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乡土

如今回忆当时的民生，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贫穷。当时贫穷到什么程度呢？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那个生产队近二十户人家，除了一家，因为户主是当地供销社的经理，家庭条件比较好以外，其他人家都是很穷的。当年是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作为家庭奢侈品的。以此为标准，六十年代所有的人家都没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个别人家有个座钟；到七十年代，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到四分之一，手表和缝纫机就更少了，收音机几乎没有。当时有一句话，最生动地体现了穷的程度，就是“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我印象极深刻的，是母亲告诉我过年的时候，一角钱怎么花才最上算。用母亲的话说，就是“放炮不如点蜡，点蜡不如挂画”，意思是，有一角钱，过年买鞭炮，不如买蜡烛，因为比起听一个响，蜡烛照明的时间长；而买蜡烛又不如买年画，因为年画可以挂在墙上一年。依据母训，我在儿童时期真的基本没有买过鞭炮，倒是买过年画，开始时买过《西厢记》《抢新郎》，后来年画也被破了“四旧”，开始还有《洪湖赤卫队》，后来就只有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剧照当年画了。

讲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当年这些生活要素都是在最低水平上维持的。先说行，我们那个大队在八十年代之前不通公共汽车，绝大多数人一生甚至都没离开过所在的大队。次说住，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家住的都是三间草房，有的因为是两家合住，则只有一间半，四间房子的人家就是富户了，瓦房根本没有。再说食，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地人称为“二两粮时期”，所有的人都挨饿；以后的十几年好一些，很多人家也还是粮食不够吃，平时吃不饱。因为自己家的饭尚且无法管饱，就没有可能吃外面的饭了，因为没钱。当年我们那个公社连个小吃部都没有，周围几十公里，只有孤山镇才有几个小饭馆，我第一次吃到外面的东西，就是1976年在孤山的小馆里吃的，记得吃的是五角钱一个的大米面甜饼，当时觉得好吃得不得了！最后说衣，当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破衣烂衫，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棉衣也是年复一年不换，大人穿破了给孩子，大的孩子穿小了给小的孩子。春节的时候，能给孩子添置一件新衣服的人家其实很少。

提到穿衣，其实还可以多说几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人的衣服，用的大都是一种蓝色或黑色的平纹布，母亲常把它叫成“蓝司令布”。我常常纳闷，这个东西怎么能成为“司令”？后来看小说，里面有“蓝士林布”，我才明白，这个才是那种蓝色细布的正确叫法。这种布当时最便宜，所以穿的人多，而能买得起斜纹布的就少，至于呢绒之类，全村人都没有能穿得起的。后来，七十年代初吧，的确良出现了。这种正式名称叫作涤纶的化纤产品因为价格不贵，不用布票，又不用熨烫，易洗易干，名字又很好听，所以很是风靡。这种布料更有一个好处，就是结实，所以大家很快就都穿上了。这种的确良也是平纹纺织的，后来更晚一点又出现了斜纹的涤卡，就贵了一点，穿的人就少了。我自己，由于一直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真正穿上为我做的的确良，还是上大学前，母亲为我买的几尺草绿色的的确良做成的制服上衣。至于涤卡，就更晚了，那还是我上了大学一年后，去看望丹东的四叔，四婶她老人家为我缝制的一套制服。当年的物质生活如此，家庭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就更谈不上了。

尽管国家在六十年代已经提倡计划生育，但基本上没有人执行，一些农民家里猛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就可以多领一份口粮，多领一份各种票证。出于这种心态，邻村的一个家庭，七年间竟生了八个孩子！而当时一般的家庭也都有三五个孩子。由于孩子小，无法干活挣工分，男孩子吃得又多，这样的人家就极为贫困，粮食更不够吃。对他们而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是恰当的描述，很多人家，住着一间半或三间土坯墙、稻草苫顶的房子，大人小孩，不管男女，都睡在一铺火炕之上，很多人家连个装衣服的箱柜也没有。这样的人家里，女孩子还会穿得稍微像样一点，十来岁的男孩子基本上三季是光着身子的，冬天也就是一件空壳棉袄棉裤，流下来的鼻涕就冻在鼻孔下面。有的人家粮食不够吃，往往秋天分到的口粮，开春时就吃完了，就要向别人借。这样人家的孩子，有的专在吃饭时到别人家去玩，他们看向人家饭桌的眼神，即使我今天回忆起来，心中仍是酸酸的。这样的家庭一般也不鼓励孩子读书，所以他们的子女，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甚至更早就辍学回家了。

因为穷，所以有不少人就往外地跑。当时，我们家那儿经常会有乞丐，不过这些乞丐一般是关内来的，而我们当地人则会往黑龙江跑，称为“去北大荒”，或者“去边外”。当时我不明白这“边外”是啥意思，后来上了大学，学习东北史，才明白是“柳条边以外”的意思。所谓柳条边，是清代西起长城、东到船厂（今吉林市）、北自威远堡（今辽宁开原境内）、南到凤凰山（今辽宁凤城市）修筑的长达两千里的土堤和壕沟，堤上满植柳树，故名，其目的是阻止汉人进入东北。后来“边外”就用于称呼吉林北部、黑龙江地区了。由于当时黑龙江地多人少，能够吃得饱，因此不少人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就跑到黑龙江去了。

贫困的生活对于小学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不像如今，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当时农村的孩子基本上就等同于散养的牛羊，除了一天三顿饭，其他的时间根本没人管。上学了，也只是把孩子交给学校而已，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一个破书包里除了课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好一点，也就是多了作业本和练习本。那作业本，除了刚上学时学写字，用的是田字格本以外，基本上都是用白纸裁成32开大小，再用纸绳装订起来的。一到三年级用铅笔，到了四年级要用钢笔，我用的也是蘸水钢笔，就是只有一个笔尖，插在笔管里使用，这种笔要么写不出字，要么掉出一滴墨水弄脏了本子，是真不好用。最烦的是，写几个字就要蘸一下墨水，小孩子动作大，经常打翻墨水瓶，溅得满身墨水，回家就要挨大人一顿骂。不过如我这样，有专门的笔管算是好的，有的孩子就是把笔尖直接插在一节高粱秸或木棍里，就是笔了。使用圆珠笔时，最穷的或最能对付的孩子，就只有一个圆珠笔芯，外面卷几层纸，能握住，就是圆珠笔了。用这样的笔写出的字，哪怕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仍是没法观看。我上小学时，根本不知道有铅笔盒一说，所有的笔、橡皮、铅笔刀之类就是直接装在书包里，既脏，又容易丢，到了小学高年级，看到有从城里下放来的人家的孩子，有漂亮的铁皮铅笔盒，那个羡慕之心，就别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