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研究意义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国家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导。但是，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第一个短板就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障碍。我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存在着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甚至道路不通的现象。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许多自然村之间道路并不通畅，阻碍了村与村、村与镇、村与县等各级行政单元之间的交流。同时，我国还存在“出县像远征，跨省（市）不联通”等现象，原因在于部分偏远地区省（市）际的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高速公路与高铁等高级别交通基础设施几乎没有，严重影响了部分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唐任伍和温馨，2021）。因此，我国乡村振兴的前提是提供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保障。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不仅能推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还能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路网支撑。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全世界由于道路设施的缺乏，农作物在从农户流通到消费者的过程中损耗了15%，而如果有较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化肥成本会降低14%。对于中国乃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依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农业生产的需求迫在眉睫。为了缓解落后的交通道路网络对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的制约，各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改善落后的道路交通，中国也不例外。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在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高铁对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的影响，其根本问题在于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同产业的相互协调与发展的问题。Atack et al.（2010）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铁路所发挥的作用占到总效应的58.3%。Brown（1994）对我国粮食安全的研究发现，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大国以及经济强国，其快速城镇化会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后，有中国学者就此问题也进行了探讨（王放，1997；臧武芳和潘华顺，2001）。但过去的研究结论时代色彩浓厚，并且主要是定性的讨论。城镇化迅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农业劳动力流失，同时耕地被大面积应用到城市或城区的扩张版图中，因此，城镇化发展对耕地流失与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一部分研究指出城镇化导致的耕地和农业劳动力流失会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程名望和阮青松，2010；梁书民，2005）。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城镇化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耕地流失尚未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一味强调城镇化造成的劳动力和耕地流失问题，不仅会阻碍城镇化的正常发展，同时还会影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及经济发展（刘亮，2014；邓祥征 等，2005）。

大多数文献认为高铁建设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最容易通过加快城镇化的渠道产生作用（Christiansen，2009；Satterthwaite et al.，2010）。其一，高铁推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导致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从而在劳动力投入层面威胁到粮食安全。其二，高铁推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致使城镇人口进一步扩张，进而对城镇空间的需求增加。城镇化发展将使城镇周边的农用耕地大量流失，从土地投入层面威胁到粮食安全。其三，高铁开通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会增加农业技术的流动，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的农业技术人员“走出去”学习，同时还可以吸引外地的先进农业技术、知识及产品“走进来”，从而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效率，从生产效率的层面保障粮食安全。

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已经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讨论交通基础设施与农业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献，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从定性的角度来展开，此后才慢慢出现一些定量的研究（李远铸，1985；刘玉满，2002）。上述定性的研究，要么简单地阐述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要么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很难分辨出农业发展水平的变化是否来源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差异。因此，目前我们需要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估计方法来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作用，从而弥补当前文献中所存在的不足。

第二，文献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研究并不多见。Teruel和Kuroda（2005）讨论了菲律宾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主要源于生产成本的下降。董晓霞等（2006）基于北京市的数据讨论了交通基础设施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樊胜根等（2006）讨论了中国的道路投资对农业增加值的影响，其将公路划分了高低两个等级，发现高等级公路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农业增加值会受到低等级公路投资的显著影响，具体地，增加1元的低等级公路投资会提高农业增加值约1.57元。Donaldson（2018）发现铁路的接入使农民实际收入水平有所增加——铁路增加了16%的农业收入。Donaldson和Hornbeck（2013）估计了铁路导致的市场准入变化对美国一部分县农业土地价值变化的影响。Aggarwal（2018）以印度农村公路建设计划（PMGSY）为背景研究农村地区道路修建的经济影响，发现农村道路建设的投资可以促进市场一体化与农业技术进步，扩大生产性就业，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在农村地区形成可持续的减贫路径。Asher和Novosad（2020）发现印度农村公路建设计划（PMGSY）项目提高了交通可获得性，使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减少，但并未提高农业生产量和促进消费。Shamdasani（2021）研究发现，乡村道路的改善能够增加农业生产。以上研究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但几乎没有文献从农业生产角度出发系统性地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影响研究并未全面考虑整个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系统性影响。张贵友等（2009）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讨论了各种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并发现农产品交易场所和公路基础设施会影响农业生产。邓蒙芝等（2011）利用农户层面的微观调查数据，讨论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劳动力流失的作用，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Asher和Novosad（2020）基于印度的PMGSY项目发现本地的农业从业者显著减少，修路导致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农村的比较优势可能因此丧失。Shamdasani（2021）研究发现，乡村道路的改善促使家庭增加了生产资料的投入，其主要通过额外雇佣劳动力和增加使用家庭劳动力等两种方式增加劳动力投入。交通基础设施可能会对不同农业投入要素具有异质性作用，因此，沿线区县的农业生产方式也会受到其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鲜有文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方式的系统性作用。

第四，部分文献讨论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影响，但是相关的影响渠道却寥寥可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最近才陆续出现更为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微观数据集，此前的研究大多利用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以及省级层面的数据开展研究，市级层面的数据都很少见，因此，缺少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影响的微观数据基础。

第五，鲜有文献将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研究聚焦到高铁的影响。王亚飞等（2021）利用中国长三角的高铁开通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但该研究主要是基于长三角城市层面的数据，而本书主要是基于全国县级层面的数据开展的研究。同时，王亚飞等（2021）在研究中存在聚类不足（few cluster）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此外，张军等（2021）讨论了高铁开通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作者虽然采用的是2007—2017年的县级数据，但该研究对于农业劳动力的表征并不够精确，研究中作者使用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来表征农业劳动力，而现实中存在农民个体劳动力并没有计算在从业人员当中的现象。然而，本书的农业劳动力数据是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农林牧渔劳动力数据，对农业劳动力的表征可能更加准确，同时本书还包含更多的其他农业生产控制变量数据，并且本书的时间跨度也更长。高铁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发展，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我们有必要以高铁为载体来讨论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影响。

基于以上讨论，本书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本研究的潜在价值。高铁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影响农业劳动力及耕地等主要投入要素的供给情况，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农业技术交流与转移。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高铁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同时，研究高铁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全面评价高铁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能为政府制定相关农业政策提供针对性的参考依据，以更好地发挥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对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是支撑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并且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全面地评价高铁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有助于改善亚洲范围内的交通便利，同时为完善亚欧非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提供了参考建议，还有助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合发展交通与农业提供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