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常有好意的苦言”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

在1929年8月5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二期上，鲁迅发表了题为《“皇汉医学”》的杂文，鲁迅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的态度说：“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他又说：“小朋友梵儿在日本东京，化了四角钱在地摊上买到一部冈千仞作的《观光纪游》，是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来游中国的日记。他看过之后，在书头卷尾写了几句牢骚话，寄给我了。来得正好，钞一段在下面：……”

此处所说的小朋友梵儿，是鲁迅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得意门生和关系甚密的忘年交李秉中。1929年7月22日《鲁迅日记》亦有“收李秉中自日本所寄赠《观光纪游》一部三本”的记载。而鲁迅的这篇文章有半数以上文字是在议论冈千仞的《观光纪游》的。

冈千仞（1833—1914），字振衣，号鹿门，日本仙台人。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汉学与西学。冈千仞原是幕末仙台藩士，因力主尊王维新，曾被藩主投入监狱，险些丧了命。明治维新后，任仙台养贤堂教授、日本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等职。他改名千仞，字振衣，并为其侄取名濯，字万里，均取自我国西晋诗人、文学家左思《咏史》八首中的第五首：“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意思是：在千仞高冈抖去衣服上的灰尘，到万里长流中去洗足除垢。这可谓是西晋五言诗的扛鼎之作，不仅抒发诗人的愤懑之情，豪迈高亢，雄健劲挺，而且也体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同时，冈千仞借此为自己和侄子命名和字，也足以说明冈千仞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研究之深。秀才出身的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被迫流亡，著有《普法战纪》一书，在日本颇有影响。52岁那年，他应邀做东瀛之游，并将所见所闻写就《扶桑游记》，因有幸与冈千仞相识，志趣和生活经历又相似，遂成挚友。冈千仞早有“一游中土”的夙愿，在王韬的鼓励和支持下，也是1884年52岁如愿来华，历时300余日，足迹遍及上海、苏州、杭州、天津、绍兴、广东、北京等，与李鸿章、盛宣怀、俞樾、李慈铭、文廷式、张裕钊等达官显贵、名士亦有往还。难能可贵的是，冈千仞的中国游历，逐日及时记录，与其说是游历，不如称为实地考察，他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清代末年，祖国内忧外患，山河风雨飘摇，而统治集团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和士大夫，沉浸在蒙昧和梦寐之中，可谓“于世态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败，百不知一；于当今之务，救世之略，无一知者”。在笔者看来，外国人历来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态度和评述，可分两大类，一类“捧”是友好的，另一类“捧”是捧杀：有仰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中许多日本人还一度师从中国，当然，也有贬损和抹黑中国的。而冈千仞在《观光纪游》里有关自然风光、物产、风土人情的记述较为生动，给人印象也很深，他基本上抒发欣赏的思想感情；而涉及中国社会时弊、陋习和丑恶现象，他则直抒胸臆，揭露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因身为外国人，毫无顾忌，也毫不留情。由于他接触中国上层社会，又深入民间基层，长时间地广泛地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对于所见所闻，他所作的分析及言行较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是显然不同于怀有不纯动机甚至敌意而作出故意丑化、抹黑、打压言论的那些洋人的。正如哲人所言：只有不想吃中国人的肉的人，才会这样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也就是说，他的批评是中肯的。鲁迅在《“皇汉医学”》一文中摘引冈千仞《苏杭日记》里批评一些中国人推崇日本人所写的中医著作，却轻视西方医学的一席话，认为“冈氏距明治维新后不久，还有改革的英气，所以他的日记里常有好意的苦言”。冈千仞一踏上中国土地，留给他最初印象是：所到之处，中国人对他的围观，“市人观余异服，前后群拥，使人不胜”。在杭州，“市人拥观，殆为渠所看杀”；到了绍兴，他乘月色夜游街市，越人除“簇拥”外，还“有投瓜皮瓦石者”。对于这种对外国人不文明行为，冈千仞还能谅解，至多说明当时中国的封闭和落后。因为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欧洲人来到江户（东京）也是这样的。但是，在北京，一次同四位衙门大臣会见时，一位总管外交事务的衙门大臣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问：汽车有什么用处？反复问答，大臣们还不满意，冈千仞提高声调答道：“欧美各国，讲利无所不至，假使汽车有害而无利，他们就不制造和使用了。”至此，几位大臣才默不作声。当天，冈千仞记下感慨的日记：衙门大臣是总管外交事务的，“而矇然此等事”，不停地纠缠发问，执政者尚且如此愚昧、落后和无知，“不知富强为何事！”犹如燕子把巢建在帷幕上，不知大火马上就要烧到厅堂了。这位日本汉学家根据在中国的观感写就《观光纪游》一书，他敏锐地认清当时的中国正在遭受烟毒、经毒（六经毒）、贪毒这三种毒的全国性祸害，并正告曰：不扫除这三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局外人比当局者看得清、看得精准，冈千仞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