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有谁不曾在博物馆中，被一幅呈现旅人攀登高山或跨越陡崖的画作吸引？
有谁不曾为发现一幅绘有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油画感到震撼？那是17世纪末最初的旅行者欣赏的景象，也是开启意大利之旅的英国年轻人神往的地方。
在这些不同寻常、雄伟壮观的景象面前，今日的游客探寻着昨日旅人的动机。当踏上通往世界和记忆的道路时，他们有着怎样的时间、空间关系？
旅行在中世纪就已存在。商人、学生、学者、朝圣者、修道士、外交官和士兵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地。自文艺复兴时代起，作家和艺术家也踏上了旅途。我们记得伊拉斯谟的英国之行，蒙田的意大利之旅，笛卡尔曾游历瑞典，伏尔泰和狄德罗分别造访过柏林和圣彼得堡。我们不会忘记在启蒙运动时代，德国和奥地利的作曲家们，从亨德尔开始，到格鲁克、海顿、莫扎特等人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的巡游。
在浪漫主义时期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间（1780—1880），无论是为了追寻自我还是探索他人，文人、画家和音乐家发现了新的旅行地，他们游历于欧洲大地，讲述自己对此的迷恋。
在那个时代，跨越国界、穿越山峦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这些旅行者追求的是什么？创作者的漂泊生活和作品的素材就是答案。
18世纪末的“壮游”是一种个人化的旅行方式，它将新近发掘的罗马和庞贝置于欧洲文化版图的中央，促使作家和艺术家像歌德那样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的奇迹，意大利艺术的辉煌和南欧国家的光彩。在19世纪初期，前往新的旅行地成了最高雅的自我认识方式，因为从中激发了写作、作曲或绘画的全新方法。
知识女性在旅行中摆脱自身社会地位的束缚，迎接自由而冒险的人生。这些英国、俄罗斯、德国和法国贵族留下了笔记、回忆录和书信，成为他们人生轨迹的珍贵见证。
无论是屈斯蒂纳、尼采或安徒生等作家，还是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都在旅行中寻找克服自身困境的方法，无尽的前行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核心。
此外，早期记者和专业作家，例如波托茨基、戈蒂耶、大仲马、拉马丁等人也曾愉悦地穿过国境，游历西班牙的街巷，近东的港口，或者遥远的巴尔干和俄罗斯城市。他们在远行中与门德尔松、李斯特、柏辽兹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音乐家彼时也正穿行于欧洲大陆，并收获来自欧洲宫廷的赞美之声。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艺术家和作家无奈地踏上背井离乡之路。勒布伦夫人曾因法国大革命而逃亡；杰曼·德·斯戴尔为躲避拿破仑政权旅居欧洲各地；密茨凯维奇等波兰诗人离开被占领的祖国前往巴黎；赫尔芩、巴枯宁等多位俄国知识分子遭到沙皇政府的驱逐，最终来到瑞士避难。
相对幸运一些的诗人、小说家则可以自由地客居他乡，欣赏能够刺激创作想象力的风景，将某些作品和某个国家联系起来，例如阿尔巴尼亚之于拜伦，或者将作品和生活过的城市联系起来：司汤达和米兰，果戈理和罗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登，屠格涅夫和巴黎，易卜生和那不勒斯，詹姆斯和佛罗伦萨。
如果说许多旅行者寻求魅力之地是为了创作，那么其他的旅行者则经常光顾世界大人物的居所并恳请获得庇护。因此，从魏玛到巴登，从卡尔斯巴德到达姆施塔特，从瑞士、意大利的湖到那不勒斯海湾的岛，文人、画家、音乐家们为这些文化地增光添彩，而后欧洲大陆和美洲知识界也随之效仿。
本书旨在描述这一新的地理轨迹，直至苏伊士运河的开凿（1869）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1876），这一地理轨迹才得以改变。本书关注这条轨迹下的旅行行为在欧洲文学、艺术创作史中发挥的作用。新的旅行方式由此诞生，并成为现代旅游业的起源。
旅行的必要性在人们的生命中从未如此凸显，人们或许可以用沃尔特·惠特曼[1]的诗歌发声：
《兼载旅客的邮车到达黑山采蒂涅》，1890年
注释：
[1]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诗篇之一《向印度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