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如山（1）
在我们那儿，大人管最小的孩子叫老小，所以，我管小姨叫老姨，管他就叫老姨夫。
在结婚之前，老姨对我这个叫法很不满，说给叫老了。她让我叫她小姨，我一叫老姨，她就偷偷地掐我脖颈子，揪得咯噔咯噔响，两三下，就一片的青紫，说是给我去去火。
我姥爷和我姥姥是后到一起的，俩人一共四个孩子，都是女孩。我大姨和我妈是姥爷带过来的。1940年，热河老家闹饥荒，姥爷一家往草绿的地方走，捡着啥是啥，吃老天爷的。我第一个姥姥是饿死在道上的，姥爷背着一个背篓，背篓里装着四岁的我妈，一只手牵着七岁的我大姨，一只手拄着一根柏树做的棍子，从河北走到了黑龙江。
我第二个姥姥，是姥爷在黑龙江认识的。她是一家三口从山东菏泽出来，走到黑龙江的时候，就剩下她和我三姨了。
老姨就是四姨，是我姥爷和第二个姥姥生的，比我三姨小十二岁，差了一轮。
在东北，老小受宠，加上和三个姐姐年岁差得太多，姐姐们都把她当女儿。在我们那儿，我老姨是一个名人，都知道纺织厂印染车间有一个大姑娘，能处对象，处过的对象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可处一个黄一个，二十好几了还没结婚。人长得俊，高鼻梁，大眼睛，腰是腰，条是条。附近的钢厂、化工厂一帮坏小子，有时候会在道上截她，吹口哨，塞纸条啥的。严重的时候，三个姐姐轮流护送着上下班。
关于我老姨结婚之前的事儿，属于说出开头就知道结尾那种，特没意思。处的十几个对象里，有厂长的儿子，车间主任的儿子，电厂的技术员，厂办学校的老师，都是别人主动追的她，也都是别人主动甩的她。只有她们厂的技术员是她主动的，可刚好没几天，技术员就收到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了富拉尔基。走之前，让我老姨等他，说一毕业就回来结婚。头一年，俩人一星期一封信。第二年，就两个多星期一封信了，说是学习太忙。我老姨去学校找过他，发现确实是忙，除了课程，还忙学生会的事。
我老姨晕车，坐火车都晕，从富拉尔基坐到哈尔滨，苦胆都快吐出来了。那次见面之后，两人还靠书信来往，保持一个月一封的样子。最近老姨再写信、寄钱都被退回来了，信封上盖了查无此人的蓝戳。算起来，那人也该毕业了。
我老姨夫姓房，家在富拉尔基的东郊，是菜农户口。老姨说他长得像豆杵子，不仅仅是个儿矮，脱了鞋跟我老姨一边高，应该也就是一米六五，还长了一双我老姨讨厌的小眼睛。但没办法，在和我老姨夫结婚之前，我老姨这岁数，加上处了十几个对象的纪录，给了上门提亲的人无限的勇气和信心，都敢把劳改释放的、死了媳妇的拿出来给她看了。摊开在桌上，扒拉又扒拉，拣了又拣，我老姨夫是这里边条件最好的。
结婚之前，我姥爷就不大喜欢这个老姑爷，除了听说他前几年总和人打仗以外，也烦他没事就哼哼唧唧地唱歌，男愁唱，女愁哭，压运势。我妈也不喜欢，说一个男的太能说，命薄。家里就我三姨喜欢他，说我老姨夫脑袋好使，转得快，没准将来就能出息。
虽说是我得叫他老姨夫，可我俩只差了十岁，他结婚那年，我十三，他二十三，我老姨比他大三岁，二十六了。他们俩是秋天结的婚，结在了我姥姥家。
结婚那天，学校的试验田收向日葵，规定不许请假。我放学，直接回到姥姥家，亲友都已经散了。我看见老姨穿了一身的红，眼睛也红红的，和我妈挤在当作新房的里屋，在偷偷地说话。
我老姨夫穿了一套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老高，用发胶定了型，上面还粘了亮片。拎着笤帚，站在外屋一地的瓜子皮和糖纸中间，好像正要清扫。看见我进来，龇牙笑了下，领我到厨房，掀开锅盖，原来偷偷地给我留了四喜丸子。
我和我妈说过这事，我妈说他“还挺有眼力见儿”。
结婚后，头半年还没看出什么。早上，俩人一起出门，老姨夫往左走，就侍弄郊区那片菜地。老姨往右走，去纺织厂上班。晚上，老姨下班，老姨夫已经做好了饭。吃完饭，看会儿电视，就睡觉了。半年后，蔬菜熟了一季，等新菜长出来的间隙，菜地没啥活儿了，老姨夫待在家里的时候就多了，我在姥姥家遇到老姨的时候也随着多了。
老姨夫左脸上有一道疤，平时看不大出来，喝了酒或者一冷一热，那块疤就会浮上来，像一个毛毛虫，腿脚昂扬，气势汹汹。老姨说，有一次下班回家，一推门，看见他坐在那儿喝茶，捧着一个玻璃杯，一半是茶叶，一半是水。抬头看她，怔怔的不说话，觉得一股寒气，兜头浇了下来。
我老姨夫不笑的时候，像一个土匪，笑的时候，像一个弥勒佛，所以，好像他一个人长了两副面孔。老姨有点怕他，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一睁眼，阴森森的，心里就一激灵。她说我老姨夫太怪了，不抽烟，但兜里总是揣着两盒烟，一盒好的，是良友，一盒次的，是羚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先掏出烟，放在桌上，再脱衣服，好像烟也是他的一件衣服。
我姥爷说过我老姨，结婚还不到半年，就总往家跑，也不怕人家笑话。
和原来比，那几年，富拉尔基不算太平。说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区，可距离齐齐哈尔市中心将近四十公里，更像是一个独立的城镇。最开始的时候，富拉尔基只有一家军工企业，生产军用物资，有点保密单位的意思。黑化、电厂、钢厂，是后来才有的事儿，属于军工企业的配套企业。富拉尔基纺织厂是周总理提议建立的，纺织厂多是女工，解决了重工企业男工的婚配问题。随着大烟囱越来越多，人口也跟着稠密了起来。每家厂子都有自己的食堂、商店、医院、幼儿园，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在一个院子里就都能完成了。
前几年，大伙工资上下也差不到哪去，人也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富拉尔基治安好，厂子的保卫科，一天天除了抽烟、喝茶，就是打盹、扯老婆舌，闲出屁来。最近两三年，保卫科成了厂里最忙的了。富拉尔基有些厂子效益不好，已经开不出工资了。有的厂子还开工资，可也只能开一半。有的厂子开始陆续下岗，家属区里也开始丢东西。刚开始丢的也就是门口的秋白菜、窗户下边的大葱什么的，后来就有丢自行车的，入室盗窃这种事也出现了。
就连我家的气氛也跟着变得凝重，晚上吃饭的时候，爸妈聊天。我爸说：“早晚的事儿，她那样的，指定跑不了。”
我问：“咋了，谁跑不了了？”
我妈瞪了我一眼，“吃你的饭，不好好学习，你也得下岗，到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我爸说：“你得好好和你那老妹子唠唠，结婚了，就收收心吧，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工人有啥不好的？工人阶级可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再整天琢磨那些歪门邪道，连工人她都当不成了。”
我妈说：“这下有了，也不能打啊，扑奔来的，毕竟一条命。多大的心啊还不收心！”
我爸接着说：“以前处了那么多的对象，人家不都跟她黄了嘛，谁看不出她那点小主意啊。他老姨夫虽说是个菜农，咋也比那些不务正业的强点，结婚了，还总往娘家跑，也不怪你老妹夫半宿半夜地出去瞎转悠，让人家说三道四的。有了孩子，也算好事，就都消停点，好好过日子吧。”
和我爸预料的差不多，在我老姨显怀的时候，接到了纺织厂的下岗通知。我不知道老姨和老姨夫什么反应，反正我妈在家是哭了好几场。我妈是我们厂办小学的语文老师，平时说话也挺讲究，就是称呼我老姨夫的时候不讲究，“你老姨没工作了，你老姨夫那个穷命鬼，就种那点菜，怎么养活他们娘俩啊。”“孩子还没生，当妈的饭碗子就没了。”
我爸坐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也不说话。
最近这一年，富拉尔基出现了刨锛的。说是从沈阳那边过来的一伙人，专门挑背静地方下手。富拉尔基真的有几个人在下班路上，让人在后脑勺上来一刨锛，抢了钱包。有的被刨得满脑袋是血，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这还算好的，有更倒霉的，让人刨成了植物人。躺在床上，生不知，死不知，就那么昏迷着。还有人说在沈阳，有当场给锛死的。
富拉尔基人心惶惶，我们每天放学，老师都叮嘱：“放学就回家，别瞎跑。”
派出所、保卫科彻底忙起来了，重点排查外来人员、下岗职工和没有正式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排查来排查去，还排查到我老姨夫头上。有人看见他，连着好几天，半夜不睡觉，在外边转悠，形迹非常可疑。两个警察问了老半天，在本子上一一记下，还叫他按了手印。据说，我老姨夫那天说话挺冲，说：“怀疑我，就抓我得了呗，你们费这事儿干啥。”
我姥爷心疼老丫头，一方面是下岗，没了工作；一方面是惦记着我老姨大着肚子，还住在人家的冷山房里。原来就在家里总叨咕：“老小这命啊。”这次老姨夫被派出所找上门，更刺激了他，拿出当年闯关东的那股狠劲儿，命令我老姨夫，把租的偏厦子退了，搬回来住。“能省点是点，一年房钱，能给孩子买多少槽子糕。”
话虽是这么说，老姨夫在我姥姥家也没有得到什么好脸色，别的不说，我姥爷整天阴沉着脸，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就够他受的了。再加上，我妈一回去也耷拉着个脸，一色儿用下巴和他说话。见面了，抬抬下巴；走了，再抬抬下巴。
要我说，我妈对我老姨夫他媳妇是真好，我都怀疑她才是我老姨的妈。自从老姨搬回来，住进结婚前的那个里间之后，我妈就更频繁地回娘家。每次都带点麦乳精、桃罐头什么的，不许我吃，说是给我老姨补身体的。有时候，也带我去，我知道，她是为了回家时，好有个人壮胆。
每次我去，老姨夫就和我没话找话地说话，在这个家里，他也就能在我这儿找到点存在感。他把我当大人，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不像我爸我妈，跟我都是清一色地用祈使句。
回去的路上，我妈总问我：“他和你说啥了？”我简单说还不行，必须一字一句地复述，搞得我再去姥姥家，紧张得跟考试似的，生怕漏掉什么。
就有一次，我说看见老姨夫右手破了，好像是练武练的。我妈问：“为什么？”我说：“我们学校有人打沙袋子，手就那样。”那天，我妈没逼我细说，像有什么急事似的，紧着走，害得我走几步，就得小跑几步。
老姨夫眼睛里有活儿，每次去我姥姥家，他都在干活，修理关不严的门，粘自行车轮胎，给院子铺上红砖。我老姨夫有个毛病，一边干活儿，一边哼歌。他一哼歌，屋里就摔盆子摔碗。屋里一摔盆子摔碗，他就小点声。
自从我老姨夫开始收鸡，家里气氛才有所缓和。我老姨吃上烧鸡的时候多了，我也经常跟着能混到一个鸡腿、两个翅膀之类的。再去姥姥家，碰见老姨夫的时候就相应地少了，每次都说是“下屯收鸡去了”。
有几次碰巧，老姨夫在院子里收拾鸡，我就蹲在一旁看。他是帮富拉尔基的两个烧鸡店收鸡，骑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两个大筐，附近十里八乡地转悠，专收老母鸡。
每次回来，得杀鸡，煺毛，掏出内脏，用菜刀背把鸡腿敲折，塞进肚子，脖子弯回来，靠在背上。老姨夫干活手脚利索，不糊弄人，收拾得干净，两个烧鸡店都愿意收他的鸡，收完了，可以直接放进炉子里烤，不用再收拾了。我妈说他“赚中间的差价”。
收拾鸡的时候，臭味熏天，我得捏着鼻子和他说话。他倒不在乎，一边烧开水，给鸡煺毛，一边哼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老姨夫的手好像天生没有知觉，水还开着，就能伸手进去煺毛。手也快，三下五除二就能煺好一只鸡。煺下的鸡毛，摘下的内脏，随手装在一个尼龙丝袋子里。干完活儿，除了水渍，地上啥都没有，干干净净。
我最愿意看老姨夫检查电路，食指直接伸进插座里，听见他嘴里嘶了一声，我就知道有电。要是没动静，就知道是这个插座坏了，就得帮着找螺丝刀子，拧螺丝了。
我老姨说他，干活儿虎了吧唧的。
老姨夫手巧，我看见他腰里挂了一串钥匙，除了钥匙、指甲钳这些东西，最显眼的就是一个用点滴管子编的金鱼，两只鱼眼睛鼓鼓的，红色，尾巴弯曲，好像是一摆一摆地在游泳。
我和他说想要一把《水浒传》里提到的那种戒刀。没几天，再去我姥姥家，他悄悄地告诉我，就藏在了他放自行车的地方，用报纸包着。
戒刀也就半米长短，一整根松木做的，应该是用锛子一点一点抠出大致的形状，用细刨子挨个儿棱面刨，最后用砂纸打。
刀头宽，刀背厚，刀刃薄，刀柄处还系了红布。一挥动，有破风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