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黑暗深渊
白血病的实际发病率与其受重视程度并不相称……实际上，在白血病治疗领域获取的经验教训为整个癌症研究指明了方向。[1]
——乔纳森·塔克（Jonathan Tucker）
《艾莉：抗击儿童白血病之战》
（Ellie :A Child’s Fight Against Leukemia）
我们对于癌症扩散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目睹患者在肿瘤快速增长的同时，健康每况愈下。[2]
——约翰·拉斯洛（John Laszlo）
《治愈儿童白血病：跨入奇迹时代》
（The Cure of Childhood Leukemia:Into the Age of Miracles）
就在西德尼·法伯收到化学品包裹之际，医学发展正进入某个关键的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的许多实验室与医疗机构在新药研发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新药就是抗生素。[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霉素作为一种贵重的药品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39年，人们会把接受青霉素治疗的患者的尿液收集起来，提取尿液中的青霉素[4]，以避免任何一丁点儿的浪费）。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青霉素已经可以在巨大（容量达到数千加仑[5]）的反应罐中实现工业化生产。1942年，虽然默克公司发售的首批青霉素仅有5.5克重，但是这个数字占据了美国抗生素库存的一半。[6]10年后，青霉素就实现了大规模批量生产，同时其价格已经降至每支4美分，仅相当于1加仑牛奶价格的1/16。[7]
从此以后，新型抗生素在青霉素成功的指引下相继问世：研究人员分别在1947年与1948年成功分离出氯霉素[8]和四环素[9]。1949年冬季，人们从某座养鸡场院落的霉菌块中提纯出另外一种抗生素，而这种具有神奇疗效的药物就是链霉素，《时代周刊》曾经在封面显著位置以如下标题报道：“良药就在我们身边。”[10]微生物学家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是法伯的好友，他的实验室就位于儿童医院某个僻静角落的一处砖结构建筑里[11]。恩德斯就是在这里通过那些晃动的塑料瓶来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后来萨宾（Sabin）与索尔克（Salk）在其基础上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当时新药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问世：截至1950年，超过半数的常用药是最近10年才上市的新品种[12]。
相比那些疗效神奇的药物，或许公共健康与卫生事业观念的转换在改变美国疾病谱上的意义更为显著。例如伤寒是一种传播迅速且致死率很高的传染病，但是这种疾病却随着城市大力改造市政管网、实现污水清洁排放而得到遏制。[13]众所周知，结核病在19世纪被称为“白色瘟疫”，但即便是这种可怕的疾病也迅速销声匿迹。从1910年到1940年，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公共卫生投入的增加，结核病的发病率直线下降超过50%。[14]据统计，美国人口预期寿命在半个世纪内从47岁提高到68岁，而这种人口寿命的大幅度增长超越了过去数百年的总和。[15]
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反映了科学技术是推动美国社会变革的强大驱动力。医院数量在1945年到1960年持续攀升，全美范围内共新建了近千家医疗机构；住院患者人数在1935年至1952年增长了一倍多，从700万人次/年快速增加到1700万人次/年。[16]随着医疗照护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人们对于治愈疾病也寄予了更大期望。就像某位医学生看到的那样：“当医生被迫告诉患者现有手段已经无能为力时，患者很有可能认为这是对其健康的漠视，甚至会质疑医生是否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17]
年青一代喜欢居住在干净整洁的郊区新城，幻想着通过各种方法来远离死亡与疾病。他们沉浸在天长地久的信念里，热衷于享受豪华汽车、高档西装、家用电器（电视机、收音机、烧烤炉、洗衣机）、度假屋以及高尔夫俱乐部等物质带来的快乐。[18]莱维敦（Levittown）的前身不过是长岛郊区的马铃薯田，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乌托邦里，“疾病”在民生问题排行榜上仅名列第三[19]，位于“收入”与“育儿”之后。实际上，当时美国社会对于“育儿”问题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生育率稳步攀升，到了1957年，在美国平均每七秒钟就有一名婴儿降生。[20]就像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21]一书中描述的那样，这将是一个青春常驻且永葆健康的无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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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所有这些疾病中，癌症领域的研究却始终停滞不前。如果肿瘤仅侵犯局部（例如，局限于某个器官或者部位的肿瘤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切除），那么患者就有被治愈的可能。这种被称为切除术的治疗方法源自19世纪外科手术的进步。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霍尔斯特德就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19世纪90年代，他率先采用“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来治疗乳腺单发恶性肿瘤。随着20世纪早期X射线的发现，放疗也被用于杀伤局部病灶的肿瘤细胞。
由于当时医学界对于癌症的发病机制一无所知，因此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肿瘤整块切除。医生想要治愈癌症（如果可以被治愈的话）只能依赖两种方法：手术切除或者放射线照射，也就是只能在冰（手术刀）与火（射线）之间进行选择。
1937年5月，就在法伯开始进行药物临床试验的10年前，《财富》杂志刊载了一份对于癌症医学的“全景调研”报告。[22]然而该文的内容着实令人感到忐忑不安：“其实我们无论在治疗还是预防领域都没有取得任何创新……尽管目前癌症治疗手段已经日趋高效且更人性化，以精细操作为导向的现代无痛外科手术取代了没有麻醉术或无菌术辅助的原始手术，过去曾让癌症患者饱受折磨的腐蚀剂已经被放疗（X射线与金属镭）取代……但是时至今日，医学界‘治疗’癌症的方法仍然只有以下两种：切除与破坏病变组织（前者通过手术，后者通过X射线）。除此之外，我们尚未证明存在其他治疗手段。”
这篇刊登于《财富》杂志的文章题为《癌症：黑暗深渊》，其作者暗示了政策缺失与学科停滞就是导致“黑暗”的原因。癌症医学发展陷入僵局不仅与此类疾病的复杂性有关，更反映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于癌症研究的漠视。“当时全美只有不到24家基金会致力于癌症基础研究。尽管这些基金会提供的研究经费从大约500美元到大约200万美元不等，但是其总额不会超过500万美元……其实一场大型橄榄球比赛的门票收入就差不多是上述金额的三分之一。”
然而就在研究经费捉襟见肘的同时，癌症发病迅速增长已经成为现实。尽管癌症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中已经开始显露头角，但是这种疾病的身影还是湮没于众多常见病之中。1899年，来自布法罗的著名外科医生罗斯韦尔·帕克（Roswell Park）断言，癌症有朝一日会超越天花、伤寒以及结核病成为美国人的主要死因，可惜他的言论普遍被认为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危言耸听，而整天忙于手术治疗癌症患者的帕克难免会有些夸大其词。[23]可是还不到10年的光景，帕克的预言就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除了个别几次零星暴发，伤寒患者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到1949年，美国本土就没有出现过新发病例。[24]相比之下，癌症不仅在发病率上超越了其他疾病，并且其死亡率也迅速跻身前列。从1900年到1916年，癌症死亡率增长了29.8%，超过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结核病。[25]到1926年，癌症已成为美国人继心脏病之后的第二大死因。[26]
其实在构建国家级抗癌响应机制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类似于《癌症：黑暗深渊》的文章起到了推动作用。1937年5月，《生活》杂志也在癌症研究领域展开了独立调研，并且最终得出了同样紧迫的答案。[27]同年4月与6月，《纽约时报》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癌症发病率激增的报道。1937年7月，《时代周刊》登载了有关癌症话题的文章之后，各大媒体开始关注并且争相报道此类内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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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早期，就不断有学者呼吁要构建国家级抗癌响应机制。1907年，部分肿瘤外科医生在华盛顿特区的威拉德酒店齐聚一堂，他们在此成立了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AACR）[29]，希望能够从国会争取到更多的资金用于癌症研究。1910年，该组织说服塔夫脱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建立国家级癌症研究实验室的议案。尽管该议案最初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几经努力还是被束之高阁。
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在塔夫脱总统的议案被国会搁置10年之后，癌症研究终于迎来了马修·尼利（Matthew Neely）这位重量级人物。尼利曾经在西弗吉尼亚州的费尔蒙特做过律师，其性格中既有热情好客的成分，也有坚韧不拔的执着，而这也是他首次入选参议院。尽管尼利政治上的经验相对有限，但是他已经注意到癌症死亡人数在过去10年间出现激增（从1911年的7万人上升到了1927年的11.5万人[30]）。因此尼利请求国会拨款500万美元用来奖励任何“有助于控制癌症的方法”。[31]
由于该议案的目标华而不实（相当于在警长办公室里挂上嫌疑人的照片），因此招致了各种荒诞不经的回应。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尼利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就被数以千计的信件淹没，而这些致信的游医与巫师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就拥有抗癌秘方：药膏、补药、油膏、涂油手帕以及圣水……[32]当然这些回应也不可避免地激怒了国会，最终只给尼利提出的癌症控制法案批了5万美元，毫不留情地将预算削减到了原申请金额的1%。
1937年，百折不挠的尼利再次入选参议院，并且再次发起了全国性的抗癌运动，而这次他得到了参议员霍默·博恩（Homer Bone）与众议员沃伦·马格努森（Warren Magnuson）的支持。事到如今，癌症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话题。《财富》与《时代周刊》登载的文章唤起了人们的焦虑不安，同时政客们抓住时机来彰显其社会责任感。1937年6月，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33]该议案在经过初步听证之后便迅速通过了国会的各项审批流程，并且于1937年7月23日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两周之后，也就是1937年8月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法案（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ct）。
该法案促成了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诞生。这家崭新的科研机构旨在协调与癌症相关的研究与培训工作[34]，研究所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来自各大院校和医疗机构。[35]NCI位于距离首都华盛顿市郊几英里[36]处的贝塞斯达（Bethesda），这里不仅拥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还有富丽堂皇的礼堂与会议室，并且到处都被枝繁叶茂的拱廊与花园环抱。1938年10月3日，参议员博恩在NCI破土动工之际胸有成竹地宣布：“我们正在举全国之力来征服癌症，而这种疾病也是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最大祸患。”[37]在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这个国家级抗癌响应机制似乎终于开始步入正轨。
尽管人们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NCI生不逢时。1938年初冬，位于贝塞斯达的NCI园区刚刚开工几个月之后，这场抗癌战争便在一场席卷世界的灾难面前黯然失色。1938年11月，纳粹政府开始对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展开迫害，动用军队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赶进集中营。1938年冬末，整个亚洲与欧洲都陆续燃起了战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从此拉开了序幕。到1939年，这些局部冲突已经升级为全面战争。1941年12月，美国也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战争迫使美国政府对项目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进行了大幅调整。NCI曾经想把位于巴尔的摩的美国海军医院转型为临床肿瘤中心，但是这家机构随后被迅速改建为一所战地医院。[38]除此之外，原先申请的科研经费也被叫停，这些资金被用于直接与战争有关的项目。就连那些科学家、说客以及医生也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就像某位学者回忆的那样：“大部分人从此销声匿迹，他们的贡献通常只能反映在讣告里。”[39]
然而即便是NCI本身也险些夭折。由于国会承诺构建“全国性抗癌响应机制”[40]的资金从未兑现，因此NCI的地位也日趋变得无足轻重。尽管NCI配备了当时（20世纪40年代）最现代化的设备，但是本应充满活力的园区还是沦为一座科学鬼城。某位科学家曾经戏谑地形容道：“这是万籁俱寂的世外桃源。可是透过宽大玻璃窗的阳光经常会让人感到昏昏欲睡。”[41][42]
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于抗癌战争的呼喊也变得悄无声息。在经历了短暂的狂热之后，癌症话题不仅再次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并且又成为大家只能在私下议论的隐疾。范妮·罗斯诺（Fanny Rosenow）既是一位乳腺癌患者，也是抗癌运动的支持者。20世纪50年代早期，她曾致电《纽约时报》，希望刊登为女性乳腺癌患者互助组织进行宣传的广告。[43]可是罗斯诺的电话几经周折才被转接至该报负责社会版的编辑。当罗斯诺提出上述要求之后，电话的另一头却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对方说道：“我很抱歉，罗斯诺女士，《纽约时报》的版面上不能出现‘乳腺’或者‘癌症’的字样。”
这位编辑继续说道：“或许您可以用‘胸壁疾病’来替换上述说法。”
罗斯诺感到非常愤怒，于是她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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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就在法伯正式涉足癌症研究时，人们对该领域的关注已经无法与10年前相提并论。癌症这种疾病再次成为社会的弃婴。当医患双方在儿童医院的病房里单枪匹马地与癌症抗争的时候，法伯已经开始在地下的实验室里酝酿化疗药物的临床试验。
其实特立独行就是法伯早期成功的关键。法伯平时注意与公众和媒体保持距离，他更愿意静下心来从细微之处来破解迷局。白血病在当时是一种罕见疾病，医学界对于该病根本无计可施，既缺乏药物又无法手术。难怪某位内科医生曾经这样评论：“从某种意义来说，白血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都不算是癌症。”[44]实际上白血病就藏身于疾病王国的边陲，并且游走在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而这与法伯自身的境遇如出一辙。
如果需要对白血病进行“分类”，那么该病应该属于血液学（以正常血液为对象的学科）研究的范畴。[45]法伯认为，想找到治疗白血病的方法，就得从研究血细胞的变化开始。只要能够揭示正常血细胞的生成机制，那么他就可能发现阻止白血病细胞生长的路径。于是法伯准备采用逆向思维（从正常到异常）的策略来对付白血病。
其实法伯对于正常血液系统的了解大多来自乔治·迈诺特（George Minot）。虽然身材瘦小的迈诺特头发日渐稀少，但是犀利的目光却透着贵族气质。他的实验室就坐落于波士顿市的哈里森大街，而这座带有柱廊的砖石建筑距离朗伍德大街仅数英里之遥，那里汇聚了包括儿童医院在内的各种医疗机构。与许多在哈佛大学工作的血液病学家一样，法伯在加盟儿童医院之前（20世纪20年代参加培训期间）曾经与迈诺特有过短暂的交集。
当时人们每10年便会发现某种特殊的血液病，而恶性贫血就是迈诺特时代的典型代表。研究发现，红细胞缺乏是导致贫血的原因，其中缺铁性贫血（铁是生成红细胞的关键营养成分）是最常见的类型。但是迈诺特研究的恶性贫血（罕见类型）与缺铁毫无关系（铁剂曾经是治疗贫血的标准方法，因此人们后来一直在沿用“缺铁”这个词）。迈诺特在治疗恶性贫血的过程中尝试过各种方法，例如让患者服用某些令人恶心的食糜（半磅鸡肝、夹生汉堡与生猪胃）[46]，甚至还有其学生呕吐的胃液[47]（辅以黄油、柠檬和香菜来调味）[48]。1926年，迈诺特及其研究小组[49]确认恶性贫血源自某种关键的微量元素缺乏，而这种生物单分子后来被证实就是维生素B12。[50]1934年，迈诺特与其两位同事因为在该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了诺贝尔奖。[51]迈诺特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生物单分子替代疗法就可以逆转这种复杂的血液疾病。此外，血液作为某种特殊的器官，其正常生理活动也受到分子开关的调控。
尽管迈诺特的研究小组已经获得了重大发现，但是当时还有另一种营养性贫血的病因尚未明确。在万里之遥的印度孟买的纺织厂里[52]（英国商人将工厂交给当地那些残暴的爪牙管理），穷困潦倒的工人靠微薄的收入糊口，他们普遍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且根本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因此该病从道德层面也可以被视为某种“恶性”贫血。20世纪20年代，为了研究此类慢性营养不良对于人体的影响，英国医生开始为这些纺织厂工人进行体检。研究结果发现，纺织厂工人贫血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个问题在产后的女工中尤为突出（这又是某种殖民文化的假象：首先让当地民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绝境，然后再将其纳入社会学或医学试验范畴）。
1928年，年轻的英国医生露西·威尔斯（Lucy Wills）刚刚从伦敦女子医学院毕业，此后不久，她便在某个项目经费的资助下来到孟买研究这种贫血。[53]富有探险精神的威尔斯与其他同行比起来显得鹤立鸡群，也许她只是在好奇心的强烈驱使下才远赴遥远的国度，仅凭脑海中的灵机一动就想破解此类贫血的秘密。威尔斯在前往印度之前已经了解到迈诺特所从事的工作。但是迈诺特研究的恶性贫血与在孟买发现的贫血类型完全不同，后者无法通过摄入迈诺特调配的“混合食物”或维生素B12逆转。不过令人感到惊喜的是，威尔斯无意中发现马麦酱（Marmite）可以治愈这种贫血，而这种深色的酵母酱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健身爱好者中非常受欢迎。由于她无法确定马麦酱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成分，于是便将此类化学营养素称作威尔斯因子。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后来发现威尔斯因子就是叶酸，而这种维生素类似物广泛存在于水果与蔬菜中（马麦酱含有丰富的叶酸）。[54]众所周知，细胞在分裂时需要进行DNA（携带细胞中全部遗传信息的化学物质）复制，叶酸在DNA合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它会对细胞分裂产生重要影响。由于血细胞在人体中的分裂速度十分惊人，平均每天新生成的细胞数量超过3000亿，因此血细胞生成严重依赖于叶酸的正常供给。一旦出现叶酸匮乏（例如，孟买纺织厂工人们的蔬菜摄入量存在严重不足），那么骨髓就会停止生成新的血细胞。此时，数以百万计的未成熟细胞竞相挤占骨髓空间，就像生产线上塞满了滞留的半成品一样。现在骨髓已经彻底堕落为一座停工待料的车间，而这种窘境不禁让人联想起孟买的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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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夏，尽管法伯意识到了维生素、骨髓与正常血细胞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他基于上述工作开展的首次临床试验最终铸成大错。露西·威尔斯曾经发现，缺乏营养的患者补充叶酸后就可以恢复正常血细胞生成。于是法伯也想知道叶酸在白血病患儿体内是否也能够实现这种逆转。即便这种想法的理论基础尚不成熟，可法伯还是匆匆招募了一批白血病患儿，然后开始为他们注射合成叶酸。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伯发现叶酸不仅没有阻止白血病的发展，反而导致这些患儿的病情迅速恶化。例如，其中一位患儿的白细胞计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在另一位患儿体内，凶猛的白血病细胞已经浸润至皮肤组织形成了结节（斑块）。法伯见势不妙赶忙终止了试验。[55]他后来把这种类似于自由落体过程的现象称为加速。
然而医院里的儿科医生对于法伯的试验感到非常恼火。这种叶酸类似物不仅令病情恶化，而且还可能加速白血病患儿死亡。尽管法伯遭遇了挫折，但是他却从中发现了端倪。假如叶酸能够促进患儿体内的白血病细胞生长，那么使用叶酸拮抗剂来阻断其供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或者说，抑制白细胞生长的化合物能否阻止白血病的进展？
通过分析迈诺特与威尔斯收集的观察资料，法伯在脑海中逐渐勾勒出一幅治疗白血病的朦胧画面。如果说正常骨髓的产生始于忙碌的细胞工厂，那么被白血病侵犯的骨髓就是超负荷运转的车间，并且它们已经沦落为疯狂制造癌细胞的单元。迈诺特与威尔斯发现，他们通过向机体提供营养成分就可以重启骨髓生产线。那么阻断营养成分供给是否能够遏制白血病患者的骨髓恶性增生呢？除此之外，治疗孟买纺织厂工人贫血的经验是否有助于法伯在波士顿重新设计治疗方案呢？
法伯的住所位于布鲁克莱恩镇的艾默里街，此处距离其位于儿童医院的实验室尚有一段距离，他即便是在上下班路上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此类治疗白血病的药物。[56]虽然法伯的房子装修考究（铺着深色地板），但是他却难得回家吃顿像样的晚餐。法伯的妻子诺玛是一位音乐家兼作家，她平日里喜欢谈论歌剧与诗歌；当然这与法伯关注的尸检、试验和患者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似乎诺玛弹奏的音符就是法伯夜晚离家返院工作的序曲。尽管研制抗癌药物的前景一片渺茫，没有人知道这种物质（法伯当年朝思暮想的“抗维生素”根本不存在）究竟源自何方，但是法伯的内心依然对黎明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同时我们现在熟知的化疗概念也开始在抗癌治疗中崭露头角。[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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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家耶拉普拉伽达·苏巴拉奥（Yellapragada Subbarao）是法伯的老友，他曾经为法伯第一次颇具灾难性的临床试验提供了叶酸，平日里同事们习惯称其为耶拉（Yella）。其实苏巴拉奥在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他不仅是一位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细胞生理学家，还是一位偶然间跨入生物学领域的化学家。但是苏巴拉奥刚强倔强且乐于冒险的个性也注定了他在科学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苏巴拉奥早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医学院完成了医科教育，随后他经过努力获得了去哈佛大学热带卫生学院深造的机会。1923年，身无分文的苏巴拉奥在茫然无助中抵达了波士顿，而他旋即发现这里的气候与位于热带的家乡相差甚远。[58]由于苏巴拉奥无法找到做医生的工作（没有美国行医执照），因此他只能在冰天雪地中于布莱根妇女医院做个夜班门房，工作内容就是为患者开门、更换床单以及清洗便盆。
不过苏巴拉奥并没有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原来在医院中结交的人脉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最终如愿进入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系做了一名全职研究人员。苏巴拉奥早年曾经致力于从活细胞中纯化分子，其实这种通过化学切割明确其组成的方法就相当于某种生物化学“解剖”。由于此类研究的方法并不复杂，因此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够取得丰硕成果。苏巴拉奥纯化了一种名为三磷酸腺苷（也称“腺苷三磷酸”）的分子，它是所有生物的能量源泉（三磷酸腺苷在细胞中携带“化学能量”）。除此之外，他还纯化了一种名为肌酸的分子，它是肌肉细胞中的能量载体。虽然以上任意一项成就都足以让苏巴拉奥稳获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但是秉持素食主义的他毕竟只是个性格孤僻且口音浓重的外国人。苏巴拉奥的住所位于闹市区的某处单间公寓，他也只能与法伯这样习惯于夜间工作的同类惺惺相惜。1940年，苏巴拉奥还是没能得到期待已久的终身教职与学术认可，于是他愤然加入了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美国氰胺公司旗下的立达制药（Lederle Labs），带领其研究团队进行化学合成领域的工作。
苏巴拉奥在立达制药迅速重启了既往的研发项目，他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人工合成细胞内天然化合物的工作中，并且希望它们能够作为人体营养补充剂。20世纪20年代，另一家制药企业礼来公司（Eli Lilly）已经通过销售浓缩型维生素B12（恶性贫血患者体内缺乏的营养素）日进斗金。[59]因此苏巴拉奥决定集中精力来研究叶酸缺乏性贫血这种经常被人们忽视的疾病。1946年，在苏巴拉奥从猪肝中提取叶酸的尝试屡次受挫后，他开始改变策略，并且在几位科学家的帮助下从头开始合成叶酸。[60]
然而通过化学反应来合成叶酸给苏巴拉奥带来了意外的收获。由于上述化学反应涉及数个中间步骤，因此苏巴拉奥的团队[61]只要将化学方程式稍做调整就可以合成出各种叶酸异构体。虽然这些异构体的分子结构与叶酸非常相似，但是它们的功能却与叶酸大相径庭。研究发现，细胞中的酶与受体主要通过识别外来分子的化学结构来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合成出某种“诱饵”（与自然分子结构高度相似）分子，那么它们就可以在与酶或者受体相结合后阻止反应发生，其结果就像是假钥匙牢牢卡在锁眼里，怎么也拧不开门。苏巴拉奥在几番努力之后发现，他合成的某些分子类似物就可以起到叶酸拮抗剂的作用。
现在法伯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抗维生素”（叶酸拮抗剂）。于是法伯致信苏巴拉奥，希望征得他的同意将叶酸拮抗剂用于治疗白血病患者。1947年夏末，首批叶酸拮抗剂从位于纽约市的立达制药运抵法伯在波士顿的实验室。
[1] The medical importance of leukemia: Jonathan B. Tucker, Ellie: A Child’s Fight Against Leukemi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46.
[2] There were few successes in the treatment: John Laszlo, The Cure of Childhood Leukemia: Into the Age of Miracl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2.
[3] a cornucopia of pharmaceutical discoveries: Michael B. Shimkin, “As Memory Serves—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1937–57,”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59 (suppl. 2) (1977): 559–600.
[4] the drug was reextracted: Eric Lax, The Mold in Dr. Florey’s Coat: The Story of the Penicillin Miracl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2004), 67.
[5] 1加仑（美）约等于3.79升。——译者注
[6] In 1942, when Merck had shipped: “Milestone Moments in Merck History,” http://www.merck.com/about/feature_story/01062003_penicillin.html (sit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but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http://www.archive.org/web/web.php).
[7] A decade later, penicillin: E. K. Marshal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Chemotherapy,” Advances in Chemotherapy 13 (1974): 1–8. Also see Science News Letter 41 (1942).
[8] chloramphenicol in 1947: John Ehrlich et al., “Chloromycetin, a New Antibiotic from a Soil Actinomycete,” Science 106, no. 2757 (1947): 417.
[9] tetracycline in 1948: B. M. Duggar, “Aureomycin: A Product of the Continuing Search for New Antibiotic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51 (1948): 177–81.
[10] “The remedies are in our own backyard”: Time, November 7, 1949.
[11] In a brick building on the far corner: John F. Enders, Thomas H. Weller, and Frederick C. Robbins, “Cultivation of the Lansing Strain of Poliomyelitis Virus in Cultures of Various Human Embryonic Tissues,” Science 49 (1949): 85–87; Fred S. Rosen, “Isolation of Poliovirus—John Enders and the Nobel Priz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1 (2004): 1481–83.
[12] by 1950, more than half the medicines: A. N. Richards, “The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tracts and Editorial Comment,”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suppl. 8 (1969): 71–73. Also see Austin Smith and Arthur Herrick,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Revere Publishing Co., 1948).
[13] Typhoid fever: Anand Karnad, Intrinsic Factors: William Bosworth Cast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matology and Clinical Investigation at Boston City Hospital (Bosto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1997).
[14] Even tuberculosis: Edgar Sydenstricker, “Health in the New Deal,”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76, Social Welfare in the National Recovery Program (1934): 131–37.
[15] The life expectancy of Americans: Lester Breslow, A Life in Public Health: An Insider’s Retrospective (New York: Springer, 2004), 69. Also see Nicholas D. Kristof, “Access, Access, Access,”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2010.
[16] Hospitals proliferated: Rosemary Stevens, In Sickness and in Weal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204, 229.
[17] As one student observed: Temple Burling, Edith Lentz, and Robert N. Wilson, The Give and Take in Hospitals (New York: Putnum, 1956), 9.
[18] Lulled by the idea of the durability: From Newsweek and Time advertisements, 1946–48. Also see Ruth P. Mack, “Trends in American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 no. 2, (1956):55–68.
[19] “illness” now ranked third: Herbert J. Gans, The Levittowners: Ways of Life and Politics in a New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34.
[20] Fertility rose steadily: Paul S. Boyer et al., The Enduring Vi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lorence, KY: Cengage Learning, 2008), 980.
[21] The “affluent societ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58).
[22] In May 1937: “Cancer: The Great Darkness,” Fortune, May 1937.
[23] In 1899, when Roswell Park: Robert Proctor, Cancer Wars: How Politics Shapes What We Know and Don’t Know About Canc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20.
[24] Smallpox was on the decline: K. A. Sepkowitz, “The 1947 Smallpox Vaccination Campaign in New York City, Revisite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0, no. 5 (2004): 960–61. Also see D. E. Hammerschmidt, “Hands: The Last Great Smallpox Outbreak in Minnesota (1924–25),” Journal of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Medicine 142, no. 4 (2003): 278.
[25] Between 1900 and 1916: Lucius Duncan Bulkley, Cancer and Its Non-Surgical Treatment (New York: W. Wood ＆ Co., 1921).
[26] By 1926, cancer: Proctor, Cancer Wars, 66.
[27] In May that year, Life: “U.S. Science Wars against an Unknown Enemy: Cancer,” Life, March 1, 1937.
[28] When cancer appeared: “Medicine: Millions for Cancer,” Time, July 5, 1937; “Medicine: After Syphilis, Cancer,” Time, July 19, 1937.
[29]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 “AACR: A Brief History,” http://www.aacr.org/home/about-us/centennial/aacr-history.aspx (accessed January 4, 2010).
[30] from 70,000 men and women in 1911: “A Cancer Commission,”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4, 1927.
[31] Neely asked Congress: 69th Cong., 2nd sess., Congressional Record, 68 (1927): p3 2922.
[32] Within a few weeks: Richard A. Rettig, Cancer Crusade: The Story of the National Cancer Act of 1971 (Lincoln, NE: Author’s Choice Press, 1977), 44.
[33] In June, a joint Senate-House conference: “National Cancer Act of 1937,” Office of Government and Congressional Relations, Legislative History, http://legislative.cancer.gov/history/1937 (accessed November 8, 2009).
[34] 1944年，NCI成为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下属机构。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其他专科疾病研究机构均以此为模板进行复制。——作者注
[35] An advisory council of scientists: Shimkin, “As Memory Serves,” 559–600.
[36]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等于1609米。——编者注
[37] “The nation is marshaling its forces”: Congressional Record, appendix 84:2991 (June 30, 1939); Margot J. Fromer, “How, After a Decade of Public ＆ Private Wrangling, FDR Signed NCI into Law in 1937,” Oncology Times 28 (19): 65–67.
[38] The U.S. Marine Hospital: Ora Marashino,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ct, August 5, 1937, to June 30, 1943,”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4: 429–43.
[39] “mostly silent”: Shimkin, “As Memory Serves,” 599–600.
[40] “programmatic response to cancer”: Ibid.
[41] 1946—1947年，尼利与参议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第三次提请审议国家癌症法案。但是该法案于1947年在国会以微弱的劣势被否决。（In 1946–47,Neely and Senator Claude Pepper: Se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House Report 2565, 79th Cong., 2nd sess. Also see Report 1743 to the 79th Cong., 2nd sess., July 18, 1946; “Could a ‘Manhattan Project’ Conquer Cancer?” Washington Post, August 4, 1946.）——作者注
[42] “a nice quiet place out here in the country”: Ibid.
[43] In the early 1950s, Fanny Rosenow: Jimmie C. Holland and Sheldon Lewis, The Human Side of Canc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1).
[44] “Leukemia,” as one physician put it: J. V. Pickstone, “Contested Cumulations: Configurations of Cancer Treatments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81, no. 1 (2007): 164–96.
[45] If leukemia “belonged” anywhere: Grant Taylor, Pioneers in Pediatric Oncology (Houston: University of Texas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1990).
[46] half a pound of chicken liver: George Washington Corner, George Hoyt Whipple and His Friends: The Life-Story of a Nobel Prize Pathologist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3), 187.
[47] regurgitated gastric juices: Taylor, Pioneers in Pediatric Oncology, 29; George R. Minot, “Nobel Lecture: The Development of Liver Therapy in Pernicious Anemia,” Nobel Lectures,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22–1941 (Amsterdam: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48] spiced up with butter, lemon, and parsley: Francis Minot Rackemann, The Inquisitive Physici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George Richards Mino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51.
[49] Minot and his team of researchers: George R. Minot and William P. Murphy, “Treatment of Pernicious Anemia by a Special Die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87 (7): 470–76.
[50] conclusively demonstrated in 1926: Minot, “Nobel Lecture.”
[51] In 1934, Minot and two of his colleagues: Ibid.
[52] in the cloth mills of Bombay: Lucy Wills, “A Biographical Sketch,” Journal of Nutrition 108 (1978), 1379–83.
[53] In 1928, a young English physician named Lucy Willis: H. Bastian, “Lucy Wills (1888–1964): The Life and Research of an Adventurous Independent Woman,”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Edinburgh 38:89–91.
[54] Wills factor: Janet Watson and William B. Castle, “Nutritional Macrocytic Anemia, Especially in Pregnancy: Response to a Substance in Liver Other Than That Effective in Pernicious Anemia,” America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Sciences 211, no. 5 (1946): 513–30; Lucy Wills, “Treatment of ‘Pernicious Anaemia’ of Pregnancy and ‘Tropical Anaem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Yeast Extract as a Curative Agen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 no. 3676 (1931): 1059–64.
[55] He called this phenomenon acceleration: Sidney Farber et al., “The Action of Pteroylglutamic Conjugates on Man,” Science 106, no. 2764 (1947): 619–21. Also see Mills et al., “Observations on Acute Leukemia in Children Treated with 4-Aminopteroylglutamic Acid,” Pediatrics 5, no. 1 (1950): 52–56.
[56] In his long walks from his laboratory: Thomas Farb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November 2007.
[57] 20世纪早期，威廉·B.科利（William B.Coley）、詹姆斯·尤因（James Ewing）和欧内斯特·考德曼（Ernest Codman）曾经在纽约使用某种细菌毒素混合物（所谓的“科利毒素”）来治疗骨肉瘤。尽管科利注意到患者偶尔也会对此类毒素应答，但是由于上述方法（可能与免疫刺激有关）的疗效飘忽不定，因此从来没有引起肿瘤学家或外科医生的关注。——作者注
[58] He had arrived in Boston in 1923: S. P. K. Gupta, “An Indian Scientist in America: The Story of Dr. Yellapragada SubbaRow,” Bulletin of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Medicine (Hyderabad), 6, no. 2 (1976): 128–43.
[59] In the 1920s, another drug company: Corner, George Hoyt Whipple, 188.
[60] But in 1946, after many failed attempts: Gupta, “Indian Scientist in America.”
[61] 西格（D.R.Seeger）与哈钦斯（B.Hutchings）是该团队的另两位关键成员。——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