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补遗

1981年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我曾根据胡风1976年写下的有关他经手鲁迅丧事的情况，加以整理成文，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四期上。当时他正在病中，后来他病愈能阅读时，看了这篇文章，就说还有许多没接触到的，以后将重写。但直到他逝世，也没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因此深为惋惜。

这几年来，看到一些同志的回忆，现就我所记得的，勉力写几点补遗。

胡风在安葬了鲁迅回到家里时，已是深夜了。我望着他整个身体都瘫软了似的倒在藤椅上，面容很痛苦。我不敢离开他，就静静地坐在一边。突然，他像记起了什么，赶快寻找带回来的那一包东西，从里面找出一张单据交给我，说：“你替我收好吧，不要又让我搞失了。这是周先生万国公墓墓地的地契收据。”好像是六穴地或八穴地，五百来元钱。几天后，他把这收据交给了许先生。

我明确地记得（他在材料中说模糊地记得），他当时曾和我谈到，这次许先生为周先生的丧事花了约两三千元，那是周先生生前将蔡元培聘请他当中央研究院编译员支付的薪金存下来的。当时周先生就说过，这钱为许先生和海婴留下，将来万一有什么事，可做生活用度。

在雪峰和许先生商量，由救国会出面主持治丧时，沈老（钧儒）曾说过，治丧费也由救国会出。但后来一切开支都是由许先生亲自付出现金的，救国会也没再提出钱的话。所以事后雪峰很不好意思地向许先生说：“救国会不出钱，只好算了，将来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国葬。”

近年有人写文章说，鲁迅先生的治丧费是救国会出的。我又特意问了胡风，这一次他很清楚地一口否定了，说：“没有这回事，救国会并没有出钱。”我想，这是可靠的。那位说出过钱的同志可能只听到沈老说过要出钱，并不知道后来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明一下。

最近读了一篇回忆雪峰同志的文章，内中提到雪峰在办鲁迅丧事时的一些情况。有一段说：“鲁迅逝世时，鲁迅派的几个青年闹得很凶，不许所谓周扬派的人参加吊唁活动。以致他不得不准备动起武来，对其中一个闹得比较狠的作家说：‘你如果再胡闹，就把你绑起来’。”这是言过其实的。绝没有不许什么周扬派参加的事。例如，徐懋庸送的挽联照样给他挂了出来，他还参加了吊唁活动，甚至连张春桥也参加了吊唁活动。至于周扬和另外的左翼知名人士没有参加，可能是由于安全问题。

万国殡仪馆地处越界筑路的胶州路，国民党特务可以在那儿随便行动。所以雪峰只在周先生逝世当天去过一次，后几天是由胡风晚上到他家去汇报情况并接受他新的布置。他不可能当着几个青年发脾气的。可能是，胡风曾告诉他，萧军要胡风代表鲁迅晚年亲近的作家出面讲话，胡风认为这样做对团结不利，拒绝了，因此争吵了几句。后来还是决定由萧军代表四个刊物讲了话。绝没有闹得很凶的事。

顺便说一下，在移灵安葬时曾有一个马蹄形的大花圈，最近有一位热心搞鲁迅资料的同志问到我，说花圈挽带上写有十六人的名字，有些弄不清是谁。我记得是八对夫妇：路丁（王尧山）、华沙（赵先）；周文、樨玉（郑育之）；张天翼、契萌（张的前妻）；黄源、雨田；萧军、萧红；欧阳山、草明；聂绀弩、周颖；胡风、屠琪（梅志）。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就这个机会写出来以作参考。

那是1944年在重庆百龄餐厅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时，特务当场捣乱会场的情况。我所看到的好几篇纪念文章都记得不够全面。现将胡风留下的有关材料摘录如下：

1944年鲁迅先生逝世纪念，还是处在不能公开开大会的情况下面。只好在百龄餐厅用茶话会的形式举行。人数限制得很少，也用不着让国民党文化官员参加。有孙夫人、沈钧儒和几个外国记者出席。但还是混进来了几个特务。

主席（沈钧儒？）致了开会词后，一个青年马上站了起来，说是刚从沦陷后的上海来的，他在上海时知道许广平投敌了，所以不应该开会纪念鲁迅（大意）云。这出乎我意外，动火了。我虽然不相信许广平投了敌，也只好就他的话马上站起来驳了他：“我不相信许广平投了敌，但即使如此，为什么会影响纪念鲁迅先生？汪精卫不是孙中山的大信徒吗？但早已连三民主义都带去叛国投敌了，是不是我们就不应该纪念孙中山先生呢？……”

马上几个特务纷纷站起来斥责我“污辱总理”。特务发言时，孙夫人起身退席。到我发言后引起特务斥责时，夏衍也走了。我又站起来正要反击，被几个人拉到了会场门口，从衣帽间取了帽子和手杖，还想从后面高声反击几句，但被人推出了门外。幸而冯雪峰还好，正站起来讲着什么。……

这一群特务所布置的阴谋，反而暴露了他们的鬼蜮伎俩。这事在报上也没敢登载。而我觉得应该作为史料让后人知道，国民党由于惧怕鲁迅先生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不惜采取这种卑劣手段，造谣中伤，想在先生脸上抹黑，结果反使他们自己成了见不得人的大黑脸。

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