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再版译者序

俄罗斯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中文版的再版，使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和审视这部作品。在小说问世后的二十余年里，俄罗斯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风起云涌，精英文化的焦虑，人们对社会政治的淡漠，生命价值观的多元，知识分子的迷惘，婚姻家庭关系的复杂化，等等，这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反思出现于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的这部作品的意义。

如果将2000年这部小说问世的时代与新世纪二十多年的时代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时间距离不但没有损害作品的品质，反而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价值与阐释空间。这部小说在告别了苏联之后面世，以整合知识分子与历史关系的面貌出现，为我们重新提供了建立知识分子历史主体的想象空间。今天也许并不需要对曾经过于社会化、道德化的批评做出检讨——当年俄罗斯批评界对作品以及主人公“集体性”的批评未尝不可看作苏联知识分子最后的自我检视。波利亚科夫挑战正面形塑知识分子形象的俄罗斯小说传统，以揶揄、嘲讽之笔撕破了知识分子精神和道德的“假面”，揭示了其生存危机中的心灵裂变和人文精神的失落，无可厚非。但仍需冷静反思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真正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总有各种宏大浩荡、不容悖逆的精神主题和文化主题。然而，绝大多数人对此并无察觉，甚至一无所知，因为与每一个人的生命困惑和精神疑难休戚与共的是他的日常生活。人们总在为自己生活中具体而渺小的事情忙碌、操心、焦虑，对他们来说，对这种日常生活的思考才是最真实、最要紧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曾说过：“生活，人们真正的生活，及其对健康、疾病、劳动、休息这些切身利益的关心，对思想、科学、诗歌、音乐、爱情、友谊、仇恨、情欲的关心，依然照常地进行着，不受拿破仑·波拿巴在政治上的亲近或是敌对的影响，不受一切可能的改革的影响。”[1]这部小说的作者对俄罗斯历史文化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高度关注和悉心描叙，对人物日常生活与历史关系的独特书写，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认知。作品的这一叙事取向和审美起点恰恰为我们打开了小说艺术世界的另一扇窗户。

我们发现，作者并没有花费很多笔墨对时代、社会进行描叙，小说中所谓历史社会图景是以若干不无喜剧性的生活场景呈现的。它只是化入个人生活的经验性存在之中的一种历史文化背景，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宏大而抽象的历史来规约个人的生活。真正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具体、琐碎却鲜活的日常生活，一个个具有生命质感和生活实感的人物。书中的男女老少都在为了自己的生活认真努力、执着不息，其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才是真正的生命本然和历史肉身。作品中的人物虽然或多或少有着勾连着时代、历史的种种变动或错乱，但饮食男女、柴米油盐、喜怒哀乐，这些被日常生活经验化的世俗才是他们生命存在的真实内容。小说主人公巴士马科夫的父亲，莫斯科一家印刷厂的排版老师说的一句大实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多：菜汤稠点，老婆亲点。”书中人物苦乐交加，或完整、或破碎的人生，各种生命体验无一不是来自感性生命对生活意义、价值的把握。《无望的逃离》是一部真正意义的“生活流小说”，作品中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实际上既是作者的一种日常生活观，本质上也是他的一种艺术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年代，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突然从风光无限的人生舞台上被驱赶下来，与生命对应的事业和名利这两条道路都被堵死，内心的迷惘逐渐趋于空虚，在生活的泥淖中乱作一团。焦虑不安、精神无依、放浪形骸、灵魂浮散成为众多知识人共同的心灵病相，而婚外情的恣肆、家庭的危机、婚姻的解体、两性关系的混乱更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作者对人的欲望，特别是情欲，给予了特殊的观照。欲望叙事是这部“生活流小说”的主要叙事形态，也是作者写作情绪最饱满的话题。欲望叙事源于叙事主体对人生命本能的发现和肯定，也是欲望主体的自我确证。如果说，在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感、两性关系在文学中被政治化了，那么在后苏联时期，个人情感和两性关系则被欲望化了，情爱成了反抗人性压抑和异化，赢得生命自由、精神独立，张扬主体自我精神的一种方式。

小说在主人公巴士马科夫与美少女维塔做爱的情色镜头中展开，两人的缠绵及策划逃离“围城”的意念成为作品的主线索。主人公风流不羁，周旋游走在一个又一个女人中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婚外情，有过三次逃离“围城”的图谋。而他身边的知识男女也都不甘寂寞，风流放诞。区党委科学和大学工作部部长多库金因婚外情被解除了职务，成了科研所副所长后故态复萌，又“过分热情地介入了一个来自外地的年轻女研究生的私生活”。工程师卡拉科津与女研究员柳霞长期保持着无须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的私密关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科研所的女研究员，高冷的“公主”奥列霞与卡拉科津婚后没两年便离了婚，先是嫁给了保险公司老板，而后又成了一位石油大亨的娇妻。巴士马科夫的老同学鲍尔卡是个用无数零星的被窝里的情事取代真正爱情的男人。科研所女技师尼娜在丈夫生病住院、儿子去夏令营的“空窗期”，一次次地与巴士马科夫幽会偷欢。巴士马科夫还与同学鲍尔卡一起，以兄弟相称，与女研究生琳达在一间房中荒唐地嬉戏。在艺术培训班，著名的艺术家轻而易举地夺去了年轻女学员的童贞，为了个人仕途，还把她转让给了艺术基金会的领导。水性杨花的伊尔卡几乎每个月都会向女友卡嘉绘声绘色地讲述其失去童贞的经历，而那个成功的诱惑者每一次都会是一个新的男人。巴士马科夫的父亲，老了老了还在一次出境旅游时与一位将军夫人搞过闪电般的一夜情。更有甚者，在少先队夏令营，男辅导员竟然“出于非教育性目的”纠缠小男孩……生活中欲望汹涌，难见任何的庄严。激发欲望、面对欲望、感受欲望居然成为知识人的生命常态。爱情至上、无功利的性爱神话早已破灭，情爱既非两性“灵与肉”的升华，也不是反抗社会压迫、实现个性解放的话语，却有了更多“暧昧”的意味和“堕落”的气息。知识社会的滥情现象与俄罗斯社会的混乱图景有了惊人相似的同质性，表达的是转型时代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溃散。转型时代，从社会文化心理来看，是人生梦想与时代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必然，也首先在社会精英的心灵世界留下印迹，这就是后苏联社会“当代性”的独特所在。

在弥漫着浓郁的欲望气息的知识阶层的众生相中，著名的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工科副博士，国防科研所党委委员、实验室主任，已有家室的巴士马科夫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对这个中年知识分子来说，生活世界几乎是在瞬间轰然倒塌的。他因一桩冤情被解除了区团委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接着又遭遇了所在的科研所的解散，不得已干起了国际“倒爷”的营生，生意失败后做了停车场的看门人，没多久又被老板炒了鱿鱼，成了无业游民，在做银行家秘书的女儿达士卡的帮助下才走进了银行，有了正儿八经的工作。“游走式”的生存改变的不只是工作岗位和地理位置，还有精神和心灵坐标。知识分子的崇高自视与社会地位的沦落给了他心灵信仰的重创。他在充满动荡、不知未来的日子里讨生活，这种生活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有生命的尊严。而一个知识分子生命个体，比其他的生命形式有着更多的尊严需求：富庶、自由、独立、成功……窘迫拮据的物质生活，寄人篱下的屈辱和有钱人的白眼，琐碎庸常的家庭生活，还有随着时间流逝不断被稀释的爱与欲，造成了他的心灵失落。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处在试图自我确认和无奈之下随波逐流的焦虑中。在此种焦虑的状态中，还有什么比堕入身体的快乐旅行更能排遣心中的寂寞不安呢？美国的心理分析学家卡伦·霍妮说：“性欲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阀门来排遣焦虑。”[2]

随着时间的流逝，妻子的“肉身最多也只能引起他漠然的柔情”，而每当因家庭小事与妻子发生龃龉时，他也越来越多地将妻子与更年轻、更漂亮的情人进行比较。家庭生活已不能提供给巴士马科夫新鲜和完满的爱欲满足。身为区团委组织部部长的他在建团纪念日的联欢晚会上，在一间专门存放流动红旗的储藏室里与财务科女会计偷偷做爱；在共青团学习班里，又无所顾忌地与木偶剧院的团委女书记频频偷情。显然，这里有作者以“苟且”的方式表达对共青团内政治生活的反讽，他将欲望叙事成功地转化为对苏联政治文化的悄然解构。此后，他又与已为人妇的女同事尼娜、在学术会议上才认识的女学者卡皮托琳娜、银行家的女儿维塔一次次地越轨，对人生中邂逅相遇的女演员丽季娅、女大学生马丽娜有过非分的念头。

“婚外”成了巴士马科夫无所顾忌的“自由之地”，他将对自由、独立、成功的追求演化为对“性”的追求。他以感官及性欲的满足来消解社会异化对他的打击，让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挫败和焦虑、无法获得的尊严和自信在“婚外”的“性”中得到缓解和激发。生活就是这样，只要稍有灵魂的松懈，精神就有可能一溃千里，向下的力量总是那么强大、邪乎。成熟健硕、聪慧机敏、风度翩翩是这个四十四岁的男人赖以吸引众多女性为其献身的魅力所在。巴士马科夫轻而易举地将她们征服，与其说是女人们的轻浮、放荡，毋宁说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幻化了的让众人瞩目的知识分子自我的呈现。对于他，身体“成了一种被复杂地代码化的东西，这样，它也就迎合了知识分子对于复杂性的热情”[3]。在他的婚外情中，我们很难读到真诚、倾心、牺牲之类的爱的品质，能够感受到的只有欲望，还有快感与悔恨、伤痛与自责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快感散去，这个显赫于女性世界、自我感觉良好的成熟男人却总是陷于无边的苦闷焦躁中。

这个在苏维埃国家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干部，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始终有着明晰的“底线”。巴士马科夫牢记着做人的三条准则：“可以讲俏皮话，但不能损害公共事业；醉后胡言只能限定在酒瓶见底之前；办公室里的风流韵事不能影响家庭。”就这样，他在欲望的诱惑中守护着平稳的家庭生活，并把这种平稳的基调奏响在他日常生活的场景中。然而，婚外情不具备任何的合法性。行走在欲望的天国里，他始终受着忠实与背叛、追寻与迷失的精神煎熬。被妻子发现蛛丝马迹后，两人的争吵引发的极端化情绪更如锥心的利剑，使其每每陷入极度的空虚和绝望中。他发现，在充满欲望地奔走在一个又一个女人之间的同时，心底深处却也在憎恶一种他所渴望和抵达的生活，还有憎恶背后更深的迷惘与不可估量的幻灭感。

少时，巴士马科夫曾遭遇与初恋奥克桑娜性事的失败，被她起的“半拉子男人”绰号羞辱后一蹶不振，患上了交友恐惧症，是妻子卡嘉治愈了他肉体的创伤。在他的心目中，卡嘉是命运专门为他安排的人生伴侣，是他最可靠的人生伴侣。面对始终维护其脸面的妻子的柔情，还有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他越来越无法容忍自己在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保持的“客气”、疏远，甚至冷漠、虚伪。巴士马科夫既渴望能不时照亮生命的艳遇之火，却又担心会灼伤自己和家庭。生活中各种新因素的出现——妻子在事业上的成功、女儿幸福的婚姻、当上外公时的喜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人性的苏醒。每当他行背叛之事、策划“逃离”之举的时候，被蒙在鼓里的妻子总会引发他巨大的怜悯，而“怜悯心又不知不觉地转为一种柔情”。当妻子严厉地呵斥，当真要让魂不守舍的他“滚”出家门的时候，苦涩的泪水会从他眼中夺眶而出，昔日温馨的家庭生活情景会一幕幕在他眼前闪现，奥列格照例会承认错误，请求宽恕，痛恨自己，把牙咬得咯吱吱直响。在妻子含着泪挽留他别离开家时，他几乎也要哭出声来。

巴士马科夫与情人不间断的交往也浸满了悲哀和自责。是巴士马科夫把尼娜送上了绝境。尼娜性感、可爱，聪慧、能干，本是一个贤妻良母。丈夫的疾病以及缺爱的婚姻使她迷失在“走火入魔”的情欲中。她对巴士马科夫确有真爱，甚至主动向他妻子表达爱巴士马科夫的真切。不料，她浪漫的爱情想象却被巴士马科夫以欲望的方式消解在了性爱之中。他心中充溢着的是对她肉体的好奇，与真正的爱情没有太多的关联。尼娜在遭到巴士马科夫的冷淡和遗弃后最终失去了生命的方向感和精神寄托。在地铁里偶然相遇时，巴士马科夫看到的中年尼娜已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已沦落到了沿途乞讨的悲惨境地。她的家庭解体，儿子在车臣战场被俘。巴士马科夫无法承受她沉重的目光，深怕被认出而用报纸遮挡着脸，此后噩梦连连，他为自己的鄙琐、无能，让曾经的伴侣遭此厄运深深自责。

小说不断揭示主人公“背叛”妻子，“逃离”社会、家庭、责任后的精神“荒凉”。在这种“荒凉”中有社会转型时代信仰失落后的孤独清冷，有对世事、人情建构起来的发自内心的悲伤无奈。对家的背叛与渴望构成了主人公充满悖论的婚姻人生，他的悲哀和苦痛由国而起，终究却因家而生。但对“家”的一种朴实的依恋和行为“底线”的约束，即使在“逃离”中，主人公也始终难能安心，充满了负罪感。在他最后一次准备“逃离”时，想起了卡嘉会在家中焦急地等候，女儿一家人还遥在远东，刚刚出生的不足月的女婴还等着外公，离家出走不啻是“猪狗行为”。叙事人以非直接引语的间接叙事说，与维塔第三次“愚蠢的，企图逃往塞浦路斯的背叛行为让他感到了对卡嘉的一种迟来的歉疚，这种罪恶感变得如此深重，如此不可饶恕，他俨然成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匆匆来去的淫棍，此刻他再也不想与一个年少的情妇私奔，他忠实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4]俨然成了一个最最纯洁的护家天使”。

巴士马科夫似乎时有所悟。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悟归悟，他仍然始终挣扎不出欲望的街市，欲罢不能的“出逃”意念。“欲望”在叙事中已不再是孤立之物，它关涉到了历史语境中社会主体的精神建构。“性”不仅仅是身体性的，而是具有丰富寓意的“疾患”，最终指向的是精神的萎缩。事实是，巴士马科夫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做到真正的“逃离”，他的精神世界似乎无可挽回地溃散了，哪里是他安妥灵魂的地方呢？小说结尾，无法面对妻子和情人维塔同时的追问，巴士马科夫跳往邻家阳台时，两脚一滑被绊倒，两手抓住了木箱，身子悬空吊在了半空中。就在那里，他上下、左右两难地被固定在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坐标上。其不无“喜剧性”的悲哀人生，昭示的不仅是20世纪末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命境界，还有那个特定文化时代荒唐、恓惶的人性。

如何使生活回归健康与美丽，让知识人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波利亚科夫在本书中文版初版中“致中国读者”的话中说：“家庭——这才是真正的诺亚方舟，只有它才能帮助人们战胜地缘政治的风暴和浩劫。爱情——这是一种可给人力量以抗拒时代暴风骤雨带来的经久不息的伤痛的情感。”

这一叙事理念集中体现在了巴士马科夫的妻子，优秀的中学教师卡嘉这一形象上。这个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是一个有欲有情，力图将爱情、亲情、家庭文化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女性典范。她不仅要爱情，更渴望婚姻、家庭的实质和形式。她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美丽善良、温柔贤惠、节俭勤奋、通达智性。面对价值观念发生裂变的时代，她并没有无所适从。基于母性的无私的爱与包容，不仅融汇成了强大的自信和自尊，还帮助她超越了时代生活的局限性。她不仅自觉自愿履行着家庭主妇的职责，还让家成为男性精神成长、灵魂新生的生活场域。与丈夫的“逃离”相反，她始终心有所属——家，父母、丈夫、女儿、外孙，还有生活。这与其说是一种无奈和顺从，莫如说是选择了对婚姻和家的坚守，因为爱在，情在。在发现丈夫第一次逃离“围城”的意图时，她便惊恐不已、怒不可遏地告诉他，“要是那次你离我而去，我会恨你一辈子。我还要教会达士卡恨你！教会达士卡的孩子们……”。在充满生存烦恼、夫妻龃龉的家庭生活中，卡嘉绝对是个婚姻支撑和依靠的力量。在丈夫失业，家庭生活遇到困难时，她成了家庭物质生活得以正常维系的支柱。面对丈夫有意或无意的背叛，尽管她心里明镜似的，却并不总是发作。她耳闻目睹身边无数人身上和家庭生活中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尽管心灵深处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但她始终牢记着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还有不时地自我提醒的妻子本分和义务。自尊自爱的卡嘉对不断承受的屈辱也会记忆在心、愤恨不已，但仍然会一次次地饶恕丈夫的所为。对家的纯真朴实的依恋，捍卫婚姻、家庭的执念令她无法挥刀斩断一切。有时她甚至会跪在他面前，为自己的任性、爱作自责不已。卡嘉似乎在告诉人们，真正的爱情和婚姻是从妥协开始的，如果两人不能相互理解、相互妥协、相互包容，爱情终究缺失延续的基石。

作者让女性以俯瞰的姿态充当了父权家庭的拯救者，他从家庭日常生活覆盖下的女性美好的生命经验中发现了女性生命在家庭中的重要存在和崇高价值。小说中不仅有卡嘉，还有许多女人。巴士马科夫的女儿达士卡怀着一个美好的爱情梦，嫁给了一个从农村出来、一心保卫祖国的青年军官。她不顾母亲的劝说，为了爱情，离开了令众人羡慕的莫斯科银行家秘书的工作，跟着他去了远东，在一个偏僻、贫瘠、落后的海湾地区，过着拮据，但十分幸福的家庭生活。巴士马科夫的奶奶杜尼娅结过五次婚，但除了第一任丈夫，巴士马科夫的父亲外，她与其他四个男人共同的生活都难能持久，因为她一直在等待一个最终完全与卫国战争期间失踪的第一任丈夫相同的男人。人虽已老年，爱的初心不改，这是一曲重归“爱的原点”、内在的价值支点始终不变的爱情故事。在奶奶看来，爱不仅仅是为了所爱的人，还是为了自己的爱的满足，所以，“爱情不过是一种利己主义的变体”。这一颇具哲理的话语道出了爱情的自爱本质。

在作者看来，家庭是凝聚社会、美好两性关系的社会细胞，这一肌体力量的本源性和坚韧性就在于它充满了爱情、亲情、秩序感、稳定感。家为人类生命活动提供了具体、真切的场所，维系着几代人的生活，规定着人生细节和生命形态，最为真实地体现了人的生存状态、情感品质、精神状貌和价值取向。小说把家庭、爱情从国家政治、社会伦理的宏观层面下移到了个体家庭日常生活的微观场域，并赋予了其独特的哲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我们在小说中没有看到中年男人巴士马科夫最终实现人性回归的明晰结局。在抵抗“荒凉”无果之后，悬挂在阳台上的巴士马科夫最终向两个女人发出了“救命啊”的呼喊，他呼唤的是最本真的爱，这是主人公在“无望的逃离”之后，所追求的最成功的生命认知和最永久的生存价值。笔者以为，这才是小说欲望叙事的思想核心和真正的价值所在。鲁迅说：“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想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5]米兰·昆德拉告诉我们，小说存在的理由是把生活的世界置于一个永久的光芒下，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遗忘。[6]《无望的逃离》不仅用知识分子沉迷于“性”的方式道出了历史文化转型期社会和人的精神颓丧、灵魂迷失，还呈现了一个属于个体欲望、情感和精神的经验世界。

海德格尔面对远离神性，物欲横流的世界，曾寄希望于“诗”，“一种展示普世精神价值和美好情感的神性向往”[7]波利亚科夫的长篇小说以其独有的叙事方式呈现了这种具有神性向往的诗性的重要性。

注释

[1]托尔斯泰著：《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464页。

[2]卡伦·霍妮著：《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陈收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30页。

[3]伊格尔顿著：《历史中的哲学、政治、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4]卡嘉的名字与父称。

[5]鲁迅著：《故事新编 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6]米兰·昆德拉著：《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6页。

[7]海德格尔著：《存在与在》，王作虹译，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我常常想起这个可怕的关于家的浪漫故事……

——亚·谢·普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