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献综述

随着熊彼特创新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以及以索洛、罗默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企业技术创新受企业规模（Williamson and Oliver，1965）［33］、股权分置改革（Tan et al.，2014）［34］、高管特征（Jin et al.，2016）［35］、政治关联（党力等，2015）［36］、并购（Federico et al.，2018）［37］等多因素影响。然而，技术创新的公共物品特性，导致私人部门研发活动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为政府支持政策的出台提供理论支持，Stiglitz和Joseph（2015）［38］指出政府对创新主体的支持才是欧美等国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主要原因。Manso（2011）［39］、蔡卫星等（2019）［40］认为企业创新要着力解决的难题之一就是创新的“激励不足”，其中创新制度体系，如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的科技金融风险投资制度等是创新发展的有力保证。促进创新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亦需要完善的制度环境（Acemoglu，2010；Barasa et al.，2017）［41-42］。政府支持政策种类多样，包括政府补贴、税收激励、政府采购、专项贷款、创新基金等，其中关于政府补贴的研究较早，但之后有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作为直接干预，存在资源扭曲性大、补贴效率低等问题，税收激励作为市场化手段越来越受欢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关于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国内外学者运用经济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广泛而具有成效的探索，形成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有利于发现已有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以及尚未涉及的领域，进而确定本书研究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