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教学篇
知识经济与运动员培养
1830年，中国工业总产量是英国的3倍。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为什么竟不堪一击呢？
1860年中国和印度还分居世界工业总产量（以手工业产量为主）的第一和第二位。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的甲午海战中，排名世界海军第8位的北洋水师败给了排名第16的日本海军。
造成清王朝一触即溃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中国被关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大门之外。新兴的西方工业化经济冲垮了中国的小农经济。
300年前，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换，靠的是工业技术革命，通过海上新航路使世界地域一体化。今天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换，靠的是高科技产业化，通过世界信息网络使世界经济一体化。
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象通过下述数据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
1999年9月21日凌晨1时47分，台湾发生百年大震7.6级，不久，世界计算机市场价格上涨15% ～20%，因为台湾生产着世界计算机市场所需的内存条等配件。
消费者付给通用汽车公司1万美元货款中，3000美元付给了韩国的装配工人，1750美元付给了日本制造零部件的厂商，750美元付给德国的设计工程师，400美元付给新加坡、台湾、日本的配件商，250美元付给英国的广告公司，其余付给了底特律的汽车策略家、华盛顿的说客、全美各地的保险公司、通用公司股东。
从1991年经济呈负增长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直在升高。从以往看，当经济增长速度达2.5%时，社会就会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所以西方国家一向严控增长速度。美国为此也在1994—1995年内，连续七次提高银行利率。然而这并没能阻止住经济增长的势头。到 1997 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5.6%，而通货膨胀率小于3%，1999 年更只有1.9%，且失业率降至4%，比充分就业的5%还低。这种“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的新现象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的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对新经济出现了多种说法：
1970年，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我们面临一个“电子技术时代”。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把它称为“后工业社会”。
1980年，记者出身的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把它描写成“超工业社会”。
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提出“信息经济”。
1986年，英国福莱特提出“高技术经济”。
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说法，明确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性质。
1992年，我国专家吴季松提出“智力经济”的概念。
1996年，亚太经合组织明确定义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第一次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测度。
1996年12 月30 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一组文章提出“新经济”，指出一种新型经济已经形成。
1997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采用了知识经济一词。
1997年12月，中科院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
1998年3月，我国出版吴季松著《知识经济》一书。
1998年版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定名为《发展的知识》。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主席在北大校庆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1998年5月，我国教育部组织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座谈会。
1998年6月1日，江泽民主席在中科院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
先是政治家的敏感，后是学者的探索，再是记者的宣传，后是科学家的研究，直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正式采用，经过了30多年的时间，知识经济成为一个科学概念。
2000年5月10日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8届大通科技年会上发表的题为《国家的财富》的主题演说中就新经济的新奇之处进行了阐述：“若是新经济的核心有什么基本变化，那必然是由生产实体产品的经济转移到奠基于知识的生产与运用的经济。”“以往，价值蕴含于生产的数量，例如一锭铁块、一桶石油或一袋小麦。但今天，正规的产品是基因组序、电脑条码或是标志图案。在这种世界，商品价值决定于它们内含的知识，而非实际重量。”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江泽民主席1998年6月1日在北京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今天我还要说，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在美国科学杂志撰文指出：“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我国由于长期受小生产方式影响，使人思想上封闭保守、排它、独占。求人不如求己的思想使其成为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模式的思想障碍。有人对不同国家工作作风有过形象的比较：日本人是下围棋作风，为了整体利益可以牺牲局部；美国人是打桥牌作风，密切合作，击败对手；中国人是磋麻将作风，看着上家，盯着下家，防着对家，孤军奋战。
中国有句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正说明中国人缺少联合起来共同谋利或共同制胜或双赢的思想，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做起，贪大求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出了产品后才发现已时过境迁，已失了市场机遇。
而现在需要的是新思维：Win-Win（双赢）。所谓双赢是指竞争双方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同制胜。Win -Win联手、资源共享、合作建构，竞争加合作是我们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我国生活时间分配的变化看，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时间将不断增加。这些变化为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参加体育活动则是提高国民闲暇活动水平的重要内容。
就人口形势而言，我国有1亿3千万老年人，其中10%的人为老年痴呆，即1千3百万。据日本的统计，1个老年痴呆是4个全劳力的消耗。我国小儿痴呆人数也在1000多万。
妇女绝经期骨质疏松的人中10%有骨折，这样的人在我国是70万。这2000多万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在社会上。这些都需要有人去研究和关注，这给体育健身和体育康复提供了广阔大空间。
未来学家预测，到2015年左右休闲经济将占主导地位，休闲型企业，酒吧、录像厅、剧院，将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们把生命中超过50%的时间用于休闲。假定当前的生命延续在以后普遍变为现实，人们能活到160岁，如果60岁就退休，大多数人将把休闲时间用在体育和其他娱乐活动上。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旅游观光的首选目的地。
上述形势为发挥体育的健身作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为真正落实毛泽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宗旨提供了条件。为此，体育模式必须发生相应变化（表1）。
表1 体育模式的转化
对于体育模式将要发生的转变，我国领导人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
1999年2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首先讲到的就是“要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的身体素质”。他说：“我们一直强调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其中当然包括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我们经常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如果体力顶不住也不行。”“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最后离不开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也离不开人的体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的工作，要从中小学生，从青少年抓起。这个时期，对一个人的体力和脑力发育关系很大，将影响他一生的成长。”
1999年3月5日朱︙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积极引导居民增加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旅游等消费，拓展服务性消费领域”列为国家“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措施之一。
2000年5月21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八届全民健身大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大会的闭幕辞中说：“全民健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体育运动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全世界人民都应拥有这种权利。”大会的最后宣言中说：“有关当局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全民健身就是花钱，而应将其看作是一种投资。坐着不活动的生活方式原因很多，比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娱乐设施及交通工具、体育教学活动太少以及都市化对人们影响越来越大等等。而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正是疾病和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与管理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作为市场经济的缩影，优秀运动员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功能特征。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竞赛制度的改革，运动员经济收入的变化等，必然使得运动员管理中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和传统受到挑战。在我国，优秀运动员人数1.7万左右，在全国职工人口中仅占0.03‰，但却对大众有着巨大的影响。新闻媒体在黄金时间报道他们，一些运动员被视为民族的英雄和骄傲。
优秀运动员职业被许多人认为是近乎完美的职业，具有冒险性、能够周游世界、可以成为英雄人物、挣钱也不少。然而，优秀运动员职业生涯中也有冷酷的一面。
运动员很小就进入运动队，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半封闭的环境中训练、生活，一般在18～20岁即可进入高水平最佳竞技年龄区，其中体操、游泳、跳水运动员则更早，在20 ～33岁以后便不得不另谋出路，更换职业。也就是说，在一般人才刚刚开始其职业生涯的时候，运动员已走完了其职业生涯路程，渡过了他职业的辉煌期。
运动员职业生涯包含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为从非运动员到运动员的过渡，这一改变使运动员脱离家庭，脱离学校，步入了一个半军事化，充满竞争气氛，众目睽睽的小圈子，离开了普通人的行列。而他们在离家前的幼年阶段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在家庭中度过，入队时，在生活上、心理上对家庭都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入队对于他的心理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第二个层次是从普通运动员到优秀运动员的转变，这一阶段步入了运动员职业的高峰，也是运动员在竞争中成长的过程，这里没有同学，有的是竞争中的队友，尤其是单项，为了争夺比赛的胜利，即便是要好的队友，也不得不争。
第三个层次是从运动员退役到新职业之间的转换，这时，运动员往往会发现除了运动经历、成绩资本而外，在教育水准上，他几乎一无所有。而与他同龄的年青人已经上了大学，或已大学毕业。
优秀运动员从进队那刻起，就受到来自队的领导者、家庭鼓励、公众评价三方面的队外压力和影响，受到来自教练员和运动队队友同伴两方面的队内压力和影响。优秀运动员追求个人成就和经济利益，希望在市场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最好的运动队（俱乐部），他们渴望自主、需要表现自己，得到丰厚的经济收入和个人满足，但这些愿望常受到来自运动队现实的挑战，不得随意流动，必须听话，要牺牲个人，服从全局……尤其是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短暂和退役后需要寻求新的职业的压力，使这种冲突往往变得很尖锐。
对我国运动员退役后职业选择的研究表明，奥运选手样本的运动员，由于他们在运动成绩方面赢得的名声及其威望，使得运动队在他们退役后愿意把他们留下作为教练员去培养新的选手。同时，这些运动员由于在运动生涯中投入的巨大精力使他们对运动员世界之外的其它职业了解甚少，逐渐之中，为体育事业奋斗终身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在职业转换中自然也就选择了与自己经历密切相关的教练员职业，或是出国任教及训练。与此相反，优秀选手样本中的运动员，由于运动成绩不如奥运选手那么突出，他们有机会较早地离开运动队，在开始新的工作前，他们往往首选大学作为他们进入新职业的过渡，从而为他们最终获得较好的职业奠定了教育基础。
对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的研究表明，退役的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中，64.9%的人进入白领职业，10.8% 的人进入蓝领职业， 24.1%的人继续从事与棒球有关的职业，如教练员、球队经理等。继续从事与棒球有关职业的退役职业棒球运动员年龄大大高于从事其它职业的退役职业棒球运动员。对此结果，Ball等人认为，这与他们在职业棒球生涯中花费了太长时间，从而限制了他们退役后的其它职业机会有关。
Ball等人1975年对美国棒球运动员所作分析得出，运动员的初职与运动员的运动成绩有极高的关联。优异运动成绩带来的名人效应为名运动员打开了通往许多职业机会的大门，他可以把这种效应转移到职业地位的获得中去。但随时间的延长，运动员工作后成就的取得更依赖于传统的因素——教育，而运动成绩的影响下降。
对我国运动员家庭背景、运动生涯与现在职业的研究表明，运动队的性质对运动员退役文化的影响最大，且是负影响，也就是说，越高水平运动队的运动员，退役时文化水平越低。如果考虑到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地位受本人教育的影响将逐步加大，随时间的流逝，运动员后职业地位的获得更依赖于传统的教育因素的话，如何加强和改善优秀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是刻不容缓的事。
我国优秀运动员队伍从成立之日起便纳入了国家集中管理的体制，运动员自进入专业队起便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为所在运动队“单位”所有。这种高度集中和封闭的运动员训练和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下，曾有力地保障了我国各级运动队伍的稳定，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各项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在进入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用工制度的改革，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兴起，企业对运动队赞助的投入，使各运动队之间在物质条件上的距离拉大，运动员向经济和教育发达地区的流动，向条件好的运动队和高校的流动，向国外的流动开始出现。面对新的形势，“对运动员完全实行 ‘管、卡、压’的管理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袁伟民，1993）”。国家体委1994年在全国开始实行运动员注册制度和竞赛管理体制及办法的改革，为运动员人才交流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近年开始的足球、篮球、排球赛制改革，俱乐部制，转会制，改革了以往人才管理体制的弊端，打破了优秀运动员的地区所有制，合理开发和利用了人才资源，为充分发挥人才效益开了好头。优秀运动员以户口所在地单位所有正让位于不再以户口和原行政区域为准的竞赛资格证制度，运动员凭证注册。要看到的是，这是一种世界潮流。1995年12月15日，欧洲法院做出了足球史上里程碑式的裁决，肯定了比利时球员博斯曼为实现欧盟内部球员自由转会而进行的斗争。“博斯曼裁决”刚刚一年，1997年3月26日国际足联宣布，在欧盟各国俱乐部内转会的所有职业球员（无论那国国籍），在其现有合约结束之后都将成为“自由身”，即无需一文转会费就可以从欧盟的一个俱乐部转投至欧盟的另一个俱乐部。“博斯曼裁决”引发了欧洲足球大变革，它也必将随着我国体育体制的变革在我国体育界产生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海外兵团”现象了。
体育竞赛，是在非暴力或控制暴力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则，接受他人挑战，进行的竞争和拼搏。人类的成就动机、自我需要在体育竞赛中得以满足。体育通过把各阶层的人联系到一起而起到社会整合作用，它宣传的是一些基本文化价值，合作精神、拼搏精神、控制能力、社会准则等等。体育竞技可以视作为人类社会的道德赛场，它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体育的这种特殊作用，公众，尤其是球迷，在观看体育比赛时，总希望看到精彩的场面、戏剧性的变化，希望看到运动员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奋斗拼搏，希望自己钟情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并永远不败。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监督则比其它任何职业都更严格、更公开，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一举一动，包括成功和失败，都被公之于众，甚或联系到地方荣誉、国家荣誉。这种强大的公众压力和舆论压力，对运动员来说，有时是积极的，有时则是消极的。因为，对公众而言是娱乐、游戏、休暇手段之一的体育，对优秀运动员而言，是他们严肃对待的职业，是他们生活的追求和谋生的手段。许多优秀运动员都全身心地投入训练比赛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声望，最重要的是获得个人自我评价、自我意识和个人成就感。尤其是面对公众时获得的这种感受，对他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在这里，一个人的娱乐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工作。是工作就会有工作中的失误。运动员在比赛中总有高潮和低潮，总会出现失误，他们不可能在每一次比赛中都达到并保持自己的高峰，都满足公众和舆论的全部要求。由此，良好的舆论环境对于运动员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运动队这样一个个人服从多于个人自我的半军事化社会里，面对如此大的竞争和压力，“客观环境”对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教练员和队友成了他们释放压力的主要对象，“全面培养”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呼唤。对待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考虑到体育成绩辉煌对优秀运动员的作用将随时间的流逝而黯淡，而教育的作用将逐渐凸现的社会现实，必须寻找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而解决矛盾冲突的办法在以往的训练理论和方法、在体育生物学科和运动心理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在一般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中都难以找到。因而，有必要投入力量对优秀运动员群体进行专门的研究，对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特殊的培养教育。
我国运动员的培养大体经历了如下历程：
1951年4月，解放军体工大队成立；
1952年2月，中央体训班成立；
1953年，各大行政区体训班成立；
1954年，运动员职业身份在我国确立；
1958年，体育师资、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三位一体”的体育院校培养目标确立；
1979年，体育学院竞技体校建立；
1982年，运动技术学院建立；
1987年，普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
1992年，职业足球俱乐部成立。
上述历程说明，我国运动员的培养教育经历了由业余到专业，由专业队到学院化、由体委办到高校办、由专业队到职业队的历程。在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上，训练、教学、科研“三位一体”的南体模式，以学校为载体，运动队伍建设引进普通教育管理规范，实行运动队伍院校化，以此提高运动队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水平；体育教育引进竞技体育竞争特色，扩大学生视野，及时了解国内外体育发展最新信息，以此提高教学质量；体育科研面向训练和教学实践，更好地贯彻体育科技方针，使体育科研更加富有成效，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竞教结合，运动员学生化、学籍化的吉体模式，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走业余体校，省、市运动学校，体育学院学生的路子。在体院进行综合文化素质、思想品德教育，到各训练管理中心进行专项竞技技术训练。学生享受相当于原运动员待遇的学习补贴。2 ～3年后进行分化，学生在校期间实行4～8年的弹性学制。分化前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分散为主的方式进行教学，在人才市场上，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这些模式都为我国运动员的培养教育提供了好的经验。
原国家体委和现国家体育总局都非常重视体育院校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中的作用，提出把体育院校建成高水平、综合性的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的基地，要完成此任务，在教学组织与培养方式上，应实行学年周期制，按照训练竞赛规律安排教学周期，采取在校集中授课教学和下队授课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组负责制，聘请国家队或单项运动协会推荐的教练员与学校教师共同组成专业教学导师组，负责学员专业课学习、毕业实习和论文指导；进入学校学习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除在运动训练专业学习外，还可选择学校所设的其它专业进行学习。在学籍管理上，应实行完全学分制，教学计划突出以培养高水平教练员与优秀运动员为目标进行设计；把学历教育与上岗资格证书教育相结合；对个别优秀运动员学生采取个别对待，补缺教学，采用针对性强的小班上课，选用灵活多样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增加实践和实习的机会；采用参加统一考试与个别考试，校内考试与校外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参加专题研讨班的学习时数可以替代任选课的学分和相应内容专业选修课的学分，在队带队的实践可以替代专业课中的专项训练和教学实践环节中的教育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