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回顾我长期的研究生活，我认为我与哲学，特别是现象学，以及与山口一郎先生的相遇，都绝非偶然。以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论文研究为基础，从撰写《组织与市场》（千仓书房，1974年）一书开始，到撰写《组织现象的理论与测定》（合著，千仓书房，1978年），一直到完成《日美企业的管理比较》这本书（合著，日本经济新闻社，1983年）为止，我在当时主导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等传统的数量化和实证性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以“信息资讯处理模式”为基础，将组织视为像计算机一样的“信息资讯处理系统”。
然而，在我回到日本并开始以日本企业为研究对象后，我对传统的西方管理理论中将组织视为机械的观点逐渐产生不满。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回应，我写了《企业进化论》（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年），这本书揭示了日本将组织看作生命体的观念。我在序言中提到，传统的管理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类能力的悲观观点”上的，并质疑这“是否实际上剥夺了人类的自由和自律性”。另外，序言中还提出了“在这个充满未知的环境中，企业必须主导性地创造信息，并向外部环境提出积极的建议”的观点。
如今30多年过去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和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发展，市场和组织都面临着急剧的变化。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依据来生存呢？我认为，答案只存在于两种“知识”之中：一种是经历了无数巨变的时代后，仍然多次存活下来的、人类无意识创造出来的“隐性知识”；另一种是有意识创造出来的“显性知识”。然而在撰写《企业进化论》时，我采用的副书名是“信息创造的管理”，虽然文中有“信息创造和知识化”这样的表述，但是对于“知识化”这一概念，我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因为那时“知识创造”的想法还没有形成。
在5年后出版的《知识创造管理》（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一书中，我终于提出了“知识创造”这个概念。又过了5年，英文书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1]（合著，1995年），提出了组织性知识创造理论，这一理论包含SECI模型理论［即经由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的变化过程，将个人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共享的知识形式框架］，可以用于解释组织性知识创造过程。这些著作获得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高度评价，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与英语中“a piece of information”这个短语字面所描述的“零碎信息”不同，知识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体现了“a body of knowledge”所表现的“体系性”，而这种“体系性”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关系中，最为紧密的联系存在于组织和地域之间，也就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小社会”之中。组织和知识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我们也可以认为组织存在的理由，就是知识创造。
知识这一概念，虽然是一门需要逐渐深入研究的学问，但是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通常被译为“知识论”或“认识论”，即“epistemology”。因此，若是想要理解知识的话，就不能忽视哲学。正因如此，我开始自学哲学。而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哲学兴趣的，是我在石川县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JAIST）——日本首个大学院大学[2]的时期。彼时，我被聘请为世界上首个知识科学研究科的科长。JAIST的创校校长——庆伊富长先生，与提出SECI模型中不可或缺的“隐性知识”概念的迈克尔·波兰尼（1891—1976）相识。尽管波兰尼被视为接近诺贝尔奖的学者，但他在50岁时将研究领域从物理化学转向了科学哲学。庆伊富长先生出版过波兰尼的日文译著——《创造性想象力》（ハーベスト社，1987年）以及一本关于它的解说书《创发的隐性知识》（合著，青玄社，1987年）。
此外，JAIST所在的石川县，也被认为是日本第一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出生地。我有机会带领学生们参观了位于旧宇之气町的石川县西田几多郎纪念哲学馆，并且阅读了他的著作。他的哲学被称为“场所的哲学”，因此我也得以将“场”这一新的概念，加入组织性知识创造理论中去。
在随后出版的《管理流程》（合著，东洋经济新报社，2010年）一书中，我继续将哲学作为知识创造理论的基础进行研究，而本书所涉及的一个主流哲学流派——现象学，则进一步丰富了我对SECI模型的理解和解释。现象学是由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创造的思想流派。为了帮助各位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现象学，本书是以我与日本现象学泰斗山口一郎先生合著的形式呈现的。本书包含了山口先生和我的对话，以及我们分别就现象学和管理学进行论述的部分。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中，作为复杂决策和行动的依据，人文艺术的核心——哲学思考，其重要性正在被重新评估。我们希望通过了解哲学所揭示的本质，读者能够有机会重新认识管理。
从开始构思这本书，到我与山口先生进行互动，一直到成书出版的这段时间里，我受到了许多人的照顾和帮助。首先，与本书中出现的案例企业相关人员的对话，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此外，在由瑞可利职业（Recruit Works）研究所发行的、已迎来第100期的组织与人事管理杂志Works进行采访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胜见明先生和荻野进介先生的许多建议。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全国旅行，类似于电影《弥次喜多道中记》中的情节。此外，我有幸与从《创造知识的企业》出版以来一直携手深耕研究领域的合作伙伴——梅本胜博先生一起，通过学术对话和知识的相互碰撞，不断精炼文笔，显著提升了书稿的整体质量。而在野中研究室中，研究助手川田弓子、宇野宏泰和三原光明，也都充分运用了他们专业的学术知识和强大的体力，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努力。另外，角川（KADOKAWA）出版社的藤冈岳哉先生，在“管理学×哲学”这一具有挑战性的主题上给予的耐心支持，使这本书最终圆满付梓。在此，我要对与所有这些人的“相遇”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此做出的贡献。
野中郁次郎
[1]中译本《创造知识的企业》2019年9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注
[2]日本的“大学院大学”指仅开展继大学本科教育之后更高层次教育活动的机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