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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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特征及事实分析

根据Baker et al.(2016)测算的美国EPU指数,美国EPU指数(USEPU)与全球EPU指数(GEPU)变动如图2-1所示。从图2-1来看,美国EPU指数与全球EPU指数的走势几乎一致,尤其在一些重大的全球事件中两者高度重叠,仅在2017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任开始两者出现小幅度分化,可见美国EPU指数对全球EPU指数的替代性极高。从1985年1月以来,美国EPU指数呈现了缓慢上升的趋势,EPU指数从1985年1月的125上升到2020年12月的246,涨幅接近100%,其间还在1990年、2001年、2008年、2012年、2016—2017年、2019年、2020年形成了7次典型的波峰期,具体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

图2-1 美国EPU指数、全球EPU指数与重大事件比对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网站(www.policyuncertainty.com)。

小幅波动期:1985—2000年。这期间美国EPU指数波动幅度较小,大都在80~120,尤其是1993—1997年,EPU指数进一步回落,出现了长达六年的经济政策稳定期。但期间EPU指数也出现了几次小高峰,主要是受1987年黑色星期一、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危机(LTCM危机)的影响,这三个时期指数分别达到了132、157、123。

大幅震荡期:2001—2007年。这期间受恐怖袭击和政府军事行动的影响,美国EPU指数经历了一次波谷到波峰的大幅波动期。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该事件发生后,美国军队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发动了“反恐战争”,并通过了爱国者法案,激发了民众及新闻媒体的超级民主主义情感。此时的布什政府也从“弱势”状态转向了“准战时政府”,导致这一年美国EPU指数飞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188,形成了第一个波峰;随后受“9·11”事件的恐慌性影响,在2003年3月美国以伊拉克私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实行了军事打击,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EPU指数在当月达到163,形成该时期的第二个波峰。

快速增长期:2008—2014年。这段时期美国EPU指数呈现大幅上升趋势,且波动性较大,峰值高达245,波谷低至71。这段时期美国EPU指数高涨主要是受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从最初的降息策略到最后使用非常规化的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地调整经济政策以帮助美国摆脱金融危机,稳定国内经济。美国EPU指数也逐步攀升到190。随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从最初向IMF求救到欧洲央行出手救市,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实施引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导致这一时期的美国EPU指数再次上升到245。

震荡增长期:2015—2020年。这期间美国EPU指数呈现更强的波动性,波动频率更高,增长速度更快。2016年期间英国脱欧、特朗普选举成功以及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几项重大事件叠加导致2016—2017年的美国EPU指数一直维持在160以上。2018—2019年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贸易战,尤其是中美之间紧张的贸易关系使得贸易关税不断上升,频繁颁布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这一时期的EPU指数攀升至201。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席卷全球,美国国内疫情蔓延,导致各行业陷入停工停产状态,国内外经贸联系被疫情强行切断,导致美国经济遭受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冲击。面对疫情的冲击,美国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救助措施,包括降息、回购、取消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一级信贷利率等一揽子传统货币政策,同时还配合实施了4轮不同程度有关新冠病毒感染防疫的经济刺激政策,试图挽救陷入低迷的经济。随着疫情的扩大,各种经济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也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在这期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值350,可见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来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动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