上数百万人遭受了疟疾带来的痛苦以及致命的折磨，这个人就是蕾切尔·卡森”[7]。攻击卡森的人不想让人们知道的是，卡森从未呼吁禁止使用DDT，而只是呼吁停止滥用。DDT最终之所以被淘汰，不是因为卡森揭露了它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而是因为随着蚊子对它产生了抗药性，它也逐渐失去了效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森也曾警告说，过度使用DDT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8]我们由此看到一个早期的例子，即贪婪的公司为追求近期利润最大化而采取的短视行为往往会弄巧成拙。

公信力和诚信是科学家的基本素养，也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它们如同货币，可以让科学家成为值得信赖的公众沟通者。这就是为什么否认的力量会直接针对卡森，指责她有许多科学不端行为。为了回应这一争议，约翰·肯尼迪总统召集了一批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卡森的主张。1963年5月，该委员会发布报告，宣称卡森和她的科学发现无罪。[9]否认科学的人从来不会被“事实”这样恼人的东西吓倒，而类似的攻击今天依然在上演。请看2012年出现在保守的《福布斯》杂志上的一篇评论，题为《蕾切尔·卡森的致命幻想》，作者是亨利·米勒和格雷戈里·琼库。米勒和琼库是前文提到的竞争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米勒既是一个名为“乔治·马歇尔研究所”的行业游说团体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还是烟草业的支持者。[10]尽管卡森的科学发现得到了数十年来的研究的全面认可，但当时米勒和琼库在这篇评论中指责卡森“严重歪曲事实”“学术水平极低”“学术行为失当”。[11]虽然鸟类的数量一直受到杀虫剂的影响，但春天已经回归。为此，我们要感谢蕾切尔·卡森。[12]

得益于卡森和其他科学家在工业污染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方面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注意到其他威胁。例如，汽油和油漆工业产生的铅污染就受到了严格审查。接下来要登场的是赫伯特·内德勒曼，他的故事令人不安地联想到易卜生戏剧中的托马斯·斯托克曼。内德勒曼是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研究员，他的研究表明环境中的铅污染与儿童大脑发育之间存在关联。铅行业的拥护者试图诋毁内德勒曼和他的研究，他们策划了一场人格诽谤活动，无端地指控他的“科学不端”行为，这听起来似乎是在故技重演。[13]他两次被证明无罪。第一次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的一项全面调查，结果证明其无罪。这虽然听起来像是科学上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但他所任职的大学还是对他进行了单独调查。调查期间，他的档案柜被贴上了封条，不许他接触自己的文件，但调查者并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其有不当行为的证据。他关于如何检测慢性铅暴露的研究（这项研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无数独立研究所证实）可能已经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防止他们出现脑损伤的情况。[14]他的确是“人民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