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银行危机的三大逻辑源头

银行业爆雷的多米诺骨牌

自硅谷银行破产后，美国很多中小银行纷纷陷入流动性困局。不同于硅谷银行的“猝死”，走过挤兑“生死线”的第一共和银行一直试图自救，但最终还是倒下了，如图1-5所示。

第一共和银行成立于1985年，每年复合增长率达25%。截至2022年底，第一共和银行的100万美元以上的高净值客户数量为13.8万个，占全美的4.45%。[3]也就是说，第一共和银行专注于富裕阶层。但其以相对较低的利率发放巨额抵押贷款，这些贷款价值已大幅下降。截至2022年底，该行的持有至到期类证券的账面亏损约为48亿美元，其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公允价值比账面价值低约190亿美元。

于是，硅谷银行破产的挤兑潮，导致第一共和银行在几天内撤出约1000亿美元的存款，其股票挫跌约97%。2023年3月16日，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六大银行巨头给予第一共和银行高达300亿美元无保险存款的支持，这才减轻了其存款流出的压力。但4月24日，第一共和银行公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显示，仅3月中下旬流失的存款规模便接近千亿美元。即便算上300亿美元的美国大行存款，2023年3月底第一共和银行的存款规模也降至1044.74亿美元，较2022年底的1764.37亿美元下降719.63亿美元[4]。市场风声鹤唳之下，5月1日，美国加州金融保护与创新局（DFPI）指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收第一共和银行，并快速促成了摩根大通将其收购。

硅谷银行更多的问题源于内部困局，第一共和银行的问题则源于流动性危机。实际上，第一共和银行被托管的根本原因是股东担心出现危机后，股权先于债券清零而产生“抢跑”。这意味着美国的银行业危机演化成了一场“信心危机”。从硅谷银行到签名银行，再到第一共和银行，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3家银行相继倒下。

事实上，美国银行是可以破产的，银行也有正常退出机制，倒闭并不新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统计数据显示：美国2008年有25家银行倒闭，2009年有140家银行倒闭。2008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有465家银行倒闭。2008年至今，美国共有537家银行破产。不过，这次银行破产潮是非常态化的，美联储降息与加息的反转直接压垮了“短存长贷”模式下的银行，让整个银行业陷入流动性危机。加之社交媒体光速般强化挤兑心理发酵，美国不得不做最坏打算。如果一半储户提走存款，美国186家银行可能面临硅谷银行一样的倒闭风险。

美国银行业“倒闭潮”正从纵横两个方向蔓延危机：

从纵向看，银行业集体下沉，将沉重打击美国科创实力。仅从硅谷银行看，近一半的美国初创公司都在硅谷银行开设业务，可以说，硅谷银行催热科技行业40年，但科技行业却连40小时都没给。美国调查显示，近400家科创公司或受牵连，甚至有人扬言没了硅谷银行，美国科创将倒退10年。

从横向看，美国银行危机蔓延至欧洲，将波及全球。因为金融市场已是全球联网，美国银行股暴跌，欧洲银行股也被殃及。2023年3月14日，瑞信银行股债暴跌，被瑞银仅以30亿瑞郎收购（将160亿瑞郎的AT1债券清零），这次定向引爆让沙特国家银行损失超10亿美元，成了赤裸裸的“抢劫”。整个美国银行业集体下沉，更是推倒了金融、科创、经济的多米诺骨牌。

逻辑源头一：货币大放水

纽约研究机构DataTrek的联合创始人尼克·科拉斯曾经对“雷曼兄弟事件”这样评述：“下一次衰退的种子总是在前一次衰退中播下，由于很多国家并没有重视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是一味利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在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得不到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历史很容易重复。”[5]当今，美国银行业爆雷的多米诺骨牌已经推倒了第一块（硅谷银行）、第二块（签名银行），接下来还会有第三、第四、第五块陆续倒下，而根源就是为了拯救2008年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全球救市举措——货币大放水。流动性泛滥既来自金融机构，也来自财政货币当局。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避免经济衰退，2008年底至2014年10月，美联储开启了三轮量化宽松，仅向市场释放的基础货币就高达2.6万亿美元，在货币乘数效应下衍生数十万亿美元“水漫金山”的现象。

第一轮是危机发生后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美联储短期流动性资产从2007年11月的0美元增加到2008年11月的1.2万亿美元，让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2008年9月的2.64%降至近乎0，稳定了市场预期；第二轮，美联储在2009年用收回的短期流动性资金置换成国债与MBS等长期债券1.3万亿美元，2010年又增持国债；为巩固经济企稳基础，2013年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国债从2012年底的约1.7万亿美元攀升到2014年末的2.5万亿美元，MBS规模同期从9180亿美元攀升到1.8万亿美元。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央行随之纷纷跟进出台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甚至实施量化质化宽松（QQE）政策，导致全球流动货币高达数十万亿美元。充裕的美元流动性导致金融市场资产价格与实际经济复苏状况日益“脱节”——资产价格估值虚高，泡沫日益严重。

虽然美联储在2017年开始启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因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各国再度开动“印钞机”，美联储一马当先，只不过这次与2008年货币政策刺激首先救助金融市场与稳定企业资产负债表不同。2020年因为疫情政府直接向市场发钱，既向公民无差别地发放两次巨额补贴，一次1000美元，一次1400美元，又向中小企业定向“输血”稳定就业和居民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由此，美国国债从2007年12月9.2万亿美元飙升到2023年2月突破30万亿美元，美国将近20万亿美元的债务和赤字“货币化”，又怎能不在泡沫化下高烧通胀？

逻辑源头二：加密货币歧路

加密货币自诞生以来，价值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比特币币值从不足几美分涨到2021年11月的68990.90美元，创下历史高点。加密货币的投资回报率完胜其他投资品，显示加密货币不仅没有像法定货币一样因通货膨胀（简称“通胀”）而贬值，反而大体上呈现出更加保值、增值的趋势，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情绪。正是对加密货币的市场纵容，致使其走上了金融衍生化的“歧途”。基于比特币等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加密货币的生态系统极速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低利率的宽松货币环境的结果，也让古老郁金香狂热在数字世界再现。

从比特币、以太坊的诞生，到币安成为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加密货币看似“东边不亮西边亮”，其实不过“换汤不换药”，本质上又是一场“击鼓传花”的金融游戏。毕竟加密货币除了助长非法活动、高耗能等负面效应，已异化成为金融投机工具。和股市不同，加密货币是一个没有任何熔断和监管的全球市场。高倍期货期权、超高杠杆、抵押借贷等现象多如牛毛。加密货币一边如火如荼开启了新时代，另一边也因自带“暴涨暴跌”的属性，不可避免地走上歧途，成为投机者的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说，“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资产，不过是一场庞氏骗局”。

一旦加密货币倒下，基于加密货币的金融衍生随之坍塌。2023年3月签名银行作为美国最大加密货币银行的倒闭，即是明证。签名银行是第一家获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而从事区块链数字支付业务的银行，旗下的Signet数字支付平台即其私有区块链，为商业客户提供全天候美元实时支付服务，允许Signet客户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使用此区块链向其他Signet客户进行实时美元转账。2018年起开始接受与加密货币相关的存款，在币圈高速发展时利润颇丰。2022年末，签名银行总资产达到1104亿美元，总存款为886亿美元，其中数字资产相关的客户存款为165.2亿美元，该占其存款基础的1/5以上。但伴随2022年加密货币“入冬”以及FTX [6]爆仓带来的从严监管趋向，签名银行试图减少与“币圈”的关联来规避风险，即便及时抽身也没能让其摆脱加密货币损失的重压。

更进一步看，数字金融衍生品大多以加密货币交易，当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萎缩时，大家就会恐慌性地抛售手里的衍生品资产。链游（Chainplay）研究显示，过去10年加密货币骗局损失了超过300亿美元。超过673起骗局导致了全球加密货币钱包被盗的资金数额巨大。如果币圈市场崩溃，可编程的金融服务（智能合约）、稳定币、去中心化金融（DeFi）、非同质化通证（NFT）大多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结局。

由此不难看出，加密货币发展到现在，其颠覆传统金融的初心已经在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加密货币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事实性通胀。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不介入以限制竞争性加密货币的创建，那么信托加密货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由于加密货币既缺乏国家信用的背书，又无实体资源可以锚定，大规模采用加密货币的后果甚至会更加严重。更何况在加密货币的波动起伏之下，投资逐步异化成一场从个人到国家的赌博。从人均投机、“梭哈”成瘾的韩国青年到押注虚拟货币、全民实验的萨尔瓦多，狂热的赌徒为币圈被引爆埋下伏笔。

逻辑源头三：美元潮汐与美债上限

美国之所以痴迷于疯狂印钞，还有一个秘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二战”后，美国以国威让世界接受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美国还是“厚道”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然而，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从此步入信用货币时代。这意味着美元的价值不再是稳定的，全世界美元越多，美元的内在价值就越低。但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元超发的收益归美国政府，成本却由全世界持有美元的人共同承担。

回顾历史，无论是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1998年俄罗斯的卢布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每一次加息导致的美债收益率飙升，都是以危机而告终。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和结算货币，而美联储掌握着全球流动性的阀门。美元潮汐是全球通胀和金融动荡的根源。美元潮汐的基本逻辑是：当美国经济衰退时，美联储通过降息或者货币宽松政策，例如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率等，制造美元贬值，使廉价美元大量涌向全球，各国经济和资产泡沫价格被严重推高；当美国经济走出低谷或出现通胀时，美联储加息缩表，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导致高负债、高杠杆的经济体出现金融危机。

可以说，这次美国银行出现危机，就是美联储扩表与缩表的陡然切换，引爆了金融“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美联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扩表大放水，直到2014年9月才退出，并于2017年6月提出详尽的缩表计划，可未料2020年疫情暴发再度从缩表切换到扩表拯救疲软经济。直到2022年3月美联储开启10次加息，陡然又从降息变加息，从扩表变缩表，直接戳破了美国金融虚假繁荣的泡沫。而美国之所以加息，就是为了控制2%左右的通胀率。在货币超发、贸易战、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冲击下，美国通胀达到40年来新高，倒逼美联储启动历史上最为陡峭的加息曲线。

于是，在美国不断加息中，全球美元回流，美债上限不断被突破，引发对美国信用的质疑。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15日，美债达到32.039万亿美元。从10万亿美元到20万亿美元用了9年，从20万亿美元到30万亿美元用了4年，而突破32万亿美元的时间比预测提前了9年。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越来越高，一度超过130%。

所以，无论是硅谷银行破产还是第一共和银行事件，虽然爆发危机的原因表面上看差异较大，但它们在面临资金大幅从银行体系流出的流动性危机时，均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应对。这样的客观现实表明，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三性原则下，常常被忽视的流动性往往却最致命。表面看似硅谷银行破产是危机的导火索，实则它仅仅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是美国整体银行业的下沉，在扩表与缩表的陡然切换中，毁了银行“短存长贷”的模式。即便银行持有所谓的安全资产，可就连美国国债价格都在暴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说到底，美国经济繁荣建立在“美元—美债”的世界循环基础上，但美国主动去WTO（世界贸易组织）、去全球化的举动实则为“美元—美债”在全球的循环设置了障碍。一旦这一循环恶化，那么率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美国强大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