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如山（2）

我爸也下岗了，和我老姨也就隔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我爸特生气，一个劲儿地叨咕：“我一个市先进工作者和一帮二流子一样了。”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我爸说，厂长答应他，效益好转一点，就请他回来坐镇，机修车间可少不了他这种大拿。可现在他也不得不和我老姨一样，端着一个搪瓷盆子，上面有红色的印字“建厂三十五年”，回家了。盆里装着几副劳保手套，一个喝茶的搪瓷缸子，两套工作服，几把钥匙，一个市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下岗了，自谋了”。那时候，他们管自谋生路，都叫自谋。

那天晚上，我爸喝了酒，以前每天晚上吃饭，他也喝酒，不多，二两半的口杯，也就一杯。那天晚上我爸喝了两杯，还想喝，被我妈抢了酒杯，说“吃饭”。

我妈替他想过，买个摩托拉脚，厂门口卖个盒饭或者是开小卖店等不下十来个事，可我爸觉得自己是一级工，市先进工作者，名字还上过报纸，“不能和那些盲流子一样”。

他和我老姨夫收鸡也是被我妈骂去的，赌气囊塞的，推着原来上下班骑的那辆二八大杠，叮啷咣当地往外走。以前，每次有我老姨夫在的场合，我爸都穿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工作服右胸口那儿印了蓝色的“富钢”字样，工作服好像是他的铠甲。自从下岗后，他再也不穿那件工作服了，也一次都没回我姥姥家，更没见过我老姨夫。

这次去收鸡，跟杀了他一样。

其实，他和我老姨夫下屯收鸡，也是站在院墙外边，不进去，也不帮忙，全耍我老姨夫一个人，我老姨夫就等于来回多个陪聊的。我爸和我妈说：“你那老妹夫，挺狂。”我老姨夫和他在道上唠嗑，说想整一台摩托车，他都看好了，雅马哈的，红色。说到时候就弄一根绳儿，一头拴在摩托车上，一头拴在我爸的自行车上，上坡的时候，省劲儿。他说还想整一副皮护膝，棉手闷子，棉帽子，针织的大围脖，就露出一双眼睛。他说刚入秋，可小风挺硬，往骨头缝里钻。

也就去了三四回，我爸就死活不去了，和我妈说：“你那老妹夫，歪心眼太多，早晚得出事。”

第一天，我老姨夫和卖鸡的人家打赌，说他上手一抄，就知道斤两。要是上下差出去二两，收购价格就翻一倍，要是在二两以内，就便宜一半。

我爸说他：“收鸡收多了，手上有准头，每回都是他赢。”“我也看出来了，他也不是谁家都这么干，净找老实人家，激人家和他噶东。”

第二天，俩人收完一个屯子的鸡往外走，到屯头的时候，我老姨夫一把就薅住了一只闲逛的鸡，塞进筐里，继续走，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爸说他：“杀鸡杀多了，身上有杀气。鸡看见他，都不敢动。”

第三天，也是快收完，要走了。他和我爸说：“二姐夫等我会儿，我方便下。”原来，他跑到屯子里总耍钱的一家，和人押三张去了。我爸问清楚了，找到他的时候，老姨夫手里攥着三四十块钱，看见我爸说：“再等会儿。”押三张，就是对面一个人，抽了扑克牌里，两张黑桃，一张红桃，翻扣在一个桌上。三张牌来回倒换，停下后，根据记忆挂钱，挂中红桃的赢。

我老姨夫先前应该是输了，说要验牌，拿过三张牌挨个儿看了一遍，还回去。此后次次中，五六把之后，就说“太晚了”，“不玩了，得回家了”。对方几个人不让走，说：“你以为我没看见啊，你验牌的时候，是不是在红桃的后面，刻了一指甲。”

我爸说收鸡“不是人干的活儿”，“起早贪黑，坑蒙拐骗的”。

入秋的时候，我老姨肚子就大得看不见自己的脚了，我妈找厂医院大夫给看了，说不是双胞胎，可仍然让人担心。我老姨怀孕反应大，没事就吐，吃不下啥，不能睁眼睛，一睁眼，就迷糊，天旋地转，得成天躺着，跟晕车似的。我姥姥说，这孩子磨人。

老姨夫走那天，谁都不知道，就和我老姨说了一嘴。可我老姨迷迷糊糊的，也没听太清楚，好像说是“出去挣点钱，生孩子的时候回来”。我妈帮着检查了一下，我老姨夫带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件旧军大衣也拿走了。我妈说：“这是打算在外边长干啊，还是咋地？”

我爸倒是开始理解了，“老婆下岗，他还是一个菜农，住在老丈人家，要工作没工作，要房子没房子，眼瞅着就又多了一张嘴吃饭，怎么活啊。该咋是咋，还挺有刚。”

那个时候，是1989年，第二年我就该考初中了。我妈是老师，在她看来，这场中考不仅仅是我的考试，也是她的考试。她说我要考不上重点，要么她就地打死我，要么她吃点药，不活了。

我那时候不争气，偏科严重，数学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克星。什么分数除法，什么应用题，我们两两相望，互相绝望。别看我妈教语文，偏偏数学也好，看我那样就愈发气不打一处来，拎着那把老姨夫给我做的戒刀，寸步不离地看着我，以至于她去姥姥家的次数都少了。

我爸那时候比我更不省心，下岗之后，这个不愿意干，那个干不了，越待脾气越大。我妈成了家里最忙的人，和我爸打完仗，转身再打我。挂在嘴边的都是“老的老的不省心，小的小的不省心”这类话。

其实，1989年的时候，不光是我妈，整个富拉尔基人的脾气都暴。在我们上学的路上，路边经常有靠在摩托车上，等着拉脚的人，因为抢生意，刚刚还一起聊天的两个人，转眼就能骨碌到一起，巴掌、脚丫子冒烟咕咚地招呼。搭车的人，安静地站在一边，等他们打完了，跟着打胜的一方走。

我家一左一右，住的都是我爸的工友，还有几个是一个车间的，经常聚在门口，主要内容就是骂人。骂厂长，“贪污受贿，好好的厂子，给整黄了”。骂政府，“忘本了，抛弃工人老大哥了”。骂这狗逼的世界，“人都变坏了”。

我早晨上学走的时候，他们在骂人。我放学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骂人。下岗后，骂人，成了他们的工作。

我老姨生产的前几天，我爸终于又开始工作了。他和两个徒弟一起承包了一个录像厅，就在原来厂子的东侧门，两间平房，门和窗户都用棉门帘子挡着。屋里唯一的光源来自墙角一台二十九寸的电视，电视机旁边是三台录像机，二十四小时循环放映。我爸和他那两个徒弟在门口轮流卖票，也是三班倒。两块钱一张，五块钱不清场。放的片子也讲究，按照演员放，今天是周润发专场，明天是李连杰专场，后天是成龙专场，大后天是刘德华专场。

我听到小弟弟出生的消息就是在我爸的录像厅里，当时正放的是刘德华主演的《大冒险家》。关之琳在给一个黑社会头子按摩，那个人转头问：“我很脏吗？”随后，关之琳面无表情地骑到他的背上按。

老姨家的弟弟出生时是五斤八两，浑身红紫，一声不吭。医生倒拎着两脚，啪啪地拍打后背，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我老姨也哭，骂那个穷命鬼“死哪儿去了”。我姥爷在外边骂“瘪犊子玩意儿，让狼给掏了？媳妇生孩子都不回来”。我姥姥和我那几个姨跟着一起屋里屋外地哭。

我是在老姨出月子后，才看见我那个小弟弟的。小耗子一样，闭着眼睛，净知道哭。我老姨奶水不好，一对乳房干瘪着，被他含在嘴里，裹几口，就吐出来，发出猫一样的哭声。

我爸他们的录像厅，也是在这时候被查封的。警察接到电话，说他们一到半夜就放黄色录像，都是《金瓶双艳》《七擒七纵七色狼》《洞房艳史》啥的。那天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二场雪，是小雪，薄薄的一层，小米粒一样撒在第一场雪后结的冰上，一走一打滑。天儿嘎嘎冷，可太阳很好，阳光细长，质地明媚，隔着蒙在窗户上的塑料布，泼洒了那么多让人害臊的温柔。

派出所的电话打到了姥姥家，正好是我妈接的。放下电话，就去穿大衣，围巾胡乱地缠在脖子上，准备去派出所。一拉开门，发出一声尖叫。

门口站着一个人，穿一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军大衣，腰上系着一个围脖，长的一头，垂在胯骨了。手里拎着一个写有天津字样的绿色提包。头发长，胡子乱，遮挡了大半的脸。一身的怪味，能呛人一个跟头。

家里人，包括姥姥、姥爷、我妈都跟被孙悟空的定身法给定住了似的，看着我老姨夫驾着一股汗酸味进屋，趴在里屋门口，看一眼我老姨和他刚刚满月的儿子。转头跟我姥爷姥姥说：“爸、妈，我回来了……”话没说完，牛一样地，发出呜呜的哭声。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我老姨夫站在外屋地上，一边掉眼泪，一边脱掉军大衣，撕开衬里，连棉花带钱，一把一把地往外掏。掏完这边，再撕开另一边的里衬，再往外掏。掏完军大衣里的，还有棉袄里的，最后一把钱，是从衬裤里掏出来的，他在衬裤里缝了一个兜。

地上花花绿绿的钱，散落在白色的棉花中间，像是海浪中间起伏的船，像是他们结婚时一地的糖纸。

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空气里，颗粒飞舞，我屏住了呼吸，怕被呛着。我姥姥在飞舞的灰尘中间，挓挲着双手，倒换着双脚，嘴里说“哎呀呀……”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