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早在20世纪中期，Hasody就认为大多数农民属于小农，如果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就应该通过政府发展和组织以小农为对象的贷款来实现，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先后对农业贷款、农户贷款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Nurkse，1953；Barla，1970；Todaro，1970；Rao et al.，1972；Adams&Vogel，1986；Binswanger&Khandker，1995；Mosley&Hulme，1998；Matin et al.，2005；Ang，2010；Weber&Musshoff，2012；Jasson et al.，2013），并阐述了金融手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机理（Hayami&Ruttan，1971；Barro&Martin，1992；Reardon，1994；Gramlich，1994；Garcia-Mila，1996；Yaron，1997；Poulton，1998；Darrat，1999；Claessens，2006；Fan et al.，2008；Monke，2010）。Claessens（2006）认为金融发展是解决现代经济中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农村金融发展提高了农村资源配置效率，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Galor et al.（2006）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表明，信贷资金是平滑消费、减少贫困的重要因素。农村金融市场向农民提供资金支持，增加了化肥和拖拉机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大大减少了农村地区农作物营养不良的现象。农业信贷能够促进农村资本形成（Monke，2010），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Kehindle，2012）。高东光和高远（2017）认为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和保障，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刘玉春和修长柏（2013）利用我国1980—2011年的时间序列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王小华（2015）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吕勇斌和赵培培（2014）利用我国2003—201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数据分析表明，农村金融规模可以减缓贫困，但是金融效率提升没有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华东等（2015）利用2001—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农业贷款的增加有利于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农户贷款存量的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黄寿峰（2016）采用空间面板分位数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只有高分位点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张旭光和赵元凤（2016）基于内蒙古奶牛养殖户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参加奶牛保险能显著促进养殖户收入增长。阮贵林和孟卫东（201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对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增长效应不明显。Wang et al.（2018）认为中国农村居民普遍面临信贷约束，信贷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收入较高的农民更有可能获得银行信贷，继续增加收入，而收入较低的农民更有可能因为缺乏资本积累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曹瓅等（2019）的研究表明，农地经营贷款显著促进农民总收入和农业收入的增加。石文香和陈盛伟（2019）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特征。黄颖和吕德宏（2021）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通过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温涛和王佐滕（2021）认为农村金融多元化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

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其农村金融的配置效率是无效的。贾春新（2000）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仅仅是通过金融资产规模的增长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对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收入增长没有积极作用。温涛和王煜宇（2005）认为农村金融发展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刘旦（2007）分析了我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余新平等（2010）分析了我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结果表明农村存款、农业保险赔付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村贷款、农业保险费收入和乡镇企业贷款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周稳海等（2014）基于系统GMM的估计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较小。王小华（2015）、雷泶等（2016）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效率水平较低，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农村金融的低效率抑制了农民增收，加剧了农民贫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