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和集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物资匮乏，经济困难是普遍的，别说万元户，家中存有千元就已经是稀见的富翁了。条件好的生产队，一个人家年终能分到百元，便要用来支撑未来一年的全家之用，还得没病没灾。实际上，不少生产队往往连续多年都没有年终分红，这样，一家人的零花钱就需要靠卖粮食或年猪来解决，在这个时候，“鸡屁股银行”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人家里养鸡，主要目的并不是用来吃鸡肉或吃鸡蛋，许多人家没有钟表，要靠公鸡打鸣报时，而母鸡的主要作用就是下蛋卖钱，补贴家用，只有养到老得不能下蛋才会杀了吃肉。

当时邻居之间如果向人借钱，一般都是借五角或一元，借十元的一定是有大用项！因为所有的人家里都没钱，所以一切都以勤俭为原则。衣服鞋帽都是补丁摞补丁，家用的器物、工具能自己制作的都是自己做，自己做不了的便会换工解决，大型工程，比如盖房子、砌院墙等，都是邻里互相帮工完成。

因农村里的人大都生活困难，商品经济便不发达。当时一般每个大队都有供销社，负责销售化肥、农药和日常生活资料，如盐、酱油、醋、烟酒、糖、毛巾、肥皂、布匹等，购入农村土特产和废旧物资。供销社里的商品很少，都陈列在橱窗里，许看不许动，想买什么，要由售货员拿给你。而今孩子们司空见惯的各种零食，当时根本没有，就是最普通的水果糖，也只有过年时才可能有货。并且除了酱油、醋、散装白酒、盐等生活必需品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票证才能购买，如布票、粮票、棉花票、糖票等等。这些票证都是按人头发放的，印象中，当时每人每年发布票是十二尺，就是成年人做一身单衣的程度，糖票是每户一斤，棉花票是每人一斤。至于粮票，由于我们是农村，只是发给每人一两斤，买饼干点心时使用。当时发的还是地方粮票，要到外省，就必须去兑换全国粮票，我上大学时，母亲就给我换了二三十斤全国粮票。当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被称为“三大件”，这三大件加上收音机，又被称为“三转一提”，是必须要用专门的票证才可购买的，有时即使你有票证也难能买到。

图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队供销社外貌（栾春彦摄）

这种供销社几乎每个大队都有，规模也都差不多，其主要功能是收购农副产品、供应日常必需品，但除了盐酱油醋以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凭票才可购买。

图五 1966年的五斤全国粮票

当时的全国粮票有半斤、一斤、三斤、五斤等几种，可以全国通用，可凭此票购买粮食用品。

因为农民可以杀年猪解决全年的食用油料问题，还可以自己种植大豆、苏子来压榨豆油和苏子油，所以农村没有肉票和油票。据说当时城市也吃不上肉。辽宁省的城市，最艰难时每人每月仅三两肉，以致当时辽宁省的革委会主任、后来的省委书记陈锡联被戏称为“陈三两”。由于没钱买布做衣服，不少孩子多的家庭便会把多余的布票拿来换粮食，因为能吃上饭始终最重要。

金钱缺乏，物资缺乏，农民们能够直接食用、使用的东西，比如家庭手工制品、禽畜、水果、蔬菜等，基本上是能省就节省下来，然后拿到集市上交易，换来零花钱后，再购买家里最需要而自己又无法制作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是国家统购统销的，集市无法交易，这样的东西就会卖给供销社，比如猪毛、猪皮、废塑料布、公鸡翎毛之类。据说猪毛用于制作工业上用的刷子，猪皮用于制革，而公鸡翎毛则用于手工制作鸡毛掸子。回收废塑料布则是用于再生产，所以当时的小孩子会到处收集废塑料布去卖钱。我读四年级时，一次卖废塑料布得钱1.05元，当时这算很高的收入了。有了这么一笔财富，该用于何处呢？我犹豫了很久，最后买了一把我眼馋了多时都舍不得买的多用不锈钢小刀，这把小刀也成为我难得的用来在同学中炫耀的奢侈品。我的赶集经历以后还会讲到，这里就是介绍个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