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生孩子时的几件事

——怀念鲁迅先生给予的帮助

我是1933年年底和胡风结婚的，当我们正沉醉在幸福的幻想生活中时，现实忽然对我发出了警告。三个月不到我已怀孕，并且反应特厉害，使我在街上走时常感昏眩欲倒。本来我想继续参加左联工作，还雄心勃勃想学习写作；胡风也订有计划，准备将从日本带回的一本高尔基作品的英、日文本译成中文。但从此家里将多一个小生命，我们的一切计划就会改变。

胡风当时年过而立，我年近二十，我们都还没有想要孩子的愿望，尤其是我当时是不甘心从此就在家里做家庭妇女的。这样我们就下决心将这孩子打掉（堕胎）。过去我曾听人说吃红花会造成流产，我就大量地喝红花水，结果毫无作用，只是人越来越消瘦。我不敢和我母亲说，也没有人好商量请教，只得听天由命了！

胡风着急得没办法，便向鲁迅先生请教了。

那天晚饭前，他回来后高兴地对我说：

“有办法了，鲁迅先生说可以找日本医生用手术堕胎。”

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怎么可以将这种私事去同鲁迅先生说。他说：

“我说了倒对了！他一听这情况就很严肃地责怪我，‘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会出事的！’ 后来才用缓和的口气说，‘孩子来得太早，对年轻的母亲不利，会影响工作学习。不早要孩子是可以的，最好找医生。’ 并且还同我一路去找了一个日本医生，说好明天下午我陪你去那里做手术。”

我高兴得几乎要跳了起来，想不到先生这样的开通，这样的热心肯帮忙！

第二天下午我们先到内山书店，先生正在那里，他便陪我们去到一处日本式房子，门口挂着一个木牌，上写“清水医院”四个大字。门开了，出来几个人，他们用日语谈了几句，先生就走了。一个瘦高挑四十来岁的人领我们进去。那是两间不大的房间，我被领到里面的一间，叫我躺在手术台上，只见他取钳子、取棉花地忙着。后来我感到下体一阵剧痛，又只见医生咬着牙在用力，胡风在一旁皱着眉摇着头。我一看旁边小桌上的盘子里都是带血的棉花，几乎支持不住要昏过去。这时医生也住了手，喘一口气，便和胡风说了几句话，胡风只是点头。医生用棉花擦拭了我的下身，让我躺了一会，就叫我起来。我以为已完事该轻松了，谁知胡风告诉我没取出来，医生让养息几天再来。我听后很失望，但也很高兴，我已下决心再也不来了。

胡风扶我出了医院，第一句话就是：“不取了，我不忍心看着你这样受罪！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就热烈地欢迎他吧！”

我高兴地紧握他的手：“我们要这孩子，并且一定要带好他，我甘心做家庭妇女。”

“呵，我的小妈妈，我也一定不使你们受苦，做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于是他就紧搂着我向车站走去。我们刚才所经受的身体的和精神的痛苦已被对这个未来小生命的迎接所代替。我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生活的充实和幸福！

之后我面临的是怎样带好孩子。我不愿用老辈子的办法。我既然决定放弃一切个人的要求，在家带孩子，那就要将孩子带好，使他成为一个健康、活泼、聪明的孩子。我俩去四马路找了不少家书店，只寻得几本薄薄的育儿新法之类，这是一般的常识，我感到太简单，很失望。

胡风和鲁迅先生闲谈时，对买不到好的育儿书发过牢骚。谁知几天后他就从先生那里带回一本相当厚的16开本彩色封面的书，原来是一本浙江省妇孺医院十周年的纪念册，内容很丰富，里面还有不少插图，都是有关妇女和婴儿的。但内中有几张怪胎图，什么葡萄胎、连身胎等，我每次翻到那几张时，就匆匆地翻过，不敢再看。

这书就放在我身边，经常看它，它成了我的指导老师。

对这书我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几乎闯下了祸。那是我已怀孕到九个月的时候。书上说婴儿可能随时会出生，没有准确的预产期的。一些产前征候我都记得烂熟。有一天我发现裤子上有血迹，我知道这是产前先兆，但还有一天半天的。于是我上街去买了应用的纱布、棉花、硼酸粉、来苏水之类。晚饭后还为胡风抄了他译的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信。

虽然那时我肚子已经隐隐地一阵阵地痛着，我总认为还没有到真正的阵痛，我不愿早去医院，一个人留在那里。胡风虽然不放心，老问我，怎么样了？我去叫车吧？我总是摇头，说过早，还没到第三次阵痛。直等到痛得坚持不住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幸好房东家有电话，只好赶快去叫来出租车。等到了医院时我已痛得站不住了。护士进来一检查就惊呼了起来：“快叫医生，都四指宽了。”等医生来时一面洗手，一面就训胡风，说他太大胆，再慢一步就得生在路上。其实这不能责怪他，只能怪我太相信书本。

在医院住到第七天，我的伤口已经拆线，应该是可以回去的时候了。胡风不但没来接我出院，而且下午三点钟早已过了，他也不来看我。我是又伤心又着急，怕他路上出了什么事。快四点时，他才满头大汗地赶来，我赌气不理他，他可笑嘻嘻地对我说：

“为了给你带礼物来，才迟到的啊。”

“谁要你的礼物！你把我们母子忘了。”

“喏喏喏，你看这是什么？这礼物可珍贵呢，我就是为你们母子嘛。”

只见他手上举着一张花花绿绿的长方形的钞票，我奇怪地看着。他说：

“这是鲁迅先生刚给我的稿费，是那篇为《今日中国》写的小文章，史沫特莱给了二十元美钞。”

“美钞”，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它，它对我们倒真是一件稀有的珍贵的礼物。

胡风用它不但付了我的住院费，还为孩子买了一张白色的小铁床。我回家时，大床边放着一张小床，小宝宝安睡在那里，这真是人间最美好的家。我第一步的愿望，就是不让孩子和大人睡一张床，以养成他的独立性格。我们俩望着孩子，想着这孩子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欢乐，不由得甜蜜地笑了起来。同时想到鲁迅先生给予我们的帮助，我心里很感动。

还有一件是无意中得来的帮助，也值得一提。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按照书上所说的，每天给孩子洗一次澡。小澡盆都买好了，第二天就开始实行。谁知这像小猫小狗似的孩子，衣服一脱，还没放到水里，就又哭又叫，双手双脚乱舞，我几乎抱他不住。我大叫着要胡风帮忙。只见他捋起了衣袖，双手将孩子接过去，又将孩子放在他的左臂上，用手掌托着孩子的小屁股。开始，孩子吓得直抖动小腿，我赶忙用双手护着，谁知一会儿孩子就安静下来了，似乎对他很放心。胡风推开我，一人像表演魔术一样，一手托着孩子，一手用毛巾蘸着水轻轻地淋着孩子，还为他擦香皂洗头，孩子不但不再哭，还显出很舒服的样儿。我像发现奇迹般的看着他，心里闪出一丝怀疑，难道他带过孩子？……

胡风似乎看出了我的怀疑，只是向我眯细着眼直笑，还逗我：“怎么样，孩子就是服我，你看他多乖，一动不动地让我给他洗澡。”

“你，你……”我生气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哈哈哈，我的经验并不比你丰富，这是我向别人学来的，学得还挺不错，是不是？”

等到将孩子洗好包好后，他坐下来抽上一支烟，舒展一下紧张情绪，这才慢慢告诉我，是向鲁迅先生学来的。那是一次谈话时，鲁迅先生提到自己第一次为孩子洗澡时，两人都不敢也不会把孩子放在盆里，结果是请了护士来才洗成的。于是谈了护士的操作方法，胡风就是这么偷偷地学来了。

鲁迅先生后来知道了胡风偷偷地学本事，两人都哈哈大笑。因此还将给海婴洗澡量热水的温度计送给他，许先生又取出一件毛线背心，说是为黎烈文的儿子打的，他穿嫌小，送给我们孩子吧。胡风一看，比我们孩子全身还长大。他两件礼物都没有敢收，只说，海婴还需要热水温度表，我已经学会用手测温度，那背心送给更大的孩子穿吧。我听说后怪他不通人情，连“长者赐不可拒”都不知道。

先生送我的那本书，在我孩子出生后还是很有用处，如孩子几个月出牙，会爬，会站起来，会走路，书里都有，我就对照着它看孩子长得是否健康。还有，孩子如有点小病，如拉稀、咳嗽、感冒发烧等，我就按书里开的处方去买上几片药，吃了还真管用。

那书上说明母亲在哺乳期多半不易受孕，因此我让孩子一直吃下去。谁知他一岁后就自动不愿吃了。这样我在断奶后不到五六个月已经发现怀了孕，反应还特别厉害，使我无法做家务和带好孩子。这次我下定决心，为了孩子也要将这未成熟的胎儿打掉。只是胡风看我的身体这样衰弱，怕又像上次一样弄得出不少血还没成功。

正在犹豫时，他忽然提出，我们一同去先生家玩，我也想去看看许先生，就答应了。坐在电车上时，我还头昏目眩的，到了他们家我的精神就大好了。先在楼上听胡风和鲁迅先生谈话，许先生上来冲茶后，我就和她一同下去。这时正好海婴从学校回来，他欢快地拉住妈妈，嘴不停地说着话，而许先生是那么耐心地听着，有时还认真严肃地批评几句，直到老娘姨叫他去洗手才走开。

我看了很感羡慕，就夸了几句，并且说，我的孩子还小就不听话，现在学会了走倒不肯走了，就是要你抱他到街上去。许先生笑着说：“你还只一个呢，以后两个三个的更会使你忙不过来。”我脱口问了一句：“你怎么正好是一个？”“我们只是……只想生一个啊，要不然我怎么照应先生和整个家务。”她的话给了我启示和力量。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走到北四川路福民医院前不远处，有一家也写着福安还是福佑的医院，胡风说这也是一家日本医院，就领我进去。这医院比清水医院气派多了，院长也是一个中年人，但西装穿得很整齐，两大间医疗室布置得也很阔气。胡风和他谈着，似乎很友善。只见一个女护士出来招呼我，看去像中国人，还安慰我不要怕，没什么痛苦的。倒真如她所说的，在动手术时只感到肚脐里有人用力扯了一下，就听他们说，做完了。于是大小钳子都向盘里丢，另一个小盘里有着一团红红的东西，都被护士端走。

不久，她又端来盘子，里面放着拇指大一个东西，她用镊子夹起来拿给我看，并且说：这是手和脚，这是眼睛，只两个多月，还没有分男女。原来它就是从我子宫里取出的我的孩子！她问要不要用瓶装了带回去，我赶快摆手，我真不愿见这两只芝麻点大的眼睛。

我坐着休息时，看到胡风从口袋里取出三十元交手术费。而这钱又是刚才鲁迅先生转给他的一笔稿费。

这个特殊情况，胡风又作为谈话资料和先生说了。先生告诉他，不能让你夫人常做这种手术，会伤身体的，最好是避孕。并且向他介绍德国出的“史斑通”药片，说没有副作用，比较可靠。我们就一直用它，直到抗战时买不着这药，才又有了第二个孩子。

鲁迅先生送我的这本书，后来被草明要去了，因为她也怀了孕，我看她身体瘦小，实在需要这样一本书，就忍痛割爱要胡风亲自交给了她。不过随着抗战爆发，她也各处奔波，恐怕这本书也未必能保存下来。我们是不可能再见到它了！

而鲁迅先生对我们，甚至对我们的第二代那一片诚挚的关心，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事隔五十六七年，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这真是永世难忘的往事。

1991年9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