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专家，我知足了。”

在工作中倾尽全力的彭士禄，却对名利十分淡泊。在他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

1978年，当得知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彭士禄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奖者。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还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

1985年，彭士禄作为第一完成人主持完成的“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设计”项目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1年，在撰写中国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历程时，彭士禄的事迹才开始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当时，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我不是什么之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他还谦虚地说：“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有幸参加了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时值‘文化大革命’，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我也被抬上‘总师’宝座。”

1994年，彭士禄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为终身荣誉。

荣誉面前，彭士禄总是想着别人。

1959年，工程师李宜传就参加了潜艇核动力设计工作。因为身体原因，他在陆上模式堆之前就割了一个肾，但他仍然带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从1970年初主控室进入安装阶段后，李宜传吃住都在现场，每天的饭菜都由别人送进主控室。最后，他牺牲在试航的核潜艇上……

李宜传的经历总是让他感慨万千。他经常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但功劳不是我个人的，核电潜艇研制成功也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集体力量共同完成。”他还在《现代舰船》中发表文章说：“参加研制核潜艇工程的每一个人，所做的每项工作，都是严格按照科学规律，一丝不苟地去努力奋斗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对于可敬的战友，彭士禄念念不忘，但对自己的事情，他总是很“糊涂”。

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让给别人。别人提起来，他总说：“党和国家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党对我有恩，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专家，我知足了！”

工作以外，彭士禄谦逊低调、“普通而又简单”，他和同事们不仅是上下级，更是挚友。

尽管后来当了副部长，彭士禄的东西还常常被拿去“共产”，从鞋子、衣服、打火机到烟酒茶，谁需要就拿去。

他还总是关心别人。在北京，一位技术工人患了心脏病，正在住院。彭士禄得知后，立即驱车百余公里赶去看望。

在辽宁葫芦岛，黄海燕的父亲曾在当地船厂工作，51岁时突然离世。6个未成年的孩子、1位七旬老人……面对这样的家庭，黄海燕的母亲多次到基地寻求帮助。但由于规定所限，基地领导有心无力，只好无奈地说：“等北京的彭部长来基地时，你直接去找他。”

当时彭士禄经常往返于北京、葫芦岛之间。那天见到彭士禄后，黄海燕的母亲泪流满面。了解了情况后，彭士禄当即翻遍自己的口袋，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塞到了黄海燕母亲手里。随后，他指示基地领导按特殊情况尽快解决黄海燕的工作问题。

为缓解黄海燕家的生活压力，彭士禄还与基地几位领导商量，分别认养了他们姐弟几个。黄海燕记得，有一次彭伯伯一个人从基地办公楼出发，手里提着一个大包裹，里面装满了本子、笔等学习用品，还有衣服、水果和补品，步行走了5里地，来家里看望他们。“看到彭伯伯累得满头大汗，还拿来这么多礼品，家人立刻围拢过来，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中国核动力院原科技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胡明刚回忆，2006年黄山学术年会后，他陪彭士禄一起爬黄山。“爬山路上，我叫他彭部长，问他黄山好不好。彭老对我说：‘小胡，不要叫我彭部长，叫我彭大哥。’之后，他还开玩笑地说：‘黄山什么都好，就是没有二锅头，要是有二锅头就更好了。’”短短几句话，胡明刚倍感彭士禄的和蔼可亲，待人和善，谈吐幽默，“完全没有一点架子，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