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唐诗隆盛之原因

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作家之多，作品之富，都表现一种惊人的统计。论作家则中国文学史上天才诗人大半产生于这时代，他们制造无数风格与派别。初唐则有王、杨、卢、骆之美丽，上官仪之婉媚，沈、宋之新声，陈子昂之古风。开元、天宝间有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孟浩然之清雅，王维之恬静，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俊伟，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大历、贞元中，则有韦应物之雅淡，刘长卿之闲旷，钱起之清赡，皇甫冉兄弟之冲秀。元和之际，则有韩愈之雄奇，李贺之奥丽，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寒瘦。开成而后，则有杜牧之豪迈，温庭筠之绮靡，李商隐之隐僻。由晚唐至于唐末，诗人尚复辈出，各极其才力之所至，卓然成家，绝不致有蹈袭剽窃，拾人余唾之弊，真有天地间气偏钟此时之慨。

论作品则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八十一卷，所录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明高棅编《唐诗品汇》九十卷，所录凡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余首，又搜补作家六十一人，诗九百余首，为拾遗十卷。清圣祖于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蓝本，发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命词臣参互校勘，蒐搜遗缺，为《全唐诗》一部，所录二千三百余家，九百卷，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其不为以上诸家所录而至湮没不彰者，尚不可胜计。诗的形式至唐亦大备：四、五、六、七言，及长短句皆有试作。五古肇自汉，六朝大盛，唐人沿袭旧制而变其风格，别为唐之五言。七古萌芽宋、齐，至唐而正式成立。律诗亦起六朝，但体制未纯，沈佺期、宋之问出而基础始奠。排律亦于此时成功，五、七绝为唐代乐府，亦于开元天宝间臻于全盛。至其综错离合，千变万化，更非片言可尽其妙。总而言之，我们知道自唐以后历五代、两宋、元、明、清凡千余年，诗歌形式无能出唐之范围，那就够了。

唐诗之所以呈空前发达状况者，历来都归功于科举。严羽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宋）？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话很可代表历代普通意见，然而并非完全可信。考《唐书·选举志》最初选举科目多至十余，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名目，所试以经为重，亦常试赋。其后秀才、明经、进士三科，试亦仅用策；渐加箴、铭、论、表等杂文，渐进而用赋；至开元七年（七一九）才正式以诗取士。而且大诗人如李白、杜甫，进士榜上都没他们名字。杨慎说：“胡子厚与予论诗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明）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岂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余深服其言。”（《升庵诗话》）科举于唐诗既无甚帮助，则唐诗发达原因何在呢？照著者意见以为有以下几端：

（一）学术思潮之壮阔 唐为儒道佛三教并盛的时代。儒教自魏、晋之后，渐形不振，隋文统一天下，儒教乃有久蛰思启之意。《北史·儒林传》谓文帝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相与讲论于东都之下。隋末王通隐居教授，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唐之功臣房玄龄、杜如晦皆出其门下。唐太宗为秦王时，锐意经籍，以房、杜等十八人为学士，开文学馆，相与讨论经义，每至夜分而后罢。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诏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子学，四时致祭。太宗封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诏以左丘明、卜子夏至杜元凯、范宁二十一人配享宣尼庙。又诏令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一百七十卷，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依此本。太学学舍至一千二百区，学子之多可想而知。

至于道教则几乎为唐的国教，也可说是皇家的正教。盖唐本姓李，高祖武德三年（六二〇），信晋州人吉义之说，以老子为祖，立庙致祭。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制两京诸州各置庙。天宝二年（七四三），追尊玄元皇帝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帝亲注《道德经》，命士庶家藏一部。以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所著书都为真经，而以《道德经》为群经之首。又设立崇玄馆，学生习上列真经以应贡举。时常召见隐修道士，恩礼备至。贵族公主文人学士出家修道成为风气，甚至帝王亦在宫受道箓，为道门弟子。烧丹炼汞之术亦大盛，帝王饵金丹而崩者有太宗、宪宗（因服丹多躁怒，为宦官所弑）、武宗、宣宗等。公主诸王服药致死者前后约达百数。文人如卢照邻、李颀、李白、储光羲、白居易、陆龟蒙均与丹药发生过关系。道教之自然主义于浪漫文学有极大影响，如李白神仙诸作，固显明地为道教思想之骄儿，即王维、孟浩然之歌唱自然作品和唯美文学家李商隐关于女道士各诗，也受道教发达之赐。我们若说一句大胆的话，谓唐代文化大半带道家色彩也不为过。

佛教自东汉输入中国，到了南北朝而大为活动，唐贞观时，玄奘法师留学印度十余年，历一百三十八国，归时赍经典六百五十余部，与弟子从事翻译，太宗亲制《三藏圣教序》以宠之。高宗时义净三藏也航南海赴印度求经，经三十余国、二十五年，得经四百余部而归。宪宗亲迎佛骨以祈福应。文宗时，天下寺院多至四万余，僧尼七十余万人。虽中间有武宗之一番排斥，而宣宗时解禁，势力又逐渐恢复。至晚唐时儒教势力完全为道佛二教压倒。当时佛教共有十三宗，实际上则律、论、净土、禅、天台、华严、法相、真言八宗比较重要。

除此三大教之外，尚有祅教、摩尼教、景教、回教，虽传入中国时代之先后不同，而建寺度僧受法律保障则始于唐代。

战国时百家争鸣，所以学术之进步，有一日千里之观。唐代汇各种宗教于一处，回旋荡激，激起思想界壮阔的波澜，文学受他影响，自不待论。

（二）政治社会背景之绚烂 唐自太宗讲究文治，任用贤臣，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位二十三年而天下大治。《唐书·太宗本纪》说贞观四年（六三〇）全国大稔，米价甚贱，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终岁仅断死囚二十九人，几于刑措。玄宗即位之初，亦复励精图治，诗人杜甫《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旧唐书》亦说开元末年频岁丰稔，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天下又安，虽行万里不持寸刃。社会有这一百多年的稳定，文化自然容易发展。

而且唐代对外武功之盛，也为秦汉以来所未有。唐初四十年的用兵，灭突厥，摧吐蕃，服吐谷浑、龟兹、波斯，招徕新罗、日本，击灭百济、高丽，都改易名王，设都护以监之。又征天竺俘其王，与大食国通商。南洋诸国像现在的交趾、柬埔塞、暹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争先称藩入贡。综计唐声威所被，东至日本海，北达西比利亚，西被底格里斯河，南极印度洋，为东亚空前的大帝国。

那时夷狄外邦，不但屈于中国的武力，而且慕我文化，甘心归顺，或以仕于朝中，或以附为婚姻为荣。历史上可艳称的故事不一而足，今且述其一二则以概其余。贞观八年（六三四）高祖置酒未央宫，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因说：“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三数年间，混一区宇……今上天垂佑，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见《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赋诗有“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㮰”（《幸武功庆善宫》），“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正日临朝》）及“九夷簉瑶席，五狄列琼筵”（《春日玄武门宴群臣》）等句。当时四夷宾服、八荒怀柔的盛况，可以想见一二。吐蕃王弃宗弄赞羡突厥、吐谷浑皆尚唐公主，遣使多赍金宝求婚，太宗因其道远不许。弄赞疑邻国离间，至于大动干戈，又兴师内犯，太宗讨平他之后，始妻以文成公主。弄赞大喜，执子婿礼于护送使臣江夏王道宗，慕中国衣服仪从之美，自服纨绮为华风以见公主。且以先世未有与帝女结婚的，特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公主恶其国人以赭涂面之俗，便下令禁止，公主好佛，即广筑佛寺，令国人悉皈依佛教。（见《唐书·吐蕃传》）又新罗、百济、高昌、吐蕃均派遣子弟入国子监受诗书，升讲筵者八千余人，复由中国敦请儒者至其国典章奏。日本屡遣僧徒学生来唐留学，日本之有文化实自唐代始。

这时唐成秦汉以后最大帝国，又为亚洲文化的代表，民族活动力既极其强大，则创造的意识当然也极其觉醒。而且交通便利，中外文化易于沟通，从前没有见过的人物，没有认识的东西，没有经历的境地现在也都一一领略到，人民眼界之广、心胸之阔、知识之富、思想之超越深邃，均超轶任何时代。法国路易十四时国势鼎盛，为欧洲盟主，国内文化也突飞跃进，西洋史家目之为“大世纪”。唐代在那时也可说是“大世纪”，所以一切音乐、绘画、雕刻、建筑都有非常的进步，谈到文学，则数百年相传的旧调子，自束缚他们不住了。

（三）文学格调创造之努力 胡适说“一切文学都从民间来”，这真是文学史一条黄金定律。民间文学无非是些乐府歌谣之类。中国文学史上，文人拟民间乐府，曾有几次光荣的成就。第一次是建安时代，因此而有五言诗时代出现。第二次便是盛唐了。至于六朝人士拟《子夜歌》等小歌尚不足计算。胡适又说：“建安时期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开元天宝时期的主要事业也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继续建安曹氏父子的事业，用活的语言同新的意境创造乐府新词。”（《白话文学史》第二六一页）唐人对于这种文学工作，似已有一种自觉的意识，所以极力推重建安。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又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又说：“蓬莱文章建安骨。”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其他推崇建安之语尚多，他们推崇建安时代的伟大，正是他们认识自己时代的伟大。

唐人创作乐府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为帝王之提倡，唐太宗虽马上得天下，而颇富于文学天才，所作不脱齐、梁余习，而气象宏伟，自足表示开国皇帝的气象。他的媳妇武后也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君主，尝命上官婉儿衡量人才。又常在紫宫七宝帐与诸文臣分韵赋诗。今所传宋之问“明月夜珠”虽属律诗，而实作以应新翻御制曲之选，也可说是乐府之一种。以后此种风气愈为发达，《唐书·李适传》：“（景龙中）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明皇解音律，常使词臣造为乐府新词，李白《清平调》，明皇曾观谱之入玉笛。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都精于新乐府。公主贵人亦喜此道，有献新乐府者可以得官。

一方面则为诗人自己的制作，这也可分为两面，一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李白为代表；一为用古乐府的精神来创造新乐府，杜甫、白居易等为代表。李白虽沿用乐府古题而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其实就算创作。他的长短歌行体裁与自作乐府也相似，但并没有自命为乐府而已。天宝大乱后，文学由浪漫一变而为写实，觉得沿用乐府古题实嫌拘束，故自我作古，另创题目，杜甫的“三别”“三吏”便是这类文学的代表。惟亦未自以新乐府自命。至李绅、元稹、白居易方正式提出“新乐府”三字。

制作乐府原不算什么稀罕，然而唐人能清楚认识文学自然的趋势，用民歌活的言语、活的境界来写新文艺，使诗歌内容充实，形式翻出无数花样，岂非值得叙述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