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政府应该如何“救市”？

诚然，笔者并不反对救市，正如上文所言，关键在于怎么救，救市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一、救市，重在政府让利

真正的救市，不是救某个产业、某个市场、某家企业，而是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格局。

为什么这时政府要向市场、国人让利？

企业及国人缴纳大量的税收供养庞大的公共系统，希望出现战争、大萧条、自然灾害时，政府能够动用公共资源及公共权力维持社会及市场的稳定。

疫情之下，政府需要向市场让利，修复企业及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比如，政府大幅减税、降费、降社保，甚至短期内免税、免社保。

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这些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肩负的责任包括支撑政府及公共系统运转。

2019年，按全口径统计，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泽平宏观）。[1]所谓全口径，除公共财政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是央企及国企上缴的利润。

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这两部分存在，企业及国人上缴的税费则应该大幅下降。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让利于民。

早在300多年前，古典主义先驱威廉·配第就在其著名的《赋税论》中阐述了这一方法。

威廉·配第在谈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征税时，提出了另一种办法：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土地中划出约1/6的土地，大约400万英亩，作为国王的领地。国王收取地租，约为200万英镑，作为税收以支持公共开支。

威廉·配第认为，国有地租等同于税收，那么民众就可以免税，或减少纳税。他说，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新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如果爱尔兰实施这种办法，那么任何在爱尔兰购买土地的人就都不必再缴纳原本英国人所缴纳的税收。

威廉·配第说：“如果一个国家平时就把地租的一部分以征收土地税的形式留给国家，而不需要对国民征收临时的或突然的税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幸福安康的国家。”[2]

有人会说，政府负债率也在上升，疫情之下政府收入下降，财政没钱怎么办？

盘活央国企国有存量资产不失为一个可行方法。根据财政部与国务院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的上缴比例为5%。若央企利润上缴比例能有所提升，同时划拨国有资产填充社保账户，那么政府财政则更加充裕，更能切实可行地降低企业及个人的税费、社保负担。藏富于民才是抵御经济危机及不确定性灾害的良策。

二、救市，重在公共用品

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更多的钱还给市场，让市场去支配钱，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那么，政府手上的钱，该怎么用呢？

是应该发放给高级人才作为住房补贴，还是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上？应该给新能源汽车百亿元补贴、给房地产商补贴，还是应该给创业型企业、低收入者免税？

救灾与救市是两回事，干预市场与建设公共用品也是两回事，救灾和提供公共用品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公共财政，应该用在公共用品上，而非市场补贴上。

完善的公共用品，有助于我们抵御灾害及风险。这次疫情一个重大的教训是，公共卫生系统建设不足、效率低下。

钟南山院士在2020年2月27日广州市疫情防控保障新闻通气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疾控中心只是技术部门，地位太低，没有行政权。他还说，SARS（“非典”）之后，很多研究就不搞了，所以这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

目前，中国有些领域的公共用品投入巨大但效果有限，有些领域的投入不足，比如基础教育。

政府建设公共用品的经济学逻辑是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完善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务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提升企业的科技水平，提高国人的收入水平，从而更好地抵御不确定性的冲击。

三、救市，重在改革开放

政府让利和公共用品建设的钱，应该来自财政系统，而非银行等金融系统。如果来自金融系统，容易增加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降低施政效率，挤出私人投资。

而真正的救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货币系统的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货币系统缺乏独立性，央行服务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刺激经济便找银行。这样，货币闸门守不住，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房地产投资，而私人企业融资成本很高。

欧洲央行、澳大利亚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均实行单一目标制，即以控制通胀率、实现货币价格稳定为货币政策目标。美联储有三个目标：通胀率、就业率及金融稳定。

目标明确，货币政策执行变得公开、透明且有效。通胀抬头时，紧缩货币；通缩时，扩张货币。

理论上，货币政策目标只能服务货币价格稳定本身，不能服务任何宏观经济目标（欧根货币目标优先理论）。通胀率作为单一制目标，其实是抓住了货币的本质。

因此，央行需要明确其政策目标：什么情况下扩张货币，什么情况下紧缩货币，标准是什么。货币作为公共契约，货币政策作为公共政策，任何为了非公共利益的“倾斜”，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输送”，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货币政策目标只服务货币价格稳定本身（如通胀率），而不服务政府、企业或任何组织的利益，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央行系统的独立性。

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应逐渐独立。

商业银行的信贷存在一定的体制倾向，以及受行政命令的干扰。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打破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商业银行也好，地方国企也罢，都面临市场竞争，自然向效益看齐。

另外，要逐渐降低利率，进而实现利率市场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都收紧权力，开发各种结构性工具（如专项贷款、定向降准降息），直接配置货币。其实，货币的调配，还得交给信贷市场，由市场价格（利率）来决定。

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利率由市场定价，才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发行量和配置货币资源。

只有掐住了“钱袋子”，财政过“穷日子”，政府才能告别土地依赖和信贷依赖，进而想办法推动改革，想办法搞好经济，提高税收收入，提高国企经营效率。

这才是深层次的“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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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泽平，罗志恒，孙婉莹. 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EB/OL］.（2020-02-20）［2023-04-06］. https://mp.weixin.qq.com/s/FV71eiJz7pi0oMV2-duuUw.

[2]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M］. 陈东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