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生豪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他的翻译以“保持原作之神韵”“传达原文之意趣”为宗旨，是对我国传统“信达雅”翻译原则的创造性突破和发展，他以散文体为主的译作中充满了诗的韵味和意趣。译文质量高超，风格卓具特色，为国内外读者和学界所公认。

朱生豪其实更是一个诗人，他自小嗜好读书，很早就显示出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和对诗歌的爱好。在嘉兴秀州中学和杭州之江大学就读时又有幸得到曹之竞、夏承焘等名师的指导，学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创作过不少新旧体诗词。他所写的诗词短论也常有独到精辟的见解，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先生曾在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之才也。”

在之江大学期间，朱生豪认识了比他低三级的同学宋清如，对文学和诗歌的共同爱好，以及对生活和理想的共识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后来又携手走进了莎士比亚的世界。

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后去上海世界书局工作，1935年在上海被称为“翻译年”，文化出版界出现了翻译引进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潮流。书局的负责人詹文浒建议并鼓励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朱生豪对莎士比亚作品原本就十分喜爱，也深刻了解莎士比亚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地位和价值，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听说有日本人因为中国没有“老莎的译本”而讥笑中国是一个“无文化的国家”，这对于朱生豪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极其深重的当时，作为文弱书生的朱生豪曾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这时他的才华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从此他就以极大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一文化工程，并为此耗尽了他全部的青春和最后的心血。

朱生豪已译就的文稿曾两度毁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第一次是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日军突然进攻上海，一度占领了世界书局并放火焚烧，已完成并交给书局的译稿被毁。后来朱生豪回到上海，在“孤岛”（租界区）内的世界书局和《中美日报》社任职。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后，第二天日军就占领了上海租界区，并进占了持抗日立场的《中美日报》社，朱生豪虽只身脱险，但重译的全部译稿再次被毁。

翻译工作虽屡遭重挫，但此时朱生豪已经把这项工作看得和自己的生命同样重要了。他决心再次从头开始，一定要“替近百年来中国翻译界”完成这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以此来回应日本侵略者的傲慢和欺凌。

1942年5月1日，朱生豪和从四川返回上海不久的宋清如举行了一个“简而又简”的婚礼，然后回到宋清如的娘家江苏常熟生活了半年，1943年初，朱生豪携妻一起回到嘉兴老家，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

在常熟和回到嘉兴的那段日子里，朱生豪已经没有了其他工作，就把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和满腔的报国之情都集中到他的笔端，“埋头伏案、握管不辍”。环境的恶劣和经济上的困难丝毫不能影响他对翻译工作的专注和投入。直到1944年6月，在译出了莎士比亚的31个半剧本以后，终于因病而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笔。到12月26日，朱生豪带着“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的遗憾离开了他的译莎事业和无限牵挂的弱妻稚子。

在常熟期间，由于宋清如娘家有不少唐、宋、清名家的词集、词选、词综、词律等书，朱生豪和宋清如在饭后茶余或译写的间隙，作为生活上的调剂，曾一起系统地翻阅浏览了这些词书，并根据自己的观点，选辑了“唐宋名家词”，还把一些并非出自“名家”但脍炙人口的词，如岳飞的《满江红》等列入附卷^[1]，由宋清如仔细抄录。朱生豪还曾写过一篇短论，综述词的源流、发展和衍变，有些见解颇有独到之处。可惜该文稿今已散佚，无法重现了。

虽然如此，这本词集的选辑还是体现了朱生豪和宋清如的主观意趣和审美标准，按宋清如后来的回忆，是“当时主要由个人情趣爱好出发”，并“顾到保留各家的风格”，对我们后人读懂这一代“译界楷模”的情感世界和在词学方面的见解有着一定的帮助。感谢大连出版社和北京领读文化大力支持出版这本词集，使这一份宝贵的文献得以走进大众视野，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朱尚刚

注释

[1]手稿写作“附录”，本书中改为“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