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帝国的隐忧

华尔街与“肮脏”金融

美国从立国之初就开始布局金融，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使美联储成为事实的全球中央银行，掌控国际资金清算体系，使美元与石油挂钩，确保美元在石油结算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并在国内树立林林总总的开放市场和金融业巨头。美国是金融文明的首创中心。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化债权，这两项资产最发达的原产国就是美国；同时，美国还通过制造美元过剩的局面使得全球货币失去“稳定之锚”，致使各国政府为平抑汇率过度浮动，而推动金融衍生品交易放大至天量也把美国置于最危险的境地。

早在16世纪，安特卫普商品交易所就已出现以鲱鱼、谷物为标的物的远期和期权交易。17世纪末，阿姆斯特丹证券市场有了股票远期交易和股票期权合约。美国现代金融衍生品及其市场大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在世界上开发上市了外汇、利率、股票价格指数等金融期货、期权，满足了市场主体管理金融风险的需要，交易量呈几何级数增长。金融衍生工具是在原生性或基础性金融工具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其基础资产是各种实际金融资产。所以，根据基础资产的性质，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可细分为利率衍生品市场、信用衍生品市场、汇率衍生品市场和权益衍生品市场；按照衍生品类型，可分为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市场；按照交易场所，分为场内和场外衍生品市场。

金融衍生品根据利率、债券价格、股票价格、汇率等原生金融工具的价格变化趋势的预期来定价，通过以支付少量保证金签订交易合约等形式，谋求最大收益或规避损失，进而具有杠杆性、投机性、风险性和虚拟性特征。2000年以来，美国主要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完成了从互助型的非营利会员制交易所转变为股东所有的公司制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洲际交易所集团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分别于2002年、2005年、2010年上市。如同纽约华尔街是美国证券市场的大本营一样，芝加哥拉萨尔大街是美国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的大本营。由于场内衍生品市场监管严格、透明度高，市场风险可测可控，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场内衍生品市场没有萎缩，反而继续稳健增长。2020年末，美国场内金融衍生品合约品种达2500多种，约占到全球总合约的四成。

作为世界金融资本中心的华尔街，其金融衍生品通过精致包装从骗术走向“科学”。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8年次贷危机中爆雷的金融衍生产品，即通过CDO和CDS等一顿“骚操作”，把一大堆低信用等级的房贷资产打包，按相对“温和”的坏账率做估算，然后叠加与坏账率挂钩的保单，美其名曰“科学应用”，实则将风险部分转移给了保险公司。但当坏账率激增，发展到保险公司无法承担只能宣告破产时，所有的风险就全被摊在了投资者身上。作为“始作俑者”与“幕后玩家”的华尔街投行，在出事时又无一例外会选择“明哲保身”，从而转嫁并放大危机。

不可否认，对于披着华丽外表的华尔街而言，“肮脏”是对其最贴切的形容词。在其300多年的成长史里，“赌场林立”、市场坐庄、上市公司欺诈、内部控制等始终存在。各大投行通过“讲故事”找出事物的差异，并将其无限夸大甚至进行内幕交易以赚取暴利。正所谓“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市场中“骗子文明”的典型。但是，金融文明的“肮脏”又有其必然性。

首先，人性的原罪是贪婪。在金融市场里，人们做着发财的大梦，不用拿着大量的真金白银进出市场，只要借着金融衍生品的杠杆作用推动市场虚拟货币的规模不断膨胀，就可牟利，这足以诱惑绝大多数人。

其次，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原罪是“产品过剩”，那么金融文明的原罪就是“货币过剩”。事实上，金融衍生品并非如“会说故事的”投行或者政府机构所鼓吹的那样，不是规避风险和赚大钱的机器，而是在人性逐利的推动下沦为放大风险的工具，最终助长危机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品的创设内置了金融文明的原罪，成为过剩资本蒸发、平仓的载体。

然而，金融文明能够发展至今也有历史进步性。在金融文明中，资本不断膨胀，一旦过多最终必然平仓，所爆发的危机能够分步释放、“和平演变”。这远远要比工业时代的金融危机波及面小，也不会对所有社会群体的生存产生过度危害。因为工业文明中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捆绑得更为紧密，一旦虚拟经济发生危机，实体经济也难逃被牵连的命运。在金融文明中，金融危机“报复”的往往是那些投身到金融市场中的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和个人，而那些与金融体系关系不太密切的经济行为体尚可“苟活”于金融危机之外。

金融脱离实体经济

说起美国的金融业，总有阴谋论者认为，美国政府及其背后推手通过制造金融危机甚至不惜挑起战争来收割世界财富，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无论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各地区的战争，都是由美国及其背后推手潜心谋划而成。

金融阴谋论如此盛行，背后是华尔街的个体焦虑和美国的谋略权重，尤其美国对华金融阴谋论的论调更是满天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启动了无限量化宽松和大规模财政刺激，通过滥发美元和发放债券以推高通胀。一来使大宗商品物价上涨，从而掠夺制造国家的劳动果实；二来使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升高、竞争力降低，从而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针对中国大陆企业的制裁名单不断扩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宣布暂停受理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这对中国创新与新兴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因为从第一共和国银行到如今的美联储，华尔街已经成为一个可与超级大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华尔街大行投机之道，通过做多、做空来操纵股市进行套利，从而做到“人在家中坐，钱从天上来”。然而，大量金融交易会使大量货币涌入股市，造成虚拟产品价格与实体资产价格严重失衡，进而导致虚拟经济缩水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回归。过剩货币就会在这一过程中“先膨胀后蒸发”。

于是，当金融危机来临时，金融巨鳄如何金蝉脱壳？那便是通过平摊危机来实现货币的蒸发平仓，用世界财富为自己的贪婪买单。利用美元霸权地位与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华尔街可在遭受危机时将危机摊平和转移，使世界财富通过通胀和美债回流美国，美国财富通过金融业流向富人，从而一石二鸟，收割两拨“韭菜”，同时扩大世界各国及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截至2023年6月，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总净资产约占全美家庭净资产的26.5%，比2019年增长1.5个百分点；与之相对的，则是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总净资产在全美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从7%降低至6.7%。[7]

然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强劲经济增长成了华尔街敛财的阻碍，引发了美国金融巨鳄的焦虑。在产业上，中国进入中高级产业链将对美国产业链条构成冲击；在金融上，中国金融业的扩大和发展与华尔街的资本构成竞争；在结算货币上，人民币沉潜蓄势以打破美元霸权神话，拒绝成为美元牺牲品。美国出于对自身地位、利益的维护，自然想方设法阻碍中国发展，甚至推动金融制裁。

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甚嚣尘上的金融阴谋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全球化时代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缺乏了解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美国金融的底层逻辑则揭示了阴谋表象背后的本质。所谓阴谋，不过是市场经济和人性贪婪叠加背景下金融自我运行的自然结果。因此，他们所说的“惊天大阴谋”不过是华尔街的金融巨鳄追求自身利益的“小算盘”而已。美国金融的内在逻辑给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带来了动荡。美国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制造经济泡沫，并通过窃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果实来鼓起富人的腰包。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才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市场经济内在张力枯竭

不可否认，“二战”后美国逐步通过以下三步成为国际社会上的金融老大：

一是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黄金”双挂钩制度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确立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虽然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但时至今日，美元依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硬通货，并通过“美元—美债”进行自我强化。

二是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17世纪初，世界上第一个以金融股票为主的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21世纪的今天，规模最大、流动性最高的金融市场在美国形成并走向高度成熟。这决定了美元在国际支付结算中的重要作用，美元国际支付比例在40%以上。

三是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地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开始，美国便掌握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如今的WTO）等主要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权。如今，美国依然是现有国际制度的受益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在自身经济患上“小感冒”时，美国像往常一样凭借其金融霸权让世界经济“大发烧”，以缓解本国经济压力。

正是凭借美国自“二战”以来建立的金融优势和霸权地位，在国际社会呼风唤雨，可以随时收割其他国家的“羊毛”。但这一次，事情似乎并不如美国所愿——过去几年，屡试不爽的美元超发战术不仅失灵了，还开始反噬美国本土经济。

一是美国存在经济滞胀风险。2021年10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创下近30年新高，高达6.2%。即便此后美联储多次加息，也没有把通胀打压下去。美国通胀率在2022年6月达到9.1%的高峰后回落，2024年4月已降至3.4%，但仍高于2%的美联储通胀控制线。

二是美元信用大大受损。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印发世界性通货美元来调节国内经济，但这也意味着美国一直在透支美元信用。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扩张计划，在债务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财政部报告显示，2024年初，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3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照理来看，不断上升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降低美元资产的吸引力，迫使美元贬值；但现实是在避险需求下，美元不断强势升值。仅从2024年来看，1月2日至4月19日，美元指数从102.25升值至106.11，升值幅度约为3.8%。

从长远来看，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损于美国及美元本身。这不禁让人疑惑，若美国金融存在总体谋略，其所作所为岂不是在自掘坟墓？由此可见，在新冠疫情危机这一时代背景下，看似美国对中国进行的金融制裁和向世界传输的通货膨胀是为保持其霸主地位而采取的国家战略，实则不完全如此，反而是美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了金融的最高阶段。

金融萌芽于荷兰，完善于英国，成熟于美国。金融走得太慢，就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阻碍经济发展；走得太快，便会产生金融泡沫，使得经济不稳定运行。在其萌芽和发展时期，金融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存在的；而如今，发展到市场经济最高阶段的美国金融已经超越经济发展太远，反而在驯服“金融”这头野兽的道路上被牵着鼻子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8]的废除让金融这条大河决了堤，资本的洪流正在淹没美国。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推动和全球化的影响下，美国金融慢慢脱离实体经济，走向“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形成“实业空心化、金融泛滥化”的产业偏态结构。一方面，制造业逐渐外移，服务化趋势明显。2022年美国一二产业之和占GDP比重不足20%（农业占比1.05%，制造业占比18.01%）[2]；另一方面，金融逐利基因诱使虚拟经济无限膨胀，各种“新概念”和“讲故事”的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币虎（CoinGecko）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加密货币总市值已达到3万亿美元。美国虚拟经济远远超过其真实财富的增速和规模，造成经济泡沫化的危险局面。归根到底，美国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面临内在张力的枯竭：

从横向看，WTO让市场自由流动，全球化分工让美国产业逐步“空心化”。因为市场经济的逐利倾向，哪里有利润，资本就往哪里挤，以致跨国企业竞相在全球追逐成本洼地（比如中国）、藏匿超额利润（比如瑞士）。美国钢铁、汽车等制造业外迁，绝大部分GDP靠金融等虚拟服务业。即便美国掌控高端科技，在产业链上赚走了大半利润，也挡不住中国制造“蚂蚁雄兵”，突破美国科技壁垒，挤压美国市场乃至“弯道超车”。这也是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可惜，美国要让制造业回流，为时晚矣！

从纵向看，市场经济在美国发展到最高阶段，被金融衍生所捕获，进一步掏空了美国实体产业。20世纪最后20年，以交易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全面胜出，利用交易差价赚得盆满钵满。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将场外交易纳入监管，依然未能遏制华尔街爆仓，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

由此可见，美国作为国际金融老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洪水漫灌、巨额举债、广撒货币到一味加息，美国金融危机式的洗牌已是大概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