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的事业
1993年,我二进北极。来到巴罗的第二天,我在街上遇到了气象站的主管丹尼尔·埃德雷斯先生。丹尼尔是搞大气物理的,我是搞地球物理的,我们差不多是同行,于是便成了好朋友,聊得颇为投机。正在兴头上时,他却忽然转身告辞。我以为他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却淡然一笑说:“我回去晚了,大狗会不高兴的。”
我愣愣地望着他,以为他会做个鬼脸,表明他是在开玩笑。没有想到,丹尼尔却极为认真,满脸严肃,一踩油门,很快地离开了。临走向我招了招手,丢过来一句话:“有时间到气象站来找我!”
那天下午,我匆匆赶到气象站。那是一座孤零零的木房子,高高地架在空中,矗立在漫无边际的北极草原之上,显得有点突兀。我踩着吱吱作响的木梯,小心翼翼地登上去,轻轻地推开门,抬头一看,丹尼尔正挺着大肚子笑嘻嘻地站在门口迎接我。我们紧紧地拥抱,我开玩笑说:“自从上次相遇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影子,我还以为你从地球上消失了呢。”
“不!不!”丹尼尔递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高兴地说,“我的事业就在这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别看这座房子很小,它的任务却很重要,就是要监测大气成分的变化,以便对气候变化的趋势进行研究和预测。”
“噢?”我仔细端详着丹尼尔圆圆的胖脸,笑着问道,“你们在检测温室效应吗?”
“是的。”丹尼尔缓缓地点了点头,“我们属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NOAA在全球范围内一共建起了四个这样的监测站,除了北极这里和南极点之外,在夏威夷和东萨摩亚群岛上还有两个实验室。这样,科学家就能有效地监测和分析全球大气的变化趋势。”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问他。
“这个网的建立,”丹尼尔指着那些仪器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夏威夷气象观测站建立最早,始于1804年,当时主要是为航海服务的。北极这里是从1881年开始观测。其余两个站,运转得要晚一点儿。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有人在这四个点上连续同步进行观测,为全球大气变化的研究,积累了大量很有价值的资料和数据。”
丹尼尔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一副自信并且自豪的表情。我禁不住回头扫视了一下他的房间,他抱歉地笑笑说:“对不起,我光顾着说话了,请你先参观一下我们的实验室吧。”
我们在实验室里转了一圈,丹尼尔详细地给我解说各种仪器的性能和用途。我对气象学一窍不通,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等他介绍完了,我们先是拍了一张照片作留念,然后重新坐下来,对视着,促膝谈心似的聊起了他的研究成果。“最有意思的是,”他将刚刚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单行本递给我,“前几年,一直有人发表文章说,北极地区每年春天冰雪融化的时间正在提前,以此来证明北极的气温正在转暖。实际上这是错的。他们所观测的都是居民点的情况。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居民点的人口增加,相应的建筑物也在不断增多,所造成的热岛效应(即居民点地区的气温要比周围高一些)也在增强,致使地上的积雪比以前融化得要早一些,因而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根据我们在野外所观测到的反射率的结果来看,积雪融化的时间总在6月中旬左右,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噢?也就是说,北极的气温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问道。
“那倒不是。”他笑笑说,“我的文章只是证明,有人利用积雪融化的时间来证明气温正在变暖实际上是错误的,至少是不确切的。”
“大气成分还有哪些变化,可以说一说吗?”
“当然,”他指了指那些仪器设备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对北极地区的大气成分进行监测和分析,以便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进行研究和预测。例如,1983—1985年,曾经有一个全球性的合作研究项目,主要是对大气中的甲烷进行观测。你知道,甲烷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样,能够引起温室效应。观测结果表明,1951—1986年,大气中的甲烷以每年0.7%±0.1%的速率增加。而利用格陵兰和南极冰川的气泡中所封存的古空气,一直可以追溯到16万年以前的大气成分。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现在大气中甲烷的含量,比工业革命以前已经翻了一番。1986年三四月份,我们专门对苏联以外的北极地区的大气进行了取样分析。结果发现,在960毫巴(气压单位)到750毫巴的两个恒温层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烟雾带,每立方厘米所含的烟尘微粒在6万个以上。而在正常情况下,空气中烟尘微粒的含量却只有50~200个。”
“二氧化碳的含量呢?”我关心地问道。
“二氧化碳的含量则达到15个PPb(浓度单位),”丹尼尔介绍说,“而在正常情况下,只有1个PPb左右。由此可见,北极地区的大气污染确实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1989年1—4月,我们用飞机在巴罗地区上空对臭氧层进行了探测。结果发现,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并没有出现像在南极冬春期间所出现的臭氧空洞。现在,我们继续在这里进行日常的二氧化碳、甲烷、臭氧、烟雾、太阳辐射、气象学等日常观测。”
说到这里,他忽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看了看表说:“时间到了,您能帮我取一下大气样品吗?”
“当然可以。”我站起来说,“不过你要教我。”
“这很简单,只要帮我把这些空桶搬出去,打开盖子,装满空气,然后密封起来即可。”
于是,我们一起动手,把几个大大小小的塑料空桶搬到草地上,在不同高度上迎着风向拧开盖子,原来抽成真空的容器一下子被空气充满。这些工作看起来简单容易,丹尼尔却做得一丝不苟,认真细致。当所有程序都完成以后,他马上开车,将这些样品送到飞机场,寄到夏威夷中心台站去分析。
从机场回来的路上,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小坐。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在他家的门口,蹲着一条大狗,那个头儿跟一头小牛差不多。看见丹尼尔回来了,大狗赶紧站了起来,摇头摆尾,无限亲热;对我却皱起了眉头,歪头侧脑地端详着,仿佛不大欢迎。为了缓和紧张空气,我赶紧摸摸它的脑袋。大狗勉强地哼哼了两声,算是接受了我的好意。
我们进到里面,房间里的东西很乱,简直像一个狗窝。厨房里的碗碟也都泡在池子里,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天没有刷碗了。看了这情况,我便试探地问道:“丹尼尔,你结婚了吗?”
“没有。”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赶紧收拾着房间里的东西,还自我解嘲地说,“这条大狗,是我唯一的生活伴侣。”
尽管我知道美国人不大喜欢别人打听他们的私生活,特别是不太熟悉的人更是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追问道:“为什么?你一个人生活,特别是在北极,不是太孤单了吗?”
“不!”他嘿嘿一笑,恢复了先前的坦然,平静地说,“我这样很好。工作的时候,我有一大堆数据要处理。回到家里,有大狗陪着我。我们可以坐在家里看电视,也可以到海边去散步。这样的生活非常轻松而且超脱。”说着,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慢慢地品尝刚刚冲好的咖啡。大狗也摇着尾巴走了过来,在他身边蹲下去,看看他,又看看我,似乎听懂了我们的谈话。
“当然。”我忽然觉得有点儿唐突,一时无言以对,只好开玩笑说,“也许我可以介绍一个中国姑娘给你,怎么样?”
“那当然好啦。”丹尼尔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严肃地说:“恐怕不行。很少有人能适应我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孤单太寂寞了。”这大概是他的真心话,因为说完之后,他便沉默不语,两眼直直地望着窗外。
“嘿!”我笑着说,“你刚才不是还在说,这里的生活既轻松又超脱吗?”
“是的。”他回过头来望着我说,“这只是我对生活的理解,别人就不一定这样想。”说到这里,他突然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若有所思地问道:“你听过《命运》这首交响曲吗?”
“听过。”我点了点头,“非常喜欢。”
“你知道吗?”丹尼尔神情凝重,激动地说,“自然界中,还有比这更好的音乐,那就是北极冬天的风雪。怒吼的狂风、飘舞的雪花、翱翔的海鸥和奔跑的狐狸,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图画,谱写了一曲令人振奋、扣人心弦的交响曲。每逢这时,我总是躲在气象站的那座小木屋里,拿着望远镜,对准外面翻飞的世界,久久地凝望着,倾听着,那画面,那韵律,实在是美极了。”
“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我望着他那略显红润的脸。
“七年了。”丹尼尔郑重地回答。
“你想这样一直干下去吗?”我关切地问道。
“不知道。”丹尼尔困惑地摇了摇头,音调低沉地说,“科学总得有人做出牺牲。美国从俄国人手里买了阿拉斯加这块土地刚刚十年,即1881年夏天,雷博士就率领一个小组到这里建起了这个永久性的气象站,并在这里连续工作了三年,收集到了非常重要的气象信息。那时候的工作条件比现在可要艰苦多了。”
告别的时候,我们再次紧紧地拥抱。丹尼尔把我送到门口,依依惜别。大狗也站在旁边,摇着尾巴,像欢迎我再来。然而,自那之后直到离开,我再也没有见到丹尼尔。只是当飞机升入巴罗的上空,我深情地回望这个爱斯基摩小镇时,在那广袤无边的草原深处,又一次望到了那座孤零零的小木屋,心中猜想,丹尼尔一定正在那里面聚精会神地处理着各种数据。
是的,丹尼尔并不是什么知名的科学家,除了同事和朋友之外,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他的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他正在为大气科学的研究积累非常宝贵的数据。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任何事业都不可能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完成,科学研究更是如此。
然而,当人们仰望金字塔的尖顶时,又有谁去注意那些底层的基石?当人们赞叹那雄伟的塑像时,又有谁能提到那些凝结在一起而构成底座的沙土?当人们崇拜那些得胜归来的英雄时,又有谁能记起那些默默无闻流血牺牲的士兵?也许,有那么一天,气象学会取得某种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当人们为那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颁奖时,又有谁能想起丹尼尔这个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