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说明
中世纪中前期，由法兰克人建立的存续时间长达5个世纪（公元5—10世纪）的法兰克国家（先是王国，后为帝国）居于重要地位，它对当时的西欧社会以及随后的西欧历史发展进程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其第一个王朝时期（墨洛温王朝，les Mérovingiens，481—751年），高卢主教团（épiscopat gaulois）在511—696年于法兰克境内召开过一系列“教务会议”（concile），留存至今的20余份“教务会议决议文书”便是其成果的集中体现。鉴于这些文献在历史学、宗教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居于无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本书遵循唯物主义史观，在汉译相关教会规条的基础上，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学术界较少关注的“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与法兰克国家建设之关系”展开学术性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发现亚欧大陆西端文明在古代中世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加深对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独尊性与扩张性之根源的认识，从而在全球化的学术争鸣中让法兰克早期国家的基本样貌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叙事呈现于国际史坛。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该书的写作旨趣，在进入正文之前，需作几点说明。
一 关于教务会议的名称及内涵
在两千年左右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派别的基督教会曾召开过不计其数的由各地主教及神学家参加的以教会事务为主题的会议，这类会议有时被称为“synode”（拉丁文词形是synodus），有时被称为“concile”（拉丁文词形是concilium）。在这两个词的中文译名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种种分歧，而且有些学者还试图对这两个词进行分门别类，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对这两个词的词源及其所代表的会议层级不是非常明确。
实际上，在基督教这一特定语境下，“synodus”和“concilium”这两个词是语义几乎完全对等的同义词。“synodus”是从希腊文“
”直接对译而来，其希腊文本意就是“会议”（assembly，meeting，conference），它最早出现在3世纪后编撰的《使徒教谕》（Les canons apostoliques）中；而在拉丁语的词汇系统中，与之表达相同含义的“concilium”则最早出现在德尔图良（Tertullien，约150—220年）所著的《论斋戒》（Du jeûne）中。[1]13世纪之前，“concilum”和“synodus”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它们的用法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Quatrième concile œcuménique du Latran，得到绝大多数基督教派别共同认可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教务会议，通常被称为“具有大公性质的教务会议”，简称“大公会议”）之后，虽说“concilum”和“synodus”在用法上开始偶尔出现一些差异，但也仅是停留在会议的层级上，前者通常被用来指代教省及其以上规模的会议，而后者则一般被用于指代教区及其以下规模的会议。即便如此，在中世纪晚期以后出现的各种教会文本中，这两个术语仍然经常是不分彼此、混合使用的。例如，在特兰特大公会议（Concile œcuménique de Trente，1545—1563年）文献中，在论及教省或教区教务会议时，即使在同一段文字中，也会出现有时称“concilum”、有时称“synodus”的情形。因此，在把这两个词源不同但词义却几乎完全对等的术语翻译成中文时，不宜作任何的刻意区分，否则，只会给人们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乃至舛误。[2]
基于以上判断，对于墨洛温王朝历史上的这类会议，不论是把它称为“synode”还是叫作“concile”，也不论它是由世俗君主召集的还是由教会领袖主导的，其主要目的均在于商讨和解决基督教教义、教理、教会风纪以及教俗关系等问题，因此，在没有特定限制的情况下，似乎都应将之汉译为“教务会议”较为恰当。
二 关于“法兰克早期国家”的界定
近些年来，活跃于西欧中古早期的政治实体是否具有“state”一词所指代的国家属性，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界，特别是英、法、德三语史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坦言，“国家是什么”这个问题让研究中古早期的学者感到十分困惑，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这一历史阶段，非规范性和私人关系是实施各种权力的关键，即使是在强大的查理曼统治时期也是如此。[3]因此，在中世纪语境中，法语学者对“état”一词的使用，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叙事目的，而不是将之作为一种政治概念。英语学界有时使用“state”指代中古早期的王国或一些地方政治体，但其重心往往落脚于统治权力和私人性质。另外，为了更好地规避“中古政治组织”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混淆，部分英美学者还会使用“中古早期政治体”（early medieval polities）、“具有国家特征的”（statelike）、“区域性国家”（regional states）等词语。[4]
从表面上看，围绕“中世纪是否存在国家”或者说“是否存在中世纪国家”而展开的学术论争，似乎只有“是”或“否”两个选项。但是，由于观察视角、评断标准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即便是站在同一选项之下的学者们，对中古早期王国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以及国家形态问题的认识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区别。一些学者明确指出，中古早期社会并不存在隶属公法范畴的一套“制度”，其政治是由统治阶级内私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因而不能使用“state”指称当时的政治秩序或权威体系。换言之，把中古早期的王国称作“state”意义上的国家，其实是“时代错乱”。另一些学者拒绝在中古早期的历史叙事中使用“国家”一词，而是尝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当时的政治体进行阐释。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古早期虽说并不存在拥有现代国家意义的“state”、“État”、“Staat”等词语，但却存在“国家”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以“现代国家”的视角去考察中古早期王国的性质与形态确实能够为“中古早期国家”形态的研究提供便利条件，因为“现代国家”的定义是相对明确的，一般具备四个主要特征，即“一定的领土”、“生活在该领土范围内的人民”、“分层次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学者们只需要探讨其研究对象是否满足定义中的核心标准即可。[5]不过，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倘若对“时代立场”和“参数对比”不加警惕，研究者很容易在不经意间掉入“目的论”的陷阱。因此，为了尽可能地避免概念性的时代错乱，需要在充分领悟“现代国家”基本标准的基础上，站在法兰克人所处时空维度，判断法兰克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体察其政治秩序演变的路径、过程及动力。
实际上，墨洛温王朝也的确拥有能够展现自身政治秩序的词语，即“regnum”，只是其内容包含一些变数。就归属权而言，它既可以指代“国王个人之王国”，也能够表达“法兰克人的王国”；从行政区划来说，不论是大一统下的法兰克王国（les royaumes des Francs），还是“诸子分治”时期的二级王国，它们均有使用“regnum”指称自己的资格。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至少在墨洛温王朝中前期，“regnum”的私人化属性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其内部的领土、人口、税收、河流、作物等等，无一不归统治者个人所有。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曾言：“国王的头脑里丝毫没有罗马时期那样的国家概念，总是将他的王国看作是应该在他儿子间瓜分的财产。”[6]对于上述问题，墨洛温时代的高卢主教们已然有所察觉，在他们看来，要想在这个庞大的“私人世界”中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处理好同世俗君主的关系，然后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逐步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统治模式，引导其遵照教会法令逐层整饬内务，并最终将这份国王的“私有财产”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王国”。因此，高卢主教团对法兰克共同体的改造必然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渐次展开的，也正是在“基督教化”有条不紊的铺陈过程中，法兰克早期国家日臻成形。然而，在法兰克、罗马和基督教等新旧因素并存且相互割裂的情况下，法令本身与法令的实施结果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多变性及诡异性在“法兰克早期国家形态”这个问题上尽显无疑。
三 关于本书核心材料的选择
随着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古代中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在经典文献解读的底本选择问题上，从“原典原译”到“原意原析”自然是每个历史学研究者追求的上佳路径。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做法要面临的情况却十分复杂。就作为本书核心材料的“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书”而言，不论是在法兰克国家，还是在后世的法兰西王国，它们通常都会与其他时期或地区的教务会议立法成果一同收录在教会人士编撰的教会法汇编中，例如，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科尔比汇编》（Collection de Corbie，Paris，Bibl.nat.，lat.12097）和《里昂汇编》（Collection de Lyon，Berlin，Phillips 1745，VIIe s.），加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751—987年）时期的《弗赖辛抄本第二汇编》（La seconde collection du manuscrit de Freising，Monacensis lat.6243）和《博讷瓦勒抄本第一汇编》（La première collection de manuscrit de Bonneval，Paris，Bibl.nat.，lat.3859），卡佩王朝（les Capétiens，987—1328年）时期的《沃姆斯的布尔夏尔教令集》（Décret de Burchard de Worms）和《沙特尔的伊弗教会法汇编》（Collections canoniques d'Yves de Chartres），以及大约在1140年完成于意大利的《格兰西教令集》（Décret de Gratien）。更为棘手的是，这些抄本所用的文字不尽相同。以墨洛温时代的手抄本为例，其使用的中古早期通俗拉丁文既与古典拉丁文有不小的出入，也不同于稍后通行欧洲的罗曼语。因此，要想准确地把握其内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把散落在各个相关抄本中的规条集合在一起，更要具备极其深厚的西方古文字学功底。对于我个人而言，尽管对“原典原译→原意原析”的理想路径有所希冀，但遗憾的是，考虑到自身目前的能力与学力，这条路径与其说荆棘遍地不如说力有不逮。
19世纪中后期，德国神学家卡尔·约瑟夫·冯·赫斐勒（Karl Joseph von Hefele）在其巨著《教务会议史纲》（Conciliengeschichte）中列举出经其整理的墨洛温王朝教会法，但法令的德语译文并不完整。此后不久，英国学者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和法国神学家亨利·勒克莱尔克（Henri Leclercq）又将赫斐勒的巨著分别翻译为英文和法文，其中自然包括原著中那部分概要式的法令译文。19世纪末，依托古代德意志历史文献研究项目，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希·马森（Friedrich Maassen）从诸多教会法的传世抄本中整理出属于墨洛温王朝的部分，并以拉丁语将之编成《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教务会议》（Concilia Aevi Merovingici）一书。1963年，法国学者夏尔·德克莱尔克（Charles de Clercq）出版拉丁语史料文集《高卢教务会议（511—695年）》（Concilia Galliae.A.511-A.695），涉及约55次教务会议。1989年，法国著名教会史专家让·高德梅（Jean Gaudemet）和布里吉特·巴斯德旺（Brigitte Basdevant）又对多种传世抄本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在德克莱尔克所作成果的基础上，以拉丁语和法语对译的形式，将数百条墨洛温王朝时期的高卢教会法编订成书，此即《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教规集（6—7世纪）》（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VI e-VII e siècles）。尽管该书在个别拉丁语词句的翻译上存在瑕疵，但其总体的文本研究水平与翻译质量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一致认同。因此，在综合考虑文献学的累进成果、本人的语言应用能力以及史学功底等因素后，本书以让·高德梅和布里吉特·巴斯德旺的“拉丁语—法语对译本”作为核心材料、以其他学者整理编订的拉丁语文本作为辅助工具，应是比较合乎情理的选择。
四 关于本书的叙事结构及主要观点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西方现代史学视域下的“叙事”是一种话语模式，其目的在于通过事先拟定的序列或逻辑关系对不同事件进行顺序排列。这种顺序不仅仅是以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基础的依次排列，还可以让每个事件成为有意义的整体的组成部分。长久以来，西方学术界在欧洲古代中世纪教务会议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套经典叙事，即，在拟定的时间范围内，依据较为可信的传世文献，按照教务会议召开的先后顺序，叙述或分析会议的举办动因、参与人员、讨论过程、集体决议以及颁布的教规。尽管传统叙事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历次会议的来龙去脉，但不论是引人注目的短时段特殊事件，还是能说明其前因后果的中时段社会情势，它们对与教务会议所涉其他问题的整体论证的助益却十分有限。因此，本书在阐释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国建设之关系时，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年鉴学派三时段理论”的互补中，对西方传统叙事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造。
首先，借助传统叙事在理顺事件线索方面的优势，在导论中对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基本信息，即历史行程、传世文献以及研究转向，进行线性描述与直观分析。
毋庸置疑，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之上，这种方法能够在遗痕和证据的考证与拼接中观察某个群体在某一特定时段所做出的具体行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元素便寓于其中。因此，尽管本书对教务会议法令汇编的文献学解释远不如“博学派”那般细致入微，但考虑到国内古代中世纪地方教务会议史研究基本阙如的实际情况，这部分看似“长篇累牍”甚至“枯燥乏味”的文字也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透过相关的文本信息，既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早期教务会议在亚、非、欧交汇地带的成长足迹，又可以从微观视角认识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的独立性、社会性与政治性。至于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轨迹中考察教务会议史研究转向的安排，不仅是为了对前辈学人的心路历程与研究理路作一概观式评述，也是为了突显教务会议史书写的时代性与必要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揭示西方世界“政治介入”与“史学重构”的密切关联，提醒读者，一千多年前的欧洲历史绝不仅仅是一项学术课题，对罗马帝国衰亡缘由和蛮族王国演变历程的解读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治话语的一个支柱。
其次，正文部分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突破单一事件的碎片式局限，主要从教务会议文献所涉高卢社会的五个不同层面，反映法兰克共同体自上而下的基督教化道路，进而揭示教务会议对法兰克早期国家建设的引导作用。
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511—696年），主要由高卢主教团主导和参与的教务会议至少颁布了400余条教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次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教务会议对法兰克王国的构筑似乎是散乱无章的。但是，如果对这些条文作一个细致的分类考察，便不难发现，高卢主教团在教务会议上的共同决议有着十分明确的指向性，它试图从五个层面来左右法兰克共同体的前进方向，即权力架构、王统理论、宗教政策、地方管理、民众拯救，而这五个层面又分别以“高卢主教团合议制的运作与功能”“正统君王与教会精英的合作政治”“高卢犹太人法律地位的变更”“主教管区的日常统治”“奴隶生存状况的改善”为核心，其背后蕴藏着一套自上而下、由宫廷到地方、从少数精英到多数民众的改造方案与行事逻辑。
在高卢主教团看来，作为名正言顺的使徒继承人，主教们应该在教务会议上遵循使徒传统与先贤教父所立法规，借助集体智慧，按照共同决议，为荣耀至极的法兰克国王答疑解惑，协助他们处理国家要务，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相应地，作为正统基督教会之子，法兰克国王则需要依据教会律法承担正统君王之职责，清除一切异教残余，限制犹太人的社会活动，并将其排除在公职系统之外。与此同时，为了带领人民共赴救赎，法兰克境内的各大教区必须严格执行以主教为运转枢纽的管理机制。作为各地教会领袖，主教们要依据《圣经》的指示，以身作则，严守教会规章制度，主持公共崇拜活动，照拂寡妇、孤儿以及奴隶等弱势群体，并在各级神职人员协助下监管民众日常生活。对于违逆“上帝话语”（教规）的人，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平民百姓，教务会议或教区主教会给予他们相应的处罚，而其中的不思悔改者将永远无法同其他信徒一起在弥撒中“获得新生”。
基于上述叙事结构中的逻辑关系，本书逐一论证的具体观点包括：（1）随着法兰克君主对基督教信仰应用性的倚重程度与日俱增，凝聚“合议精神”的教务会议逐渐从教会传统上升至国家行为，其针对诸多现实问题制定的教务会议法令由此成为法兰克王国建设的施政纲要。（2）法兰克王权的神圣性在教务会议的仪式与法令中得到了较为完美的展现，传递出一种国王与主教共同商议国家大计、处理王国要务的象征性意涵。（3）作为高卢主教团认可的正统基督教君王，墨洛温诸王自然会承担相应的宗教使命，教务会议中有关限制基督徒与犹太人交往的决议因此走向由公共权力主导的旨在培育基督徒身份认同的排犹政策。（4）由于法兰克王国政府在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的缺位，教务会议一方面把神职人员的行为规范视为民众教化的先决条件，同时又将夹杂“王权表演”的节庆仪制作为统一民众生活步调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法兰克人民对墨洛温王室的感知与认同。（5）教务会议对奴隶生存境遇的改善，不仅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共识，还在客观上为法兰克王国封建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实践模板。
最后，笔者把研习教务会议史期间撰写的读书笔记编制成附录，其中包括“新中国法兰克时代的史学研究”、“高卢教务会议史纪（4—5世纪）”、“高卢教会行政区划（6—8世纪）”、“墨洛温先祖谱系”、“墨洛温王朝中前期疆域变更与国土瓜分”、“墨洛温王朝中后期诸王的基本情况”等内容，一方面想与读者一同分享笔者在法兰克史研习之路上所收获的基础知识，同时也希望帮助读者加深对古代晚期西地中海世界政治、宗教、文化等层面的理解与认识。
在书稿写作过程中，除提炼一条足以贯穿全局的核心线索而外，作者还需处理“研究视角的合理选择”、“书写内容的适当取舍”以及“宗教文化的精准把握”等重难点问题。对此，有关专家学者从书稿内容的整体性和科学性角度出发，一是建议我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日耳曼人在塑造中古早期国家过程中的选择与再创造，二是希望我能够完整地翻译出“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书”，三是提醒我在充分把握政教分离这一历史发展大方向的基础上去除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词语以及情感倾向。这些建议无疑是非常中肯的，也是十分有价值的，一方面饱含前辈学者对青年人的指点、鼓励与关照，另一方面为笔者继续从事相关历史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
对于有关专家提到的“日耳曼人在中世纪国家形塑过程中的选择与再创造”问题，笔者是有过思考的。事实上，教务会议文献所反映的以正统基督教政治哲学为核心的权力架构及其运行机制乃是法兰克政教二元相互利用、互相妥协的结果，它只是法兰克王国和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无法单独决定法兰克王国的国家形态，更不能独自左右法兰克王国的发展趋向与最终命运。也就是说，教务会议勾勒的王国图景虽然真实存在且随处可见，但也只是法兰克王国总体样貌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在多种异质文化并存的社会情境中，为了满足其他社会集团的期望，特别是为了迎合法兰克世俗权贵的要求，墨洛温王室还另外执行着一套统治模式。例如，关于决策机关问题，除高卢主教团主导的教务会议外，还有从“三月校场”（Champ de Mars）发展而来的由国王亲自主持的民众大会，后者的参与人员囊括教俗两界的达官显贵。自7世纪初开始，这种类型的会议便时常召开。又如，关于王权理论问题，除本书所论基督教王权理论之外，法兰克王国还出现过以“神秘魔法”为基础的“血统权益论”、以“个人武功”为核心的“强人论”、以世俗权贵的共同推选为支撑的“权力合法论”等多种理论，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并立存在的。再如，关于统治阶层问题，除了照管民众的神职人员外，法兰克王国还存在着宫相、勋贵、公爵、伯爵等世俗职官，他们在军事政治、行政管理、司法审判、税金征收等方面既有分工又有协作。而且，无论是在宫廷还是在城市，官员们大都能够识文断字。因此，托马斯·诺布尔（Thomas Noble）和布鲁诺·杜梅茨尔（Bruno Dumézil）等西方学者认为，墨洛温时代的高卢是一个“官僚式社会”。[7]囿于本书的研究主题，作者在正文部分无法一一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证，而只能在必要之时以概述或注释的方式给予些许关照，尽力避免以偏概全之嫌。不过，从全面认识中古早期西欧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这一角度而言，对这套统治模式展开深入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而这也将成为笔者在未来几年的工作重点之一。
在对书稿进行修改和完善时，笔者曾想将完整的“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书集”中译本置于本书附录部分，而这也正是有关专家对笔者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项汉译工作的价值甚至高于书稿的正文部分。然而遗憾的是，考虑到笔者目前的翻译水平和教务会议文书集的整体性，对于这类从法兰克时代流传至今的规范性文献（les sources normatives），笔者会在之后几年将其与“314—506年高卢教务会议文书集”和“742—748年高卢教务会议文书集”的中文译文一起编订成册，并辅以详细的译本导读和文献注疏，以期为读者呈现一部较为完整的《古代晚期高卢教务会议文书集（314—748年）》。[8]
此外，书中使用的“上帝话语”（parole divine）、“人民的救赎事业”（salut du peuple）、“善功”（œuvres de piété）等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词语，皆源于“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书”所记载的“会议实录”和“教会规条”，其目的在于依据文本材料如实勾勒历史图景、描绘文化氛围、展现社会情境。
五 关于本书的名词对译原则
书中所有中外文名词对译均为笔者所加，以力求让更多的读者能够通过外文词语轻松查阅与之相关的资料信息。因此，名词对译数量相对较多，外文语言涉及拉丁语、法语、英语、德语等等。在书稿完善过程中，考虑到本书的研究主题更加接近法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范畴，同时也为了引起读者对法语历史学名词的兴趣与重视，笔者在总体上采用现代法语标注对应的中文译名，内容包括传世抄本、古代史著、历史事件、历史地理、历史人物等方方面面。而对于近现代历史学家及其创作的史学作品或提出的学术概念，笔者则基本上采用与其国籍相对应的外文语言。另外，书中使用的许多中文译名是前辈翻译巨匠所敲定的，已经为中国读者所广泛接受，但其音译未必能够切合法语名词的发音。例如，“尤利乌斯·凯撒”（Jules César）、“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ce II）、雷米吉乌斯（Remi）等等。为此，笔者在“名词对译表”中，将这类名词的英语词形或拉丁文词形添加在法文词形之后，以便减少某些对译名词给读者带来的困惑。
六 关于本书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就具有时序连贯性的法兰克通史而言，《法兰克人史》（Histoire des Francs）、《弗莱德加编年史》第4卷（Chronique de Frédégaire IV）、《法兰克人史纪》（Livre de l'histoire des Francs）、《弗莱德加编年史续编》（Continuations de la Chronique de Frédégaire）、《法兰克王家年代记》（Annales du royaume des Francs）、《圣伯丁年代记》（Annales de Saint-Bertin）等叙述性史料（les sources narratives）在我国已经有完整的汉译本，学术界对其认知和研究也颇有深度。相比之下，法兰克时代规范性文献的汉译与研究工作尚处在较为薄弱的初步发展阶段，还有大量基础性工作亟待处理。在此情况下，对墨洛温王朝法律史、制度史、教会史、政教关系史、社会文化史乃至西欧文明史上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难免受到很大制约。正因如此，本书围绕存留至今的20余份“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书”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依据文献整理、法令释义和史学阐析三个递进式步骤，对有关教务会议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加以辨别区分，进而在西欧古代晚期的宏大叙事中探讨教务会议对法兰克共同体形态演变的重要影响，其具体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理论价值：在亚欧大陆西端文明沿革脉络中，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献既是核心的宗教文献，又是关键的历史文献，还是重要的法律文献。基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并存关系，这些文献不仅涉及高卢正统基督教会的组织架构与规章制度，而且有很多内容关乎法兰克世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治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墨洛温高卢教务会议文献能够较为恰当地反映法兰克早期国家在基督教化进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对于深入剖析西方文明特性及其缺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应用价值：对于中国的欧洲史研究而言，叙述性史料与规范性文献的整理、译注与研究是一项虽具体而微但却具有建设意义的工作。在以中国视角考察古代中世纪西方文明的演进历程时，由于国内学界目前尚无可资利用的高卢教务会议史文献，有关法兰克时代的法律史、制度史以及社会文化史研究缺少参考。因此，在遵循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前述“教务会议决议文书”展开多维度分析，并对西方学界因立场或视角选择而忽视或不愿面对的问题给予合理阐释，不仅有助于中国学术界对欧洲历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中国世界史的学科建设及史学领域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当然，笔者围绕上述学术价值展开的研究工作和撰写的学术专著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需要前辈学者、同辈研究者以及史学爱好者的批评、指正与帮助。至于这一由笔者自定的学术价值是否名副其实，其最终的判定人当是读者无疑。
[1] Odette Pontal，Les statuts synodaux français du XIII e siècle，Tome I，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71，p.XXVIII.
[2] [英]菲利普·休斯：《大公会议史纲》，陈文海译注并增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3] Chris Wickham，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400-8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7.
[4] Andrey Grunin，“Le Moyen Âge，une époque sans État？Construire le passé au présent”，Revue d'épistémologie des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du Moyen Âge，Vol.40，2019，p.5.
[5] Hans-Werner Goetz，“The Perception of ‘Power’ and ‘Stat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The Case of the Astronomer's ‘Life of Louis the Pious’”，in Björn Weiler and Simon MacLean，eds.，Representations of Power in Medieval Germany，800-1500，Turnhout：Brepols，2006，p.19；Mattew Innes，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The Middle Rhine Valley，400-10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55；Johannse Fried，“Der karolingische Herrschaftsverband im 9.Jahrhundert zwischen ‘Kirche’ und ‘Königshaus’”，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235，1982，S.1-43；Andrey Grunin，“《Imaginer l'Empire》：Étude d'un concept étatique carolingien et évoluation du vocabulaire politique dans le royaume et l'empire franc（768-840） et dans la Francia Occidentalis（840-877）”，Revu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histoire en Allemagne，Vol.3，2011，p.151.
[6] [法]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上卷，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9页。
[7] Bruno Dumézil，Servir l'État barbare dans la Gaule franque，IV e-IX e siècle，Paris：Éditions Tallandier，2013，pp.180-203.
[8] 关于“古代晚期高卢教务会议文书集”的时段划分标准及其缘由，可参见本书“导论”的第一部分“高卢教务会议的起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