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初版译者序

《无望的逃离》是俄罗斯当代的一部不无荒诞意味的家庭、情爱小说，但作家以一个中层知识分子的情爱旅程杂呈着都市人生众相，为读者营构了一幅生动鲜活的20世纪末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裂变的云图。

一个四十四岁的莫斯科知识分子通过婚后二十余年充满欲望的滥情生活及数次与情人出逃的图谋，实施着“逃离”“围城”的人生跋涉。与这一情爱之旅互为映衬的，是他在由党政机关而科研所，由下海经商失败后屈做停车场守门人，最后跳槽易职到银行的求生存的经历，他由此逃避着充满动荡、变异的社会现实。小说主人公无望的双重逃离构成了这个故事的情节主干。与此同时，在这五十多万字的篇幅中，我们看到了苏联及其解体后俄国党政人员仕途的沉浮、科技人员为生存而斗争的艰辛、老一代苏军将校暮年的苦难、年轻一代的成长及与命运的拼搏、不同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一个个性情品格、信仰观念迥异的知识分子个性来展现的。小说中的一幕幕人生窘况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心态构成了情节主干的枝蔓。

作者对主人公奥列格·巴士马科夫家庭及情爱生活的描摹叙述，并非只是想简单地表现一个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沉沦与堕落，而是想以此来展示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知识分子在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索中心理和生理层面所发生的裂变——艾斯凯帕尔（逃离者）现象。

以“艾斯凯帕尔”自诩并自嘲的巴士马科夫在心理与生理上的裂变，缘起于他对数十年家庭生活的“平庸”和“烦恼”的逃避，对生活中“新奇”“自由”的追求。社会转型、价值观念的更替为此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条件，也加剧了这种逃避与追求的烈度。巴士马科夫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寻异化为要冲出家的“藩篱”、对身心的放纵。他试图在情欲的满足中求得没有“限制”和“束缚”的心灵自由，这便是他一次次殚精竭虑、欲罢不能的情爱冒险的直接原因。在社会生活中，他因一桩冤案遭贬，仕途的无望导致他对现实的失望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于是他在屈辱中麻木，又在麻木中屈辱，永远怯于冲决，将精神空虚留给了生理的欲求。他迎合着市场经济中的金钱法则，不断泯灭着心中的尊严与正义。他一度在床榻上、电视前、酒杯旁虚度终日，为逃离现实寻找着理性的依据：“在现实中需要一种奥勃洛莫夫[1]式的坚忍不拔，无须忙乱，不必安顿好自己迎合这种不公，毋庸寻找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因为任何一个安于这种体制并习惯于在其中生活的人都会成为维系这个可耻的社会机制的结构中的一颗铆钉。”

在这位逃离者的无为中，确有其对现实的批判与抵制，然而，他在这一生存逻辑引领下的逃离不但没有可能将可耻的社会“拖垮”，反而造成了他不断迁徙漂流的人生窘态，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暧昧和盲目。主人公无法摆脱平凡人生中各种具体琐屑的世俗困扰，既不能在社会转型中以一种崇高的理性标准来处理生存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包括人与人的关系，更不具备强大的道德力量来批判时代的乖戾、荒谬，而是选择了“逃离”作为其人生哲学。他不仅没有实现“新生”，反而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亲情，也丢弃了作为文化人的人格。被逐出团委机关，科研所解散后的下海，找女人，去银行，他在每一次与社会转型有关的逃离中完成着人生的阶段性追求。但他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真正属于他，他也同样不能在他的所得中找到心灵的归属感。放纵身心所得到的是更为沉重的心理和精神负累，孤注一掷的投入与奋争换来的是既往的生活轨迹凸现在心头的道道伤痕。固然，主人公与其邂逅的一个个女人之间情与欲的放纵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或缘于少年生活经验的缺乏，或屈从于她者的引诱，或失足于冲动一时的欲念，或缘于与妻子的龃龉……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奥列格从来也没有打算让家庭解体，亦无抛弃贤惠温柔妻子和可爱女儿的初衷。但种种偶然的失足掩盖着他失去精神支撑后对日常生活中应负起的责任和义务盲目而荒唐的逃离，这是他厌恶现实后变相报复社会，是他自己的怯懦，也是他失去了对自己和他人的人文关怀后负面人格的膨胀。这位逃离者始终有一种“脚被夹在两条铁轨之间的感觉，一趟可怕的变革的列车披着万道霞光，呼啸着向他疾驰而来”。小说的结尾，期待着即将与情人逃往塞浦路斯的巴士马科夫身陷妻子与情人同时来到面前的尴尬境地，情急之中他逃进邻家的阳台，不料却从十一层楼跌落，挂在了阳台上的木箱上，定格在上够不着天、下够不着地的“过程状态”。无望逃离后的“悬空”成了他一生命运的绝妙注解。继19世纪的奥涅金、毕巧林、奥勃洛莫夫之后，逃离者巴士马科夫是20世纪末的又一个新型的俄罗斯多余人。

小说中的哲学教师尤里·阿尔先尼耶维奇是一个在商业实用主义时代乐道于自己所钻研的“无用”哲学专业的学者，一个试图隐于喧闹的市场社会深处的微带倦态的行者。与这位逃离者相反，卡拉科津以某种凛然正义的抗争实践着他对人的生存真理自以为无误的认识，也体现了另一种颇具历史特征的典型心态。这位正义的知识分子“骑士”以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的理智与价值观念，以及无私无畏的爱的神力能够强制性地取得最终的胜利——即使这需要以身躯的牺牲为代价。这一想法的悖谬之处，恰恰在于他以苏维埃式恒定不变的目光观察、处理变动不定的现实，从而最终导致了价值与事实之间的错位。当他挥舞着真理与正义的大旗，为祖国与人民美好的未来高声疾呼、奋勇进击，最后在保卫（莫斯科）白宫的战斗中被烈火烧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似乎不再是英雄式的悲壮，而是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与可笑。斯拉宾逊是变革时代中俄罗斯民族心态裂变的畸形儿、以自我为核心的“充沛饱满的主体精神”投入社会转型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心理的逆向位移表现在：在保留着一种传统人文精神和爱国情绪的同时，他选择了一种以物质的实惠和感官的快乐为最高准则的生活方式。昔日的科研所党委书记、后来成为莫斯科一家银行人事部副部长的盖尔克是成熟于旧体制而“改型”于新体制中的一个怪胎、在新旧体制中混世的一个魔王、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耍尽奸猾的游蛇。驼鹿银行行长尤纳可夫与百万富翁阿瓦尔采夫是以牺牲民众、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带着社会转型时期的血污走上社会舞台的。他们或利用原先在苏联时期的权力，或采用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得金钱与权势，满足着自己的贪欲与情欲，从而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人”。他们是心态被扭曲且自我扭曲的“俄罗斯新贵”。

鲍里斯·伊萨科维奇是个对苏维埃社会和苏联军队怀着无限深情的老将军，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依然保留着苏维埃人心理和信念理想的红军老战士。生活的激流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将他卷入了动荡不安的现实中。他不顾古稀之年和病弱之躯，参与了捍卫苏维埃祖国、军队和民族荣誉的斗争，最后献出了生命。他的暮年人生是不甘屈辱的苏维埃军人一曲凄怨动人的心灵绝唱。读者在巴士马科夫的女儿与女婿身上看到的是世纪末俄罗斯社会中求真求实的新一代。他们愤世嫉俗，但不停留于对现实中压抑与烦躁的无奈体察，没有屈从于不可遏制的拜金主义原则，也不追求英雄主义的“崇高”，以卵击石地捍卫已经成为历史的“苏维埃”，而是“智慧在心，技术在手”，敢于创造新状态、敢于生存于新状态的当代新型知识拥有者的形象。他们生存在既不理性化也非完全物质化的现实中，在爱情、家庭、事业、物质财富等方面的成就是其生存原则最好的导语。

主人公的妻子、中学教师卡嘉是小说中富有人性魅力并闪烁着光彩的知识女性。她并没有忧国忧民的宏大忧思，却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克服着自身的消极与软弱，守望着家庭与爱，实现着自身价值。卡拉科津的妻子，“公主”列雅尽管受过高等教育，却毫无知识女性的人格与品性。她犹如一朵浮艳的凌霄花，难能凭自己的枝干直立起来，总以攀缘的天性向高处、富处盼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她将自己摆在了商品社会的商品柜台上，待价而沽，听任有钱人的选择和购买，成为丈夫人生悲剧的重大责任者之一。年轻女性奥克桑娜在多变的生活中无法把握自己，其生命追求所激发的拼搏与冒险多表现为为了原欲的肉体的付出与糟践。尼娜·契尔涅茨卡娅生性善良，懂爱敢爱，为着自己的儿子罄尽心血，却无力挣脱商品社会套在她脖子上的枷锁，从一个性感、快活的科研所女技师沦落为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肮脏病态的乞讨者，一个失去了家庭和唯一的儿子的新时期“无产者”。她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上述人物都是独立而自足的心理个体，又是当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心态结构中某个层位的代表。他们构成的整体便是俄罗斯民族精英——知识分子——心态裂变的一幅无法分割、无法剥离、气韵贯通的“云图”，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各异、处境不同的人物世界，牢牢吸引着读者的审美目光。这也许就是作家给读者开辟的一个与以因果情节链为主的传统俄罗斯小说有所区别的阅读领域。

《无望的逃离》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手法的小说，却体现出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在20世纪末的某种异变：新的意义系统的创造和新的美学形式的实验。

小说的内在意义体现在对历史巨变、转折时刻的艾斯凯帕尔形象复杂人性内涵的揭示上。作为对传统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的继承，《无望的逃离》具有浓郁的历史底蕴。小说中巴士马科夫逃离家庭、逃离现实的一次次企图发生在苏联解体前后社会转型、价值观念急速变化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作者用主人公对二十余年充满欲望的情爱生活的感悟贯穿起了20世纪末俄罗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事态万象。但作者没有将人性批判政治化，而是将人格审视生活化、哲理化了。小说的意义内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跃到人性本位的立场，作者不是以“政治变革者”的身份来评判，而是从“人学”——人格、心理、心态等——角度去度量人物，这是对19世纪俄国“多余人”重要的社会情结的一种超越。

从巴士马科夫裂变的心态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一人物思想的消极、存在的虚无、行动的无能。巴士马科夫与他的先驱们一样，逃离现实、躲避崇高或许是因为时代缺乏了理想、激情与希望。在20世纪末这个充满丑恶、苦难，而又以政治、经济强力为生存“发条”的时代，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有软弱的权利。但它不应成为逃离的借口，更不能成为知识分子面对丑恶、苦难的唯一声音。这是小说提供给读者的一个颇具哲理意味的启示。但与此同时，作家似乎又在告诉读者，知识分子因失去人文关怀而负面人格膨胀时，会如何消耗掉真理与智慧，又会怎样造成巨大的精神废墟。小说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自毁与对他者的毁灭的思考不能不引起作家对时下知识分子自我人格的极大关注，艾斯凯帕尔现象的当代意义也许正在于此。作品的这种哲理性与思辨性并不体现在单纯、抽象的演绎中，而是搅拌和溶解在事件的叙述和情感的抒发中，融于人物的生命体验与心态变化中。作品不以深刻和价值观的先锋为指向，却以感情饱满为特征。作家把众生的苦难拥进自己博爱的胸怀，整部小说弥漫着对辛酸生活抚慰的温情。它是当代俄国作家渐趋成熟而稳定的情感的一次真实的倾诉。

这部小说新的美学形式的创造首先体现在结构上。作家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二十余年冗长的人生经历压缩到从早晨到中午这一上午的人物心态的叙写中。主人公短短几个小时中紧张激烈、纷乱无序的思绪，却连通着二十余年生活的每一刻流逝：初恋、婚姻、家庭生活、职业变迁、情爱的心灵旅程、与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交往。作品以奥列格与卡嘉的夫妻关系为轴心，岔生出奥列格与初恋奥克桑娜、同事尼娜、少女维塔等变动不居的情人关系的动态组合，展开了奥列格与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冲突，从而激活了故事情节的推进。波利亚科夫是个十分聪明的结构设计者，他仅凭小说巧妙的构筑就让读者有了一种急切了解主人公家庭、命运结局的强烈期待，这种期待直到小说颇富开放性的结尾才见分晓，因此读者的期待贯穿于阅读小说的始终。而且，作家不仅仅满足于中心情节意义的结局上，围绕着主人公的故事又伸展出一个个让读者产生兴趣的新的情节期待，散聚有序，收纵有致，形成了一种多起伏的故事整合，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此外，作者完全打破了按故事发生先后次序和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构建小说的线性思维，而是选择以意识流动的“心理时间”的变化作为作品情节的推进要素。整个故事以巴士马科夫收拾东西准备逃离为小说的“蛛网中心”，随着主人公对旧时产生的思绪引出一个又一个故事，形成了层层套叠的“蛛网状”情节。过去、现在、将来的相互颠倒、交叉、渗透，空间的跳跃，场景的多变使得小说显现出“现在的人、物、事—现在与过去的人、物、事的相互交叉、渗透—现在的人、物、事”的三个意识流动的圆圈。这三个圆圈交叉套叠，形成了蛛网中的三个时间大圆。主人公每次取出旧物时，都从现在入手，但思绪马上进入过去，而先前的人、物、事又与现在的有联系，它们与现在的交织在一起，最后又回到现实中。作者用人物对话、内心独白表现现在，用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思虑、回忆、梦幻等）叙写过去，而连接两者的是“自由联想”的“心理时间”。

作家常常使用一种戏剧化的悬念手段，一步步将人物推向某种极端化，甚至荒诞化的生存境地，以此来传达各种难以言说的心理状态。主人公沿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在生活中左冲右突，结果往往被各种匪夷所思的意外所颠覆。例如，踌躇满志的区团委组织部部长巴士马科夫因朋友所送的鱼子酱被误当作偷运违禁物品而在一夜之间葬送了前程。这种颠覆性的叙事在小说中得到了鲜活而淋漓尽致的表现。作者让人物不时游离于爱、正义、道义、责任等伦理化的角色之间，以此来促动人物展示更为潜在的精神与心理空间。比如，巴士马科夫虽然有了外遇，但没有对妻子和家庭表现出冷漠，相反他还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情感和生理上的补偿，甚至以夸张的形式试图不忘并召回家庭的温暖。主人公在每次赴情人之约出门前照镜子的过程中总能看到镜子深处偷窥他的妻子的镜像，在与情人幽会时每每会将妻子与情人进行有利于前者的比较，每次在职业变更、情人更换和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总要将妻子送给他的漂亮的迪奥领带戴在脖颈上。但这并不是人格的分裂，而是爱与性的分离，道义与职责的分离，是市场化、物质化的现实强行激活人的欲望后出现的人性表演。这种表演既荒诞又自然，既有道义的制约又有本能的冲撞。主人公一次次背叛后对妻子的愧疚、一次次逃离现实后的忏悔，说明他既想止步自律又难能摆脱诱惑，结果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难能自拔、一次次展开新的逃离的尴尬生存状态，无法解脱。逃离并非他的初衷，然而他始终处在人生的逃离之中，这便是人性背后的荒诞。奥列格的行为似乎说明，人的情感体系从来都是无法理喻而且脆弱不堪的，与他的命运一样，常常会被各种无法预测的现实所颠覆。这是生命自身的困顿，也是人性的悖谬。作家通过主人公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复杂的人性和心态裂变的真实。

波利亚科夫是果戈理、左琴科幽默、讽刺传统的成功继承者。喜剧性情景和话语的运用是小说趣味横生的重要原因。为竞选议员，“民众沃克斯”基金会征集的所有签名基本上都是已经死了的和从来没在所登记的地区居住过的人。这一情节自然让人联想起《死魂灵》中的情节。在停车场当守门人的退伍上校阿纳托利奇一脱下军装就像从来没在军队干过似的，甚至连军人的仪态也一下子荡然无存了。他走起路来躬着腰，说话细声细气，还有点可笑：“夫人，您可以不爱您的丈夫，但不能不爱自己的汽车……”与他一起当守门人的“巴士马科夫使劲晃动着整个息事宁人的身子，想早点洗完，从土匪似的年轻人手中窸窸窣窣地接过钞票，感激涕零地微笑着，突然腰部一阵发软，身躯会不由自主地弯下来，小丑似的行上一个讨好的答谢礼”。但事后，当洗得锃亮的轿车驶离停车场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阵羞愧，甚至会无地自容。“这种感觉很像一个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委身一个臭气熏天、浑身长满疥疮的盲流的良家妇女第二天清晨醒来时的感觉。”活脱左琴科笔下的一个小市民形象。人物不自觉地充当着听任金钱摆布的道具，知识分子对自身人格的尊重被淹没在物质性的欲求之中了。读者的领悟是发生在一种日常化生活的情景中的，亲切自然，毫无矫饰。银行里花瓶式的女秘书的微笑就像女花样滑冰运动员在得分低于她的期待值，但仍然必须向公众表示体育竞赛带给她们的欢乐时的微笑一样。“苏维埃政权时代的银行是怎么回事？什么也不是——胖胖的大娘加上木头算盘。”小说中“俄罗斯市场改革史研究所”（俄罗斯市改史所）在研究人员的心目中不过是“俄罗斯市场改革失败史研究所”（俄罗斯市改败史所）。作者在不经意的解颐消遣、戏谑讽刺之中，为读者解悟人的心态变化和时代特征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场景和载体。巴士马科夫的母亲劝慰女儿说：“对丈夫宁可宠爱迁就过度，也不能爱抚温柔不够。”民间的道德风俗体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受制于丈夫的酸涩人生处境。类似的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且无不充满机智的思辨性和格言性，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世纪之交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俄罗斯小说家提倡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颠覆与解构，大力展开现代阐释，而另一部分小说家则强调对俄罗斯经典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与扬弃。作家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波利亚科夫显然是后者的优秀代表。到底谁更能赢得21世纪中国读者的心？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不啻是寻求答案的一种不错的媒介。俄罗斯文学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但俄罗斯文学厚重的传统精神依然在今日的小说中徜徉。作家们在承认现实比历史进步的前提下，重新在高扬俄罗斯文学的人文光芒，寻找人性的觉醒与回归。波利亚科夫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创作的《纠错》《科斯佳·古曼柯夫的巴黎之恋》《从谎言帝国到谎言共和国》《羊奶煮羊羔》等多部长篇小说都贯穿着这样的一种精神。现为《文学报》主编的波利亚科夫是俄罗斯当代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喜爱的最为畅销的严肃作家之一，被《文学的白天报》誉为当代文坛的“十杰”之一。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德、法等各种文字在欧洲出版，被改编成话剧、电影，并纳入中学和大学的教学大纲。作为当代俄罗斯重要小说家的波利亚科夫已被列入2000年由俄罗斯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辞典《20世纪俄国作家》中。我们对他的介绍也许会满足中国读者对新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种喜出望外的阅读期待，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作家在现实主义路径上新的追求与创造。

2002年8月

注释

[1]俄国19世纪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懒惰、消极，但始终如一。——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