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早就应该提到，在前一年秋天，我把我大多数有才华的朋友组成了一个互促互进的社团，我们叫它“共读社”。我们每个星期五的晚上聚会。由我起草的章程规定，每一个社员必须轮流提交一两篇有关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中任何问题的论文，并在会上由大家来讨论；每隔3个月要提交和诵读本人的作品一篇，题目可以任选。我们的辩论由会长主持，而且应当以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为指导，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求胜的态度来进行；而且为了防止过激情绪，一切肯定意见的表达和直接的抗辩时间过长的话，就会被宣布为非法，违反者要处以小额的罚金。
这个组织的首批会员是约瑟夫·勃赖诺，一个公证事务所的契约誊写员，他是一个温厚而友好的中年人，非常喜欢诗，凡是他能找到的诗他都愿意读，也能写一些还过得去的诗，做小玩意儿很有天赋，谈话很通情达理。
汤玛斯·高德福莱，一个自学的数学家，对于他的本行很有研究，后来成为现在被称为“哈德里像限”的发明者，但在他的本行以外则一无所知，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就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都要绝对正确，或者是毫无休止地否定或区别琐碎小事，以至于会妨碍整个谈话的进行。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尼古拉·斯格尔，一个测量员，后来当上了测量局局长。他喜欢读书，有时也写点儿诗。
威廉·柏生，学的是制鞋业，但是喜欢读书，学了许多数学，他本来是为了占星学才学数学的，以后只要谈到这件事他就会笑。他也当了测量局局长。
威廉·莫古瑞奇，一个细木匠，一个十分优秀的工匠，同时也是一个稳重而聪明的人。
休·梅莱笛斯，司蒂芬·博茨，乔治·韦伯，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他们了。
罗伯特·格莱斯，一个颇有财产的年轻绅士，慷慨活泼而又幽默，喜欢讲双关话，爱他的朋友。
还有威廉·柯尔曼，那时还是一个商店的店员，大约与我同岁，他几乎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头脑最冷静清楚、心肠最热、品行最端正的人。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声望的商人，也是我们州里的法官之一。我们的友谊持续到他去世从未间断过，有40多年的时间，这个社团也差不多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是当时宾夕法尼亚最优秀的哲学伦理和政治学学派。由于我们在讨论前的一个星期先在会上宣读一遍论文，这就使得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细心地注意到不同的题目，从而使得我们在讨论时更加切题中肯。在这里，我们也养成了良好的谈话习惯。在我们的会章中，我们研究拟定了一切可以防止相互冲突的办法，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社团才能够长期存在，关于这个社团，今后我将有机会常常提到它。
但是，我在这里介绍这个社团，是想指出我当时所有的一些伙伴，他们每个人都尽力为我们介绍生意。特别是勃赖诺，替我们承揽到了替教友会印刷教友会历史40个印张的业务，其余部分则被凯莫尔接走了。在这笔生意上，我们工作得非常辛苦，因为价格太低了。这是用12磅活字印刷的“为祖国”式对开本，上面还有很长的小号字注释。我每天排好一张版面，梅莱笛斯就在印刷机上印出来；等我为第二天的工作拆完版时，往往已经是夜间11点钟了，有时甚至更晚些，因为有时候我们其他的朋友介绍来的零星业务会耽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决定保持每天排好一张版的速度，所有当我有一夜拼好版之后，觉得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时，没想到其中有一版不小心碰坏了，有两页的铅字乱成了一堆，我立即拆了版，重新拼版，然后才上床睡觉。这种勤劳是我们的邻居有目共睹的，这使得我们的名誉和声望开始增加。特别是有人告诉我，当人们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提到这家新开张的印刷厂时，大家普遍认为它必然会失败，因为城里已经有了凯莫尔和勃拉福两家印刷厂，但是贝尔德博士（许多年以后你和我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兹见到他过）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因为那个富兰克林的勤劳，”他说，“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当我从俱乐部回家时，我看见他还在工作；第二天，当他的邻居们还没有起床时，他又在工作了。”
这番话给其他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就提议供给我们文具，要我们代销，但我们那时候还不想经营文具铺。
我特别强调和格外直率地提到“勤劳”这一点，虽然好像我是在自我吹嘘，但我的目的是想当我的后人读到这里时，当他们见证了勤劳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时，他们就可以明白这一品德的可贵之处了。
乔治·韦伯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借钱给他，向凯莫尔赎买自由。这时他来到我们这里，自己提出当一个职工。我们那时还没法雇用他，但是我愚蠢地告诉了他一个秘密，我不久打算办一份报纸，到那时或许可以雇用他。我告诉他，我成功的希望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唯一的一份报纸是勃拉福办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经营得十分恶劣而又枯燥无味的报纸，但是他还有利可赚，因此我想一份优秀的报纸一定不会亏本。我请韦伯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告诉了凯莫尔。为了抢在我前面，凯莫尔立即宣布他自己的办报计划，并雇用韦伯来办报。
我对此很愤慨。因为我当时还不能办我们的报纸，为了破坏他们的计划，我替勃拉福的报纸写了几篇有趣的作品，总题目是《爱管闲事的人》，后来勃赖诺把它连载了几个月时间。用这种方式，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这家报纸来了，凯莫尔的计划在我们的冷嘲热讽下，遭到了人们的漠视。但是，他仍然办起了报纸，经营了9个月，最多的时候只有90个订户，以后就贱价把报纸出让给我了。我早就准备好接手这家报纸了，就马上接了过来；在几年之内，这家报纸就给我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利润。
我知道我喜欢用单数第一人称讲话，虽然我们还是合伙经营，事实上，这也许是因为全部业务都由我负责经营，而梅莱笛斯根本不会排字，也不懂得印刷，而且很少有不喝醉酒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对我与他的合伙大表惋惜，但是我将尽量利用这种合作条件。
我们的第一份报纸在外观上与宾夕法尼亚以前的报纸截然不同：不但字体清晰，而且印刷精美。当时保奈特州长和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之间正发生争执，我在评论这件事时所写的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了领导人物的注意，使得这份报纸和它的发行人常常成为人们的谈资，不到几个星期他们都成为我们的订户了。
许多人跟着他们订了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读者不断地增加。这是我会写点儿小文章的最初的良好效果之一；另外一个效果是，当那些领导者看到一个能动笔写东西的人现在控制了一家报纸时，他们就认为应当鼓励我，对我开恩施惠。勃拉福这时还在承印选举票、法律和其他公家的生意。他把州议会向州长的请愿书印得既粗劣又错误百出，而我们将它重印得既精美又准确，并且给每一位议员寄了一份。他们看出了这两者的不同，这就增加了我们在议会中的议员朋友说话的分量，这样他们就推举由我们来承印下一年的印刷生意。
我们在州议会的朋友中，我不能忘了上面提到过的汉弥尔顿先生，他这时候已经从英国回来了，而且是州议会的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大力支持我，就像他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一样，毕生都对我呵护备至。（作者原注：有一次我替他的儿子弄了500英镑）
大约在此时，弗朗斯先生提醒我欠他的债款，但是他并没有催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坦白地承认了我的过失，恳请他再给我一些时间，他也答应了，一等到我有了能力，我就连本带息付清了，并且表达了我的谢意。就这样，这一过失在某种程度上总算改正了。
但是，这时有一件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事情发生了：按照我们原来达成的协议，梅莱笛斯的父亲应当支付我们印刷厂设备的费用，但是他只支付了100英镑，由于他欠了一个商人100英镑，这个商人等不及了，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缴了保释金，但是我们看到假如我们不能及时筹到款项的话，法庭不久就会宣判和执行，那么我们美好的前景将与我们一起遭受灭顶之灾，因为印刷机和铅字将会被卖掉还债，可能还是半价呢。
在这不幸之际，来了两个真正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而且毕生不忘。他们各自不约而同并且自动愿意为我垫付一切必需的资金，使我能够自己单独营业，假如这件事能办得到的话。但是他们不喜欢我和梅莱笛斯继续合伙，他们说有人经常看见梅莱笛斯醉醺醺地走在大街上，还有人看见他在酒馆玩那些下流的赌博，这些对我们都是奇耻大辱。这两位朋友是威廉·柯尔曼和罗伯特·格莱斯。我告诉他们，只要梅莱笛斯父子还有希望履行他们在协议中的义务，我就不好提出散伙，因为我觉得自己得到过他们不少恩惠，他们过去帮了我不少忙，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他们现在还将给我帮忙；但是，假如他们最终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因而我们的合伙非解散不可的话，到那时我将认为我可以随意接受我的朋友们的帮助了。
这件事就这样拖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对我的合伙人说：“也许你父亲不喜欢你参加我们这项事业，因此他不愿替你和我垫付这笔钱，但是他可能愿意替你一人出钱。假如是这样的话，请告诉我，我将退出合伙，全部让给你，离开此地。”
“不，”他说，“我父亲真正感到失望的，是他无力垫付这笔钱，而且我也不愿让他更伤心。我知道我不适合这项工作。我从小就务农，我进城来，30岁还去当学徒学习新的行业，这实在是一件荒唐事。我们有很多威尔士人将要去北卡罗来纳拓荒，因为那里土地很便宜。我想和他们一块儿去那里干我的老本行。你可以找朋友来帮你。假如你愿意承担印刷厂的债务，偿还我父亲垫付的100英镑，替我还清我个人的一些欠款，再给我30英镑和一个新马鞍的话，我将转让我的股权，全部产权都归你所有。”
我同意了他的提议。我们起草了一份书面文件，立即签了字盖了印。我给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不久他就到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寄了两封很长的信，信中包含了关于那个地区最好的一篇叙述，讲到了它的气候、土壤、农业，等等，因为关于这些事情他原本是十分内行的。我把它们发表在报纸上，读者们大为满意。
他刚一走，我就去求助我的两位朋友。由于我不愿意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有所偏向，于是就向每一位借了他所提供的一半数额，也就是我本来要向一个人借贷的半数，偿清了印刷厂的债务，开始以我自己的名义营业，同时公开宣布合伙解散。我想这大概是在1729年或者是那年的前后。
大约在这时候，在人民中间有一种呼声，要求发行更多的纸币，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纸币流通额只有15000英镑，而且这一数目不久也将要减少。富裕阶层反对增加纸币，他们反对一切纸币，因为他们害怕纸币会使货币贬值，就像在新英格兰所发生的那样，将会导致债权人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在我们的共读社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我赞成增发纸币，因为它使我相信，1723年铸造的少量货币做了不少好事，它促进了商业和就业，增加了本州的居民，因为我现在看到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正在建造之中；但是，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吃着我的面包卷走在费城街上的时候，我看到胡桃街从第二街到前街这一段街道的大多数房子的门上都贴了“招租”的纸条，在板栗街和其他街道上的许多房子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当时使我以为，费城的居民正在不断地离开这座城市呢。
我们的辩论使我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撰写和发表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名叫《纸币的性质和需要》。老百姓普遍都很欢迎它，但是有钱人不喜欢它，因为它增大和加强了增加货币的呼声。富人这边碰巧没有作家能够回答这个小册子，因此他们的反抗减弱了。这样，增发纸币的议案就在州议会中以大多数票获得通过。我在州议会中的朋友们觉得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做了一些贡献，认为应当由我来承印纸币，以作为对我的酬劳。这是一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对我的帮助很大。这是我会写文章的另一个好处。
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纸币的作用变得如此的明显，所以以后再也没有引起很多的争议。结果，纸币发行额不久就达到了55000英镑，1739年达到8万英镑，后来在战争期间超过了35万英镑，因为商业、建筑和居民人数都在不断地增加，虽然我现在认为纸币的发行额有一个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可能有害了。
不久以后，我又通过我的朋友汉弥尔顿获得了承印纽卡斯特尔纸币的生意。根据我当时的看法，这又是一笔赚钱的生意，因为对于穷人来说，小事情也显得很重要；而且这些生意对我实在是大有益处，因为它们有很丰厚的利润可赚。他还替我接到了承印纽卡斯特尔政府法律和选举票的生意，直到我离开印刷业之前，这笔生意都由我来做。
现在，我开了一家小文具商店，我的商店销售各种各样的空白单据，由于我朋友勃赖诺的帮助，我们的单据在殖民地是式样最正确的。我还销售纸张、羊皮纸、小贩的账簿，等等。
一个叫怀特马斯的排字工人，他是我在伦敦认识的，是一个优秀工人，现在到我这里来了，他一直勤劳地跟我在一起工作；我还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克拉·罗斯的儿子。
现在，我开始逐步还清办印刷厂而借的债款。为了获得作为商人的名誉和声望，我注意到了不但在事实上要勤勉俭朴，而且要避免一切相反的外表。我穿着朴素，我从来都不去那些无益的娱乐场所，从来都不出去钓鱼或打猎——读书的确有时候会使我旷工，但那也只是偶尔的事情，而且是隐藏的，也不会让别人说闲话；而且，为了表示我不以我的行业为耻，我有时会把我在纸店买好的纸张装在独轮车上，自己推着车从街道运回家。这样，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勤奋上进的青年，而且做生意从不拖欠，所以进口文具用品的商人们都来请我和他们做生意，别的商人也提议我为他们代销书籍，我的事业一帆风顺。同时，凯莫尔的信誉和生意却一天天衰败，最后他不得不出卖他印刷厂的设备来偿还他的债主们的钱。他去了巴巴多群岛，在那里住了几年，生活十分困窘。
凯莫尔的学徒大卫·哈利，当我在凯莫尔的印刷厂和他一起工作时曾教过他，他购买了凯莫尔的设备后，就顶替他的地位开张了。我起初担心哈利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的亲友们很有能力，而且也很有势力。因此，我提议跟他合伙经营，但是幸亏他轻蔑地拒绝了我。他非常骄傲，打扮得像个上流人，过着奢侈的生活，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结果负债累累，荒废了他的业务，因此，他的生意全跑了。既然没有生意可做，他就学了凯莫尔的样，也到巴巴多群岛去了，还把印刷厂搬到了那里。在那里，这位学徒雇了他过去的老板当员工。他们经常吵架，哈利的负债越来越多，最后不得不把他的铅字卖掉，回到宾夕法尼亚务农去了。购买印刷厂这些设备的人雇了凯莫尔来使用这些设备，但是几年以后他就死了。
现在，在费城除了多年的老对手勃拉福以外，再也没有人和我竞争了。勃拉福资金充足，生活优裕，只是偶尔雇一些零工做点儿印刷的活，但是他并不非常担心生意。因为他管理着邮局，人们认为他有更多的机会优先获得新闻，都以为他的报纸的广告效果要比我的好，因此他的广告比我的多得多，这一点对他很有利，而对我却不利。因为虽然我也从邮局收发报纸，但是公众并不知道，这是因为我是通过贿赂邮局的邮递员才把报纸寄往各地的，而邮递员只能私下里做这些事情，因为勃拉福毫不讲理地禁止他们寄送我的报纸，他的这种做法使我有些恼火，也使我因此而瞧不起他，所以，当我后来达到他的地位管理邮局时，我下决心绝不模仿他的所作所为。
到这时候为止，我一直在高德福莱家搭伙吃饭，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们占用了我房屋的一部分，并且在我的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一家玻璃店，他生意做得很少，因为他沉迷于数学研究。高德福莱太太打算替我和她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媒，常常找机会让我们见面，到后来我真的对她产生了感情，因为这个女孩本人是很不错的。这些老年人鼓励我，不断地请我去吃饭，让我们两人在一起，到最后该谈婚论嫁了。
高德福莱太太替我们传话。我告诉她，我希望能从他们的女儿那里获得付清我印刷厂借款余数的钱，我想这笔钱当时不超过100英镑。她给我带来回话说，他们没有这样一笔多余的钱款可以给我；我就说他们可以去银行抵押他们的房子。过了几天，他们对这件事的回答是他们不赞成我们这桩婚事了。他们曾向勃拉福打听过，而勃拉福告诉他们，印刷业并不是一个赚钱的行业，而且铅字很快就会用坏，需要用更多的铅字，凯莫尔和哈利都先后失败了，我大概不久也将步他们的后尘。因此，他们不许我再到他们家去，还把他们的女儿也关了起来。
究竟是不是他们真的改变了主意，或者只是一种诡计，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很深的地步而不能分离，因此我们会私奔，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给一些或不给什么嫁资，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猜想他们的动机是后者，我对此很生气，就不再去了。高德福莱太太后来告诉我，他们的态度有了好转，还想再让我去他们家；但是我告诉她，我决定不再与那家人有什么来往了。这使得高德福莱全家很生气，我们之间出现了矛盾，他们就搬走了，这样整所房子都归我住，我决定不再招租什么人了。
但是这件事却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结婚了，所以我就向周围观看，到其他地方去找朋友；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是一个穷行业，我不能指望从妻子那里得到钱财，除非我和那些不合乎我心意的女人结婚。同时，年轻人那种不易控制的情欲，也常常驱使我与那些偶尔相遇的下流女人发生关系，这不但要花钱，而且非常麻烦，还不断地使我害怕被传染到疾病，虽然侥天之幸，我没有得这种病。
作为邻居和老朋友，我和李德太太全家一直维持着一种友好的通信关系，从我寄住在他们家的第一天起，他们都很尊敬我。他们经常请我过去商量他们的事情，我有时候也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同情可怜的李德小姐的不幸遭遇，她总是无精打采的，很少能高兴，而且不愿意和别人交往。我认为我在伦敦期间的轻浮与变心应当对她的痛苦承担相当大的责任，虽然她母亲很善良地认为她自己的责任要比我的还大，因为她曾经阻止我们在我去英国之前结婚，而且在我出国期间又劝她嫁给了别人。我们俩人的感情又恢复了，但是我们现在要结婚却有许多困难。事实上，她的第一次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据说他的前妻还在英国活着，但是由于距离的关系，这一点不容易证明；而且虽然传说他已经死了，但是这也不能确定。即使这是真的，他留下了许多债务，他的继承人也许得负责还债。不过，我们还是冒着这些风险，在1730年9月1日结婚了。我们意料之中的那些麻烦一件也没有发生，她是一个善良而忠实的伴侣，帮了我很大的忙照看印刷厂，我们在一起兴旺起来了，我们一直总是努力相互安慰体贴。这样，我总算是尽可能地改正了那一大过错。
大概在这时候，我们社团的聚会不再在酒馆召开了，而是改在格莱斯家的一间小房间里，这间屋子是特别留作这一用途的。我提议，既然我们在讨论论文时常常要引证我们的书本内容，如果把我们的书集中在一起，放在我们聚会的地方，或许对我们会更便利，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这样，我们的书都集中放在一个共同的藏书室，只要我们愿意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每个人就有机会利用其他成员的书了，而这么做几乎像每个人拥有全部的书一样有益。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和赞同。这样，我们就把我们一时不用的书放在房间的一端。这些书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么多；而且虽然放在一起有很大的便利，但是由于没有人对这些书进行应有的保管，也产生了一些不便，所以大约在一年以后，这些书又分散了，大家把各自的书拿回家了。
这时，我开始提出我的第一个公共性质的计划，就是建立一个订阅图书馆的计划。我起草了提案，请我们的大律师勃劳克田把它写成适当的格式，通过我在共读社的朋友的帮助，我们一开始就获得了50个订阅客户，每个人开始时出40先令，以后50年每年出10先令——这50年正好是我们公司存在的期限。
当订阅人数后来增加到100人时，我们取得了一份执照，这就是所有北美订阅图书馆的鼻祖，现在它们非常普遍了。这种图书馆本身已经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增加。这些图书馆改善了美洲人的日常谈话，使得普通工人和农民变得像其他国家大多数绅士那样聪明，并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在殖民地各地普遍展开的保卫他们的权利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