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之风全球蔓延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开始看到包括酸雨和臭氧层损耗在内的真正的全球环境威胁。行业团体的底线可能会受到环境法规的影响，它们开始明显地加强对证明这些威胁的科学的攻击，当然还有对科学家本人的攻击。

否认主义的鼻祖弗雷德里克·塞茨是在烟草行业对科学发动战争的时候被招致麾下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得到烟草行业的慷慨资助，并创建了乔治·马歇尔研究所。[15]塞茨招募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创始人）和海洋学家威廉·尼伦贝格（曾任加州拉霍亚市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长）作为合作伙伴。内奥米·奥利斯克斯和埃里克·康韦在他们2010年出版的《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指出，这三人可以被称为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没有接受过环境科学方面的培训，因此他们从骨子里就不认可一切限制他们所认为的个人或公司自由的行为。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反对监管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阵营。[16]乔治·马歇尔研究所的成员借鉴了10年前塞茨作为烟草业爪牙时所采用的战术，给那些对他们所代表的强大既得利益构成威胁的科学领域播下怀疑的种子。

其中一个科学问题就是酸雨，我是20世纪70年代在新英格兰地区长大的，因此对酸雨现象非常熟悉。当时，日益增多的酸性降雨破坏了北美东部的湖泊、河流、小溪和森林。吉恩·利肯斯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即中西部燃煤发电厂当时正在制造二氧化硫污染物。利肯斯后来成为康涅狄格大学的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泰斗。

2017年4月，我在康涅狄格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我透露了自己成为否认气候变化机器的攻击目标的一些经历。在演讲后的晚宴上，利肯斯就坐在我旁边。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的经历听起来和我的很像！”我们吃沙拉时，他给我讲了一些我所熟悉却令人不安的故事，如有人给他的老板写了一些具有消极内容的投诉信、保守派政客充满敌意的态度、来自行业资助的“打手”和政客的攻击，以及各种诋毁他的科学发现的企图。正如利肯斯几年前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情况很糟糕，真的极其糟糕，有人想出钱搞臭我。”

利肯斯指的是一个名为“爱迪生电气研究所”的煤炭行业贸易组织，该组织承诺向所有愿意诋毁利肯斯的人提供近50万美元的资助。[17]威廉·尼伦贝格是前面提到的乔治·马歇尔研究所三人组的成员之一，当罗纳德·里根任命他为调查酸雨问题小组的主席时，他欣然接受了这一挑战。然而，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该委员会1984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重申了利肯斯和其他科学家的发现。但是，在一位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弗雷德·辛格所撰写的附录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正如奥利斯克斯和康韦所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推进污染排放的控制工作’。”这段轻描淡写的话足以使里根政府为其不作为的政策找到理由。[18]

幸运的是，那些否认者和气候怀疑论者并没有占上风。美国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最终政客们被迫做出回应，这正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运作方式。1990年，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清洁空气法案》，要求燃煤电厂在排放脱硫废水之前必须进行净化处理。他甚至引入了一种名为“限额交易”的机制，这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机制，允许污染者买卖限量的污染许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限额交易政策目前正在遭到大多数共和党人的嘲笑。这个政策是布什政府时期环境保护局局长威廉·赖利的创意。赖利是现代环保英雄，我有幸与他相识，并成为朋友。

我的家人经常去阿迪朗达克山脉西部的大穆斯湖度假。70年来，我妻子的家人一直是那里的常客。据我岳父母回忆，在20世纪70年代时，湖水的酸性很强，人们根本不需要在家洗澡，只需跳进湖里就会洗得干干净净。湖水清澈透底，因为里面没有生命。现在，野生动物又回来了，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虫子、鱼、青蛙、鸭子、鳄龟，还有潜水鸟的叫声萦绕在耳边。有时，你会看到一小队科学家在船上收集各种湖泊水体的样本，检测其化学成分和含量。受影响的生态系统仍未完全恢复，因为环境污染会破坏食物链、森林生态系统、水和土壤的化学成分，甚至在污染物消失后，这种破坏还可以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恕我直言，身处阿迪朗达克山脉，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人类正走在生态恢复的大道上，这一切都归功于基于市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

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认识到当时在喷雾器和冰箱中使用的氯氟碳化物导致低层臭氧层空洞不断扩大，而臭氧层能保护我们免受破坏性的强紫外线伤害。臭氧层的侵蚀使得南半球皮肤癌发病率不断攀升，也产生了其他对人类健康不利的影响。我的朋友，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气象系前系主任比尔·布伦，是最早研究相关大气化学的科学家之一。他写道：“一些进行这项开创性研究的科学家倡导展开行动，以消除臭氧层耗尽可能导致的危害，但他们的倡议遭到了猛烈的抨击。”[19]比尔指出，这种抨击有多种形式，制造商、用户和他们的政府代表发起的公关活动并不是为了阐明真相，而是为了混淆视听，质疑假设和科学证据的分量，并以其他方式让立法者和公众相信这些数据不可靠且无法据此采取行动。他补充说：“当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与他们的观点相悖时，或者当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被拒绝发表时，这些持相反观点的科学家、政府代表和行业发言人就会改变策略，诋毁整个同行评议过程。”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否认酸雨的弗雷德·辛格就是这些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中的一员。记住这个名字吧。

撇开那些唱反调的人不谈，1987年，包括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在内的46个国家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生产氟利昂制冷剂。从那时起，臭氧空洞缩小到几十年来最小。由此可见环境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有效的。但是，在酸雨和臭氧损耗方面，之所以能够出台政策解决方案，正是因为公众对政策制定者持续施加压力，同时两党都抱有诚意，政界人士也大力支持制定应对环境威胁的系统性解决方案。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到来，这种诚意几乎消失了。事实上，在2016年当选总统后，特朗普任命了一些人担任重要职位，这些人不仅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和威胁，而且几十年前，他们在由行业组织主导的否认臭氧损耗和酸雨的活动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你可以把他们看作“花钱雇来的万能否认者”[20]。

你也可以称他们为弗雷德里克·塞茨旗下否定科学的智库乔治·马歇尔研究所的精神继承者。20世纪80年代末，乔治·马歇尔研究所主要关注环境问题。但碰巧的是，建立这个研究所的本意并不是针对酸雨或臭氧损耗问题，相反，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对一个完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构成了威胁。在冷战后期，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从美苏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中操奇逐赢。尤其是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让它们获利颇丰，该计划也被称为“星球大战”，这是一个旨在击落太空核导弹的反弹道导弹计划。然而，真正勇敢反抗它们的人，是一位孤独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