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世事维艰(6)

富人们心急火燎。招聘部门的员工变得粗暴，银行柜员异常紧张，官员们一点儿小事就找警察，警察动不动就抽出警棍。亨利·福特一直是和平主义者，现在他也随身携带枪支。在弗吉尼亚里士满，感恩节过后的几天，来自当地失业委员会的代表团前来拜访市长J·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告诉警察局长：“抓住这些人的脖子和裤子，给我扔出去。”在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警卫开枪打死了4名矿工。纽约下令禁止苹果小贩在人行道上摆摊，入住瑰西园（纽约市市长官邸）的约翰·P·奥布莱恩向人民承诺“你们的新市长一定会保持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允许远征军踏进纽约市界内一步”。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闯入了纽约联合广场的集会，《纽约时报》报道“妇女的惊呼惨叫和男人们血肉模糊的头和脸”。俄克拉何马城警方用催泪弹破坏集会，驱散了人群。西雅图警方用消防水龙将他们从西雅图市政大厦逐出。芝加哥执法人员用警棍驱赶申请补发工资的教师，其中两名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第三个警察劈头打过去，打烂了她的脸。

劳联发言人在参议院委员会前做证：“我们许多工业城市发生暴动，大部分参与者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他们想要的只是面包。”然而，对于有产阶级来说，两者并无区别。正如罗伯特·舍伍德写道：未来的路似乎被“不明的怀疑”蒙上了阴影，“忽闪的凶光刺破安宁，照亮的只是令人恐惧的情形”。既然政府无法维持秩序，那么人们只能力求自保。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铁路和电话线被切断、周边公路受阻的情况，许多城市的商人们自发组织起自卫委员会。很多人储存蜡烛和罐头食品，有个好莱坞导演随身带着一套旧衣服，这样他可以一有情况就“混进人群中”。纽约的酒店发现，通常一入冬就来租套房过冬的有钱客人，现在都躲在他们乡下的别墅里，有些人甚至在屋顶上安装了机枪。

他们不是过度紧张、胡思乱想。充分的证据表明，如果罗斯福真的是另一个胡佛，美国将紧随7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步伐，面临政府被“大萧条”难民推翻的境况。查尔斯·M·施瓦布是认为改革指日可待的富豪之一，这位哈佛商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接受审判，而这次审判的结果可能决定整个西方文明的未来。”有关暴动迫切性的文章出现在《耶鲁评论》、《哈泼斯》、《斯克里布纳》、《美国信使》和《大西洋月刊》上。诺曼·托马斯后来说，“从总统竞选到新总统就职”的这段时间，“之前从来没有，或者说从那时候才开始听说这么多对民主政体和美国体制的批评”。

关于美国应采取哪种形式的政体的问题，当时存在很大的分歧。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偏向“左”派，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前进道路的中间段。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蔑地将社会主义比喻为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包括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欧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蒂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费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和埃德蒙·威尔逊。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那儿把共产主义拿过来”，并随后补充道，苏联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威廉·艾伦·怀特称苏联为“星球上最有趣的地方”。连每月一读俱乐部都选择《新苏联初级读本》与读者分享，其中有美国混乱与苏联井然有序构成的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苏联的流氓……都有极好的点子……只需试想一下，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工作，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埃尔默·戴维斯说，追求利润已经失效。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写道：“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中问道：“为什么苏联人可以获得重塑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部门里不止一个人受到“左”派思想的诱惑。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G·比尔伯坦言，“我已经快被共产主义染红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直率，他命令一位华盛顿官员“回去告诉他们，奥尔森正在进行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的新兵招募，他不接纳任何非共产主义人士”。为了让大家都清楚明白，他说得很明确，又补充道：“明尼苏达州处于‘左’翼状态。”

但更大的危险在于政治频谱上的右派。知识分子缺乏权力，比尔伯和奥尔森都是政治怪人。有钱又有影响力的人以及战争部长赫尔利都是右派。早在1931年政府就抵制裁军，因为裁军会“削弱我们维护国内和平与秩序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声称“现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及时和有效地解除经济危机”。“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衫党”已在亚特兰大成立，虽然它的名声并不好。（当被问到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出现在美国时，休伊·朗回答说：“当然会，但在这里，它会被称为反法西斯主义。”）黑衫党之后，又有了银衫党、白衫党、褐衫党和美国民族主义党等。如果新总统无能，那么某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准备采取行动。史沫特莱·D·巴特勒将军做证说，纽约某债券推销员曾试图支付给他1.8万美元现金，劝他加入右派。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告诉他的学生，极权主义政权培养的人“在才智、坚强和勇气等方面都远胜于选举制度培养的”。如果有人可以代表美国的统治阶层，那一定是巴特勒博士，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仅拥有34个荣誉学位，还连续担任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

还有谁愿意为了培养出在才智、性格和男子气概上都更胜一筹的人，牺牲立宪政府呢？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鼓动巴特勒将军的债券推销员，很少有人如此公开地极力支持极权主义，但很多人支持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宣布：“即使接受一个国家独裁者的铁腕治理，也比使国家瘫痪中风好得多。”1932年，纽约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给现行制度独裁权，那么人们就会改变制度。”1933年2月，他写信给罗斯福，他和共和党成员们已经准备好“赋予你一切需要的权力”。阿尔·史密斯认为应该将宪法束之高阁，直到危机结束。《名利场》杂志的副主编们，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后来的卢斯夫人）要求：“让独裁者掌权！”沃尔特·李普曼想削减国会权力，赋予总统一切权力。他说：“危险不是我们将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将无法快速和全面地行动。”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这个国家什么时候需要一个独裁者，那么就是现在。”

在《纽约客》的一幅漫画上，格林尼治村舞会上，一个女孩告诉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人：“哦，这一切都非常简单，我们的小团体只需要控制住发电站和广播电台。”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在于城市可能发生暴动。战争部长赫尔利正在城市区域附近集结军队，但反抗总有办法战胜权威，总是在让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暴动。农民一直被认为是最保守的美国人，但就是在共和党的艾奥瓦州（胡佛的家乡），皮肤黝黑的当地农民首先拿起了干草叉和猎枪冲向前线。他们终于拿起武器与剥削他们的体制斗争，经销商以两美分从他们手里买来的1夸脱[7]牛奶，在苏城可以卖到8美分。

在艾奥瓦州，在农民联盟的前主席、64岁的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封锁了所有通往苏城的10条公路，把削尖的电线杆和圆木材横在马路上。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可以通过，其他卡车开不过去，牛奶桶里的牛奶只得倒入水沟，或者带到城镇上免费分发。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提前一小时就向农民报信：国民警卫队要来了。警员们被迫解除武装，把手枪和徽章扔进玉米田。20号公路因而被称为“邦克山[8]20号公路”。看着《哈泼斯》杂志编辑玛丽·希顿·沃思，一位戴着一顶10美分草帽的老人慢悠悠地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违法的，我说‘在我看来，波士顿人把茶倒进海里也不是合法的’。”

运动蔓延，致使德梅因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都被封锁。在威斯康星州，陷入困境的农民每天闯入乳品厂三次，把3.4万磅牛奶掀翻在地，再把汽油倒进牛奶桶。国会小组委员会听取了来自俄克拉何马城的奥斯卡·阿梅林杰的描述，是他与一位保守的农场主的谈话。农场主说：“我们也要开始像苏联一样革命。”阿梅林杰问他打算怎么做，该男子回答：“我们将有400挺机枪……众多大炮、拖拉机、弹药、步枪和其他装备，这就差不多了……如果国家有足够多像我们这样有勇气的人，我们就能向东进军，切断东西部。我们已经有粮仓、牲畜和粮食，而东部除了有我们土地的债权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告诉他们，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敢。”阿梅林杰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我已经从很多以前思想保守的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和此次谈话内容一样的想法。”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瑞威尔[9]只唤醒了康科德的人，这些家伙却唤醒了美国。”艾奥瓦州人在20号公路上高唱：

让我们过个农民的假期吧，

假期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着小麦、火腿和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去吧。

在苏城城东48英里处的切诺基小镇附近，米洛·雷诺的追随者阵营遭遇了一次神秘的猎枪袭击，不久之后苏城围困解除。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跟随他撤出。但雷诺说：“你们阻止不了这场运动，就像你们阻止不了1776年的革命一样。”无论是暴力行动还是起义，农民们都一直坚持着美国传统，他们也就一直免受惩罚。在康瑟尔布拉夫斯市，60人被逮捕，但是当1000名农民围攻监狱时，他们被匆匆释放。农民们尝到了直接行动带来的甜头，于是决定想方设法要回那些丧失了赎回权的土地。

在堪萨斯州的郊区，村里的警察发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律师，他刚刚才宣布取消了500英亩农场的赎回权。在内布拉斯加州夏延县，20万农民债务缠身，他们的领导者宣布：如果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帮助，他们会聚集起来，毫不留情地将州议会大厦夷为平地。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天，艾奥瓦州四处都是因取消止赎权而起的骚乱，波及范围之广，包括风暴湖、普里姆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发生在勒马斯的事件尤其恐怖。黑衫党闯入法官查尔·C·布拉德利的审判室，将他从高座上拖下来，蒙上他的眼睛，并开车把他丢到了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这伙暴徒的领头人要求：“你赶紧发誓，你不会再签署取消农场赎回权的命令？”法官说我绝不答应。暴徒一遍又一遍地要挟他，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他被掴倒在地，被拳打脚踢。他的脖子被绳子勒起来，另一头被绑在路标上，油腻的轮毂帽挂在他的头上。“他的王冠！”其中一个人喊道。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但尽管他被折磨和殴打，却并没有起诉他们。

取消赎回权的文件一签署，数百名农民就会出现在拍卖会上，大喊：“不准卖！”有意投标者会被吓回去，这时被扣押土地的农民的邻居就出面花几美元买下土地，再以原价卖回给原来的主人。有一次，县警长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了5美分，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5美分，三头猪5美分，两头牛犊4美分，依此类推，直到所有财产全部才卖了1.18美元。土地终于被转手回到了主人手中，官方地契证明他有99年的所有权。代表美国东部各州保险公司的律师常常被绑架，受到绞刑威胁，直到保险公司让步，并同意暂停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联盟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你们会马上看到最大、最好的革命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美国农场事务联合会会长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补充道：“除非对美国农民采取行动，否则12个月内，农村将爆发革命。”

在那个多事之冬，心思细腻的男孩们逐渐懂事，他们会成为美国下一代领导人。虽然他们对待周围世界有着不同的反应，但没有人会忘记“大萧条”。美国历史在他们的一生中将意味着一连串的危机，但对他们来说，这第一次危机对他们的成长影响最大。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些名字：1932年，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海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杨和约翰·格里恩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达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葛培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小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娄、沃尔特·海勒和白修德17岁，威廉·威斯特摩兰、田纳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阿尔索普18岁，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