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政治与集权式的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一　玄学的兴起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自从西汉后期儒学被定为一尊后，由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杂糅搭配而成、包罗万象的宇宙论，成为大一统的汉帝国巩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与此相辅而行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烦琐解释的“经学”。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动乱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家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其宗旨是“贵无”，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玄学的思维特点是超脱多样化的现世实物而直接诉诸本体。对本体的思考，对无限的思考，当然不能依靠纯经验性的观察，而必须运用抽象的哲理，一股力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思辨新风注入中国传统哲学的躯体，使之产生了新的生机勃勃的活力。其次，玄学虽然以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为根本，但玄学家所说的达到无限，不是像西方黑格尔哲学那样以达到对“绝对理念”纯思辨的抽象把握为最终目的，而是在现实的人生之中，特别是在情感之中去达到对无限的体验，这就使玄学与美学内在地联结在一起。魏晋时期兴起的“重自然”而轻雕饰的美学观念，以及新兴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等，便深深浸染着玄学风采。最后，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或“动违礼法”（《晋书》）“以放任为达”（《世说新语》）。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清）顾绣《竹林七贤图轴》

二　二学二教相与激荡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动乱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基本定型。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术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养料；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讲求归本返璞、归根复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祛病为宗旨的“房中术”，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它与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在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在魏晋时期，儒、玄二学既有冲突，又有相互吸引之处。玄学之士“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儒学之士则谴责玄学家只会谈老庄而轻蔑礼法。但是二学之中，儒学关注玄学的“救名教伪弊之功”，玄学中也出现了推动玄学向儒学靠拢的修正派。

道教从诞生之日起便与玄学结下不解之缘，道家哲学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与宗教理论的主干。道教还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学中的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之中。范文澜曾描述儒、道二教关系：“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中国通史简编》），确是中肯之论。

佛教和玄、儒、道的关系极为复杂。总的来说，玄、佛一拍即合，到了东晋，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相互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不断发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