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政协情结（节选）

任启兴

我于2001年2月到自治区政协工作，担任主要领导一直到2008年1月，之后又从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至今。从地方政协到全国政协任职，加起来已整10年。10年的努力、10年的探索、10年的耕耘，同政协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同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回首在自治区政协的工作，感触很深、感慨良多。

政协不是闲差

2003年4月，春回大地，宁夏平原，一片锦绣。

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同志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后第一次到地方省区视察，就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殷切期望，来到了宁夏。

9日，刚下专机，贾主席就不顾旅途劳顿，在陈建国书记、马启智主席和我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中日合资宁夏小巨人机床、青铜峡铝业、东方有色金属等大型企业，到清真寺和穆斯林群众家中进行了慰问，使大家深受鼓舞。

11日下午，贾主席专程来到自治区政协机关，亲切看望了政协、各民主党派和自治区统战系统干部、人员，并召开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及民族宗教界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由我主持，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陈建国、马启智等近70人参加。我简要汇报了宁夏政协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思路，即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两个主题”、做到“三个主动”、搞好“四个服务”，努力使宁夏政协的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接着，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梁俭、民盟宁夏区委会主委朱佩玲、宁夏伊协会长谢生林、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李岚、宁夏大学副校长李星等同志先后发言。

在听取了大家的汇报后，贾主席做了重要讲话。他赞扬宁夏广大干部群众能够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加快发展的良好精神状态，深深感到大家都有一种知难而进、奋力开拓的热情和干劲。他强调指出，宁夏要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历史机遇，利用自身条件，发挥后发优势，坚持“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思路，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他讲到，古人说，“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要认真解决好城乡困难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要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稳妥地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保持稳定、融洽、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环境。他特别强调要注重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优势和作用，殷切希望各条战线的同志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出积极贡献，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主动做好工作。

贾主席一行深入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贯彻好贾主席的讲话精神，我们组织政协系统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深入的讨论。

一谈到政协，有的同志认为，政协一没有硬性指标，二没有强制权威，以为它是一种赋闲的部门，常常把它当作“闲差”，视为“二线”，甚至把政协看成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和陪衬。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顺口溜，就代表着这种心态。有的说：“干部老了不用怕，还有政协和人大”，“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还有的说，政协是上层知名人士的组织，是“名人+明星”，与老百姓没啥关系。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为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至少反映了持这种观念的人，对政协的职能、作用、地位、性质，缺乏起码的认知，也是不符合政协实际情况的。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忧思。

人民政协是我国执政党同各参政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互相监督，合作共事的政治组织，是国家政治体制中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机构。人民政协不是决策机关，没有领导权，不是权力机关，没有立法权，也不是行政机关，没有行政权。但它不执政而参政议政，不决策而献计献策，不立法而建言立论。政协确实是一个“大舞台、大家庭、大学校、人才库”。政协和党委、政府工作的角度不一样，它有时间、也有人力更缜密地考虑问题。如果政协能够对那些别人不太注意、不太愿意做的事认真去做并把它做好，就可以起到其他部门所起不到的拾遗补缺的作用。

我是2001年兼任政协主席的，这几年的工作使我深刻体会到：人民政协工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前程远大，大有可为”。历史赋予政协重任，党和人民寄予政协厚望。当前，人民政协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党中央、自治区党委空前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协工作，近两年，为加强人民政协工作，中共中央、自治区党委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举措：2004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学习贯彻政协章程的通知》；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55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2005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又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从自治区党委来讲，2005年，召开了全区政协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又及时下发了《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这些文件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

创新方有为，有为才有位。文件精神是鼓舞人心的“动力”，只有通过政协积极的工作使之转化为“推力”，又通过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努力形成加强政协工作、建设和谐社会的“合力”，才能谋求长足的发展。全国政协抓住机遇，勇于创新，政治协商日趋规范，民主监督不断深入，参政议政亮点频出，地位、作用不断提升，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宁夏政协多年来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做了一些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到2007年的自治区八届政协，共收到委员提案2370件，立案2220件，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出提案485件，大会发言41件，反映社情民意及信息670件。这些来自基层群众的呼声、要求、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委和政府了解民意、集中民智、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仅2005年至2006年两年间，我们的调研报告被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批示的有近20件。其中，关于尽快审批“宁东能源重化工基地总体规划”“将宁夏列入国家粮食生产示范省建设”“治沙劳模的两难境地和对策”“将石嘴山市列为国家循环发展试点城市”“加强对食品安全宏观调控”“拯救黄河”等建议，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关于尽快搬迁石嘴山区二矿沉陷区居民的建议》提案，自治区发改委非常重视，作为重点提案办理。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批复石嘴山市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方案，治理总投资90794万元，其中国家安排45397万元，计划用三年时间，新建4个居住小区，安置居民12590户，经济补偿安置农村受损住宅382户。我们组织委员专题视察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后，提出建立完善质量监督抽查制、水果蔬菜农残药检测制、加大检测设备投入等建议，引起了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银川市加强了对大型农贸市场果品蔬菜农残药检测力度，工商部门购置了2台检测车巡查抽检，使广大市民吃上了绿色健康蔬菜，受到群众的好评。为解决宁夏南部山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多年来，就民族教育、生态建设、退耕还林（草）、山区禁牧、扶贫开发等方面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并积极开展扶贫支教，千方百计为山区贫困群众找出路，谋发展；深入困难企业调研，为企业摆脱困境献计出力；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召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会，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为宁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广谋善举，扶助贫困优秀学子上大学；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和发展，组织委员对社会福利院、育智学校等社会困难群体的生产和生活进行视察和慰问，反映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每年全国“两会”前夕，自治区政协积极组织驻宁全国政协委员，深入全区各地调研，并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中央给予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形成高质量的提案和发言。

从政府到党委又到政协，感触很深，感慨颇多。最大的感受就是党委、政府的事难做，但做出点业绩来倒也不难；政协的事易做，但要真的做出点业绩来却实在不易。

李瑞环同志对政协工作有过非常精辟的概括：“尽职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对瑞环主席的这三句话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解，要把握好“度”，否则思想上老是怕“越位”，怕“添乱”，那么实际情况就越有可能是“心该到不到”“眼该瞧不瞧”“嘴该说不说”“腿该跑不跑”，最终可能是不“尽职”不“到位”、不“切实”，群众不满意。

在时下这种民主、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中，政治协商也好，民主监督也好，参政议政也好，无论哪一样都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可做。作为政协，既不能高看自己，办不该自己办的事，也不能低估自己，高举着人民政协的牌子不办事。尤其是不能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闲差”的位置上。如果做什么事都没有朝气，只有暮气，没人束缚，却作茧自缚，何谈有为、有位？不可否认，由于工作方式、工作对象、工作节奏、工作环境、工作强度的不同，不少干部初到政协工作或多或少都有点不适应，这不足为怪。

在政协工作这几年，根据自己的体会，我对政协工作总结了这样几条：强化四心：维护核心、服务中心、反映民心、凝聚人心。提高“六种能力”：一是政治协商能力，二是民主监督能力，三是参政议政能力，四是调查研究能力，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六是促进科学发展的能力。打造“五个一流”：建设一流队伍，培育一流作风，提供一流服务，创造一流业绩，塑造一流人格。实现五个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服务创新、机关管理创新。力争做到“五个一点”：工作活跃一点，环境宽松一点，心情舒畅一点，身体健康一点，服务搞好一点。

活水润泽万物，创新成就未来。近年来，宁夏政协以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为重点，全面提高了自身的素质，较好地适应了政协工作的新形势，形成了“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的局面。

情系城市贫民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宁夏，贫困永远是揪心的事。

与贫困有关的话题，是沉重的，但却是经常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调研与考察，每次下乡归来，这种感觉始终萦绕在心头。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建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缩小城乡差别、逐步减少和消灭贫困，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可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令人担忧，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无论是调研、考察，还是闲时行走在银川的大街小巷，无论是听专门的报告会、座谈会，还是与亲戚朋友闲聊、大街小巷听到的片言只语，城市贫困群体生活状况已经到了我们不可不关注的地步。

2001年，我带队对宁夏城镇贫困居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调研，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宁夏城镇贫困居民实际贫困率为14.2%，涉及6.8万户，22.9万人。这些家庭收入少、消费水平低、生活质量差。2001年，其人均年收入1453元，比全区可支配平均收入低73.8%，仅相当于1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1.7%。他们的生活环境恶劣，居住面积比全区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少25%，50.7%的人住平房，14.9%的贫困户住危房，8.3%的贫困户无自来水，48.6%的家庭用柴草取暖。他们的基本医疗条件无法得到保障，12%的家庭在其成员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困难职工最怕过“三关”（生病关、子女辍学关、年节关），并把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支出负担比作新“三座大山”。宁夏存在医疗、教育、住房困难的低保对象占低保总人数的36.8%，其中患有各类疾病的低保对象占到了低保总人数的11.9%，而享受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的人数仅占患病人数的6.8%。群众利益无小事。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吃水吃菜、上学看病、生儿育女、养老送终虽是寻常事，可对贫困人来说，样样都是天大的事。调研中，一些现象告诉我，城市贫困户有的贫困程度不亚于农村。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农村再穷，还有点耕地，城里的穷人确实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这话说得很深刻。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广大人民也得到了更多实惠，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经济领域中分配不公的矛盾日益凸显，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基尼系数不断攀升，乃至突破了国际警戒线。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大做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英明决定，目的就是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2003年底，我带领自治区民政厅、教育厅等部门的同志去宁夏聋哑学校调研，发现教职员工的工资待遇较低，设施也比较陈旧，困难很多。2004年初，我又带领自治区政协视察组到社会福利机构慰问。在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区每年降生近500名聋哑儿童，如果训练及时，就能像健康人一样上学和工作，但中心因面积有限，不能满足更多聋哑儿童的康复需求。我感到这些问题很突出，也很迫切，便督促有关部门，一些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为了充分发挥宁夏政协在建设和谐宁夏中的独特作用，我们两次召开自治区政协常委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并组织宁夏各级政协和相关人员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认真学习研讨。考察发现，受不和谐因素影响最大的是困难群体，因此构建和谐宁夏的第一要务是关注困难人群，努力为低收入和困难群体雪中送炭。

近年来，经过党和国家的努力，城市贫困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有关数据显示，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为明显加重的趋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已由1978年的2.4亿人，迅速下降到2004年的2610万人。而城市贫困反而呈上升趋势，2004年，专家们估计的数据是，城镇人口贫困发生率为6%至8%，明显高于同期农村。城市贫困群体的发展和增加，是对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挑战。

当前，改善城市困难群众生活状况的难点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困难群体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二是群众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困难日显突出，三是社会力量帮扶力度不够，四是救助资金投入明显不足。由此，导致有的地方出现小灾不救、大灾小救、重灾难救的问题，受灾群众的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相对于农村的“扶贫开发”，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最大障碍在于：第一，城市贫困居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所以不存在“增收与减负”的可能。第二，城市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很少有向其他城市转移的机会和能力，很难通过迁移来脱贫，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很难承担迁移的风险。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贫困人口还在不断产生。

改善城市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并需要切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

通过对城市贫困的问题调查和了解，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借助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解决城市贫困，全方位开展城市扶贫，加大城镇贫困监测力度。二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压缩投资和消费性支出，增加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支出。三是要重视并发展非正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收入差距，帮助城市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就业则是根本保障。实施就业援助，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以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为重点，通过培训入户、岗位入户、政策入户，多渠道、多形式地促进就业。重点帮助城乡贫困家庭、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家庭困难大学生实现就业，确保其中90%以上实现就业，解决4050名人员实现就业，确保城镇零就业家庭户均一人就业。四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体现对下岗职工的“代内关怀”。从法律框架上，《济贫法》比《反贫困法》更具现实意义。要建立基本的社会救济，从法律上明确什么是贫困者，制定一个法律上的标准，给予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健康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使这些人能“体面地退出历史”。五要关注贫困人口子女教育，防止“贫困继承”“代际传递”。在贫困人群身上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六是解决贫困要着眼于改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国家财政要更多地向贫困群体倾斜，政府的干预必须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即建立“平民财政”，多搞一些“雪中送炭”的工程，加大政府对“贫困城市的援助”和对“贫困居民的救助”力度。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随着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贫困人口越来越多的关注，城市贫困户正在迎来属于他们的春天！

挂在心头的西海固

“种一坡、拉一车，收一簸箕煮一锅。”

“三年两头旱，中间风沙愁，人畜皆辛苦，十种九不收。”

“干旱山区沟连沟，出了大门就下沟。种地要到山上头，下籽三升打一斗。”

这是我这些年来，到西海固下乡调研时记录在民情笔记本上的许多顺口溜中的几则，它形象地道出了西海固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民群众生存维艰的现实。

站在西海固的山梁峰峁之上，放眼望去，山梁如聚，沟陡壑深，满目枯黄，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心情都是沉重的。西海固真是让人放心不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但到80年代，西海固地区还有70%的人口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其中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人口将近60万，占西海固地区总人口的30%。许多农家不仅炕上没有被子，孩子没有衣服穿，几个孩子轮着穿一条裤子，其余的在炕上蹴着，有的就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在木炕沿上挖几个小坑，就算饭碗了。

从1983年开始，中央改变思路，由救济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连续10年每年对包括宁夏南部山区在内的“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拨款2亿元作为扶贫专项资金。1994年又提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扶贫作为全国的大事来抓，经过二十多年的“三西建设”和“八七”扶贫攻坚，西海固地区于1999年底整体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的目标，然而，西海固地区的落后，仍然是事关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地区稳定的大事，这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工作的重中之重。

到政协后，西海固问题仍然是我工作的重心所在和政协参政议政的重点。2002年2月初，我和韩有为等同志来到泾源县黄花乡慰问山区贫困群众。在罗家滩自然村，当我们去给贫困家庭送慰问金和慰问品时，一位73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杖拦住我说：“任主席，我是复员军人，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我家比起您去看望的那两家人还贫困，能不能给我一些慰问金？”看到他一脸诚恳，我了解了他家的情况后并满足了他的要求。后来我们走进慰问贫困户的院子时，又有两位老大娘问我要慰问金。

多次调研与慰问，在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困难群众的接触中，我深刻感受到在履行政协三大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同时，还必须高度关注民生，使其成为对政协工作领域的一种拓展。每年，我们都围绕大局，选好切入点，围绕南部山区经济建设和发展举行情况通报会，经常组织委员赴贫困山区和农户家中进行考察，亲身体验贫困地区广大群众的生活状况，进一步增强大家为山区建设献计出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扶贫的积极性。政协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联系，组织大家共同开展调研、咨询等活动，并积极联系福建与宁夏对口帮扶、外省区对宁夏的支持，邀请外地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来宁夏指导和参与投资建设，充分发挥本地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各界人士的作用，形成各方面都关心支持扶贫工作的合力，注重从宏观上建言献策。

政协汇集了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分别就西海固地区的生态建设、抗旱救灾、水利设施建设、农业结构调整、乡村道路建设、计划生育、干旱带群众生产生活、民族政策执行情况、退耕还林还草等方面形成了一定数量的调研报告，许多意见和建议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对党委、政府制定和完善扶贫开发政策，推进扶贫开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政协工作的这几年，我们先后提出了“建议在南部山区发展苜蓿和牛羊养殖业”“禁止乱挖甘草、发菜，规划生态封禁区，保护中草药资源”等报告，因建议切实可行，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在西海固地区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大胆开展民主监督。如对南部山区退耕还林还草的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地方存在种“政绩树”情况，树木成活率只有50%左右，就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要尊重客观规律，草灌先行，宜乔则乔等建议，引起了有关部门重视，上述不良倾向得到及时纠正，在西海固地区影响良好。2003年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提出并开展了宁夏中部干旱带封育禁牧草原利用方式的研究。经过几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治区财政、农牧、发改委等七部门决定，从2006年起，在今后5年内，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对宁夏干旱地区的草畜产业给予重点支持，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实现山青草绿、牛羊肥壮、农民富裕的目标，首期安排6000万元。在抗旱、解决人畜饮水、方便群众出行等方面，我们积极建议，有关部门立即筹措资金490万元，帮助受灾地区群众生产自救，从而渡过了难关。调研中，发现乡村道路被雨水侵蚀严重，造成群众行路难，我们及时建议，政府立即采纳，很快改善了乡村道路状况。针对调研中发现山区有不少教室年久失修，隐患很大，我马上向政府作了专题报告，政府紧急筹资190万元，解决了这些学校的危房问题。同时，内引外联，为知名人士和企业家来宁夏捐资助学牵线搭桥。我们先后协助全国政协常委、实业家张永珍女士，向南部山区捐赠助学资金120万元，并建设了一所希望小学。还联系香港逸辉教育基金会捐助资金500万元，在宁夏建立了4所中学、1所小学，又联系联想集团为同心县海如女中捐赠电脑若干台，联系北京捷联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在南部山区选拔回族教师并送北京联合大学培训等相关事宜。

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是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定点帮扶单位，自开始帮扶以来，政协办公厅脚踏实地，积极做好扶贫支教工作，先后帮助张易镇修建道路、建设希望小学、文化活动中心，培训中学教师，发展养殖、种植业，使张易镇改变了贫困落后面貌。2003年9月，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被中共固原市原州区委员会、区人民政府授予“2002～2003年度扶贫开发工作先进单位”；2004年4月，自治区政协办公厅被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授予“定点帮扶先进单位”。

2006年初，参加全国两会前，我准备了31件提案和4份大会发言，大部分都是“小事”，如何解决残疾人的问题、如何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如何解决农村低保问题等等，总结起来就是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大部分提案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广泛响应。

鹰击天风壮，鹏飞海浪春。2001年以来，国家每年投入西海固的扶贫资金都在2.5亿元以上。2003年至2006年，自治区累计投入固原市各类建设资金134亿元，是前10年的2.8倍，极大地加快了固原的扶贫开发进程。西海固各级党政领导带领勤劳的当地人民，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在生存条件较差的1026个行政村，积极实施自治区“千村扶贫开发工程”，以整村推进的方式，分期分批，按照“五通一平、四有、六个一”（水通、路通、电通、广播电视通、电话通；梯田水平；有学校、有文化活动中心、有医疗服务中心、有畜牧兽医服务站；改善一处人居环境、建设一个养殖棚圈、搞好一项养殖业、开展一项特色种植、掌握一门实用技术、输出一个剩余劳力）的目标进行重点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效果，西海固人民群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山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量、增幅继2005年首次超过川区后，2006年人均纯收入增幅和增量又首次超过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平均水平，贫困人口降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底，固原市贫困人口从2004年的36.5万减少到2006年的17.20万人，减少了11.37%。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25.4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12.9%。2007年，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年均递增15.8%，提前两年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五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8.8亿元，是前五年的4.4倍。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西海固正款款走来。

文化遗产，民族的标志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记忆，文化遗存就是民族的记忆，它凝聚了太多民族的印证与精神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历史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被破坏，只有永远消失，而再无重修可能。

2007年，美国公布了一份世界濒危文化遗产的名单，中国有两处上榜，宁夏须弥山石窟就在其中，另一处是上海民居。

读了这则新闻，我心情很沉重。

2002年我们驻宁夏全国政协委员去辽宁视察时，辽宁省委副书记张文岳同志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前几年他到宁夏来考察，宁夏的很多文化遗产非常有价值，但须弥山石窟的破坏相当严重，非常可惜。

须弥山石窟号称全国八大石窟之一，虽然这些年来，我们不遗余力地在做着保护工作，但是由于以前经济落后，基础薄弱，重视不够，在岁月无情的销蚀下，保护的难度越来越大。

宁夏地域面积虽小，但位置特殊，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全进程，积聚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宁夏素有“中国露天博物馆”之誉。水洞沟遗址、固原须弥山石窟、长城、贺兰山岩画、老龙潭、汉墓群、银川北塔和西塔、青铜峡108塔……每一处古迹都饱含历史沧桑，都有着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从水洞沟遗址得到考证以来，宁夏的历史就从旧石器时代便拉开了，可谓源远流长。

对宁夏的文化遗存，我不止一次去参观考察过，修护工作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2006年2月，在自治区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张怀武同志《保护长城，刻不容缓》的发言，引起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现场听取发言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同志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就相关问题抓紧调研和落实。5月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批复文化厅《关于举办宁夏长城保护日启动活动的请示》，并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的5月18日定为“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

为了做好对长城和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自治区政协进行了多项调研，并多次召开了有关专家、学者、部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大家谈到，在宁夏境内找到了从西周到明代修筑的、不同建筑技术的长城遗迹，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是当之无愧的长城博物馆。据专家们介绍，以往人们习惯于将宁夏长城大多归类于明长城，其实，在宁夏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最早的西周长城到最多的明长城断续相接。在查阅《水经注》《山海经》和《史记》等大量文献资料后认为，丝绸之路重镇宁夏固原的长城系西周宣王始筑的朔方长城中间的一段，距今已有2800多年。由于宁夏长城点多线长，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保护，在长期的自然和人为双重破坏之下，已经有很多长城遗迹都是断壁残垣，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对长城遗迹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2006年6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6月8日下午，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和文史专家，围绕我国“文化遗产日”和“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进行了座谈，全区12家新闻单位也派人列席了这次座谈会。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张欣毅说：“宁夏地方文献散佚严重，许多方志流落国外，现在只能陆续找回来一些残本、副本。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但目前的保存条件差，很令人担忧。”自治区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委员说：“银川市1984年就被国家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0多年后就只剩下鼓楼、玉皇阁等少数古建筑，原中华民国宁夏省政府旧址的保护还遇到了麻烦，原有的历史街区更是荡然无存，再不注意保护，银川的‘历史文化名城’恐有被‘摘帽’的可能。”宁夏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史志专家吴忠礼说：“宁夏要建立文化遗产名录，应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分步开发。”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周兴华说：“历代的文献中几乎都有宁夏长城的记载，但我们的整理工作进展缓慢，研究不到位，应该深入发掘。”

委员和专家们的发言和建议，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也进一步坚定了政协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也很郑重地谈了自己的认识和建议。我觉得，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文明珍贵的积淀，必须下大力气加强保护。一要提高认识，把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无价之宝继承下去，人民政协荟萃了众多专家和学者，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责无旁贷。二是完善制度，遵守和执行保护遗产的各项法规，严格依法办事。三是要合理开发，在科学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制定全区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的总体规划，注重社会效益，从全局角度和长远利益出发搞好文化产业，带动旅游、服务、商业等行业的发展。四要加强管理，充分发挥文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加强档案及资料整理工作，并希望以“保护长城”为契机，打响宁夏文化遗产保卫战。

经过近两年的不懈努力，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风气正在宁夏形成，一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已经启动。

治沙劳模的两难境地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年，我始终为我们宁夏奋战在治沙第一线的英雄们的精神所感动着。在他们的身上印证着这句千古名言的魅力与精神。

沙漠化目前是我国乃至世界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危害之一。宁夏作为我国沙漠化严重的地区，沙尘暴的源头区和加强区，65%的土地是荒漠化土地，荒漠化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宁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宁夏，一个有责任心的领导干部，除了更多地关注宁夏南部山区的脱贫致富，还应该时刻不放松地情系治沙。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宁夏人的治沙脚步就没有停顿过。多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一直把防治荒漠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闻名遐迩的沙坡头治沙世界奇迹，到先后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封山禁牧、平原绿化、小流域综合治理、“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批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大规模地开展了防沙治沙综合治理，创造了水利治沙和植物治沙相结合、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政府引导、工程带动、企业介入、全社会参与”的荒漠化防治机制。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荒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森林覆盖率由50年代的1.4%提高到现在的8.3%，30万公顷农田得到了保护，治理水土流失51万公顷，治理沙化草场15万公顷，治理风蚀沙化面积34万公顷，宁夏沙化土地10年净减少79.5万亩，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土地沙化趋势的整体逆转，局部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在这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中，涌现出了灵武白芨滩治沙林场场长王有德，盐池县治沙劳模白春兰、王锡刚、史俊，灵武市郝家桥镇狼皮子梁村治沙劳模李玉芬等治理荒漠化的成功典型。在全国，宁夏的治沙效益显著，成为全国的一个亮点，治沙英雄层出不穷。

然而，由于治沙投入大，周期长，经济效益非常低下，治沙英雄“种树越种越犯愁，治沙越治越贫困，日子越过越紧巴”的尴尬屡见报端。在调研中，我被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而感动着，为他们创造出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而自豪着，但同时，也为他们因为治沙而留给自己的债务负担和精神压力而沉重着。走进这些为治沙而作出超乎常人贡献的家庭，看到他们因为治沙，有些人可谓倾家荡产、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的两难境地，让人辛酸，让人叹息。

2004年底的一场瑞雪，覆盖了宁夏大地。12月24日一早，寒风凛冽，下了几天的雪似乎小了一些，我和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任怀祥、秘书长朱玉华带领自治区民政厅、林业局和政协机关有关处室的负责同志，到盐池县和灵武市，去看望了这些治沙劳模。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的意境再现塞上，一路上白雪皑皑，道路崎岖，车子在雪野中艰难爬行，车窗外美丽的雪景我无心观赏，因为此行的目的不是来赏雪景，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如何才能不让这些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治沙英雄们流血流汗再流泪，受苦受累再受穷，伤身伤骨再伤心。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来到了盐池县花马池镇一棵树自然村的白春兰家，她是全国治沙模范和“三八”红旗手，先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胡锦涛、曾庆红等领导同志曾亲临她的治沙现场视察，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80年，她全家从老家冒寨子搬到这里，开始治沙创业。由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恶劣，与他们一同迁来的多户村民又搬了回去。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毫不退缩，和丈夫赶着毛驴，带着孩子，每天往返30多里路，倾心治沙。这里沙丘流动，治理难度很大，她一边治理一边总结经验，采取以草固沙、以树挡沙、种树防沙的综合治沙方法，使一座座流动的沙丘披上了绿装。她20多年如一日，起早贪黑，坚持不懈，饿了啃几口干馍，渴了喝几口凉水，继续治沙。久而久之，她的丈夫因积劳成疾，于1997年病故。她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带领全家人，凭着坚强的毅力，共治理沙漠2300亩，植树50多万株。为了治沙，她不但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贷款60多万元，拖欠利息9万余元，至今却无力偿还本息。由于常年高强度的劳作，年过半百的她累下了一身的疾病，因无力支付医疗费也不能有效就医。她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生态恢复了，环境改善了，流沙消失了，但是没有经济效益，留下的却是沉重的债务”。由于负债累累，这位“生态富有”但“生活贫瘠”的治沙劳模，面对无法兑现的“绿色存款”欲哭无泪。

在同灵武市狼皮子梁村女劳模李玉芬的谈话中我也明显地感受到，面对困境，虽然他们的脸上流露的是无限的惆怅、孤独和企盼，但是昔日的荣誉依然是支撑她坚持治沙的强大动力。他们目前的困境着实令人同情和痛心，但面对困境，决不轻言放弃的倔强和执著却令我肃然起敬。58岁的李玉芬是我区第一个因治沙成绩突出而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的农民。

1982年，她和丈夫马汉章拖儿带女，来到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沙边子村治沙，“四季刮黄风，抬脚不见踪；风来遮日头，房埋黄沙中”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她带着全家人凭着手中的铁锹，硬是在沙漠中开辟出了16亩农田。为避免农田遭受风沙侵袭，她在四周种下百余亩沙蒿、沙柳和2000多株杨树和果树。1994年，李玉芬一家移民到灵武市狼皮子梁村。这里的自然环境比沙边子村还要恶劣，她承包了荒漠2万多亩。经过十年的努力，治理纯沙漠荒地8000亩，植树40万株，造林2245亩，种草1200亩，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几年下来，李玉芬共向沙漠投入了300多万元，其中有银行贷款150万元，民间借贷80万元。为了治沙，她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仅有的一套商品房卖了；30亩的苹果园，因为急用钱卖了；借私人的钱，债主逼着还，她就用甘草地来抵。目前本息已累计170多万元，还款期已到，银行催要多次，至今分文未还。只投入不产出让她苦不堪言。这个昔日的治沙带头人，如今为治沙倾家荡产，她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窗户上没有玻璃，生活主要靠救济，衣服都是别人穿过不要给她的，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些治沙劳模，人们耳熟能详，可是他们在为社会作出贡献后，都陷入了困境，生活难以维持，成为贫困群体，还有其他治沙者也是这样，这种现象确实发人深思。虽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对他们给予了政治上关心，精神上鼓励，生活上照顾，技术上服务，发展上引导，资金上扶持，但是，因为没有长期有效的机制，所以未从根本上使治沙劳模摆脱困境。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为何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自然条件的制约，也有单一经营的局限，还有政策措施的缺陷等。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面对他们付出的艰苦努力与今天的所处困境，面对他们为社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我们都没有理由对此视而不见、袖手旁观或无动于衷。否则，这不但严重影响农民治理荒漠的积极性，也会失去公平社会最起码的价值标准。长此下去，势必延缓我国生态政策的整体推进。怎样才能让这些治沙劳模们不再流泪，不再辛酸？他们不仅应受到尊重、关爱和支持，更应该分享到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成果。

这次调研回来，我责成有关同志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对我区部分治沙劳模生产生活情况的调研报告》，以办公厅文件报自治区党委，并亲笔给建国书记和启智主席写了一封信附于报告后，他们收到报告和信，都十分重视，建国同志立即作了批示：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应引起重视；所提建议很好，请廷杰同志与林业部门认真研究，我们能够解决的抓紧解决，我们无力解决的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

在200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我以《治沙劳模的两难境地和对策建议》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之后，我又把这篇材料整理成提案向会议提交，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一是建议国家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收购治沙劳模所造林木；二是建议将用于治沙造林和获得省部级以上的治沙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银行贷款利息，按中央和地方财政合理分担的原则，全部予以贴息；三是建议政府着力研究帮助支持治沙劳模摆脱困境的长效机制，并帮助其解决眼前的生活困难；四是建议国家研究发挥“生态银行”长效机制的作用；五是建议取消至少放宽对非公有制林业经营者林木采伐的限制性政策。

这份提案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林业局以林案协字〔2005〕73号文件，予以了答复。2005年3月28日《中国财经新闻》在“高端论坛”专栏进行了报道。自治区和有关市县对此事也十分重视。2005年10月起，盐池县启动160多万元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白春兰等治沙劳模被列入其中。县政府还依据有关规定，开展重点公益林的区划界定工作，从300余万亩林地中划定17.8万亩重点公益林，并根据《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实施细则》制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实施方案》。这次兑现主要涉及机械化林场、南海子林场、苏步井林场、沙边子村、日援项目区，同时，白春兰、王锡刚、史俊三位治沙劳模的3400亩林地也列入兑现范围。为了更好地帮助治沙大户摆脱贫困，盐池县县委、政府的有关领导同志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几个劳模家解决困难，决定将白春兰、王锡刚、史俊三位省部级劳模列入第一批扶持对象。得知白春兰想发展养殖业，林业局立即出资1.65万元，专程赴外地购买了16头优质“杜洛克”品种猪。财政局、畜牧局、扶贫办则出资购买了滩羊130只，送到了白春兰家中。

2006年，我去盐池县调研见到了白春兰，她高兴地对我说：“国家对我十分关心，我家的生猪已有47头，羊280只，县畜牧局来电话说，几天后还会送来2000只滩鸡。”白春兰和儿子、儿媳因搞养殖业忙碌不过来，现又请了三个帮工。现在，白春兰又办起了农业观光旅游。白春兰自信地说，年内收入有望突破10万元，不再给国家添麻烦。盐池县林业局还为白春兰、王锡刚、史俊三位劳模缴纳了养老统筹金，办理了养老保险。

从治沙劳模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家国观念的优良传统。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印证了《管子·牧民》中的千年古训：“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打造《华兴时报》

“关注民生，影响主流”；“做宁夏最有深度的报纸”。

这是《华兴时报》提出来的办报宗旨。作为一份社会时政新闻类报纸，以搭建“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为民服务平台，以深度报道社会热点，追踪反映“社情民意”为主干，着力营造“人文关怀”的舆论氛围，满足广大读者身心需求，《华兴时报》创办四年多的时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成为宁夏一份拥有自己特色，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报纸。

《华兴时报》的前身是自治区政协主管主办的机关报 ——《宁夏政协报》，是区内唯一一份政协和统战类的报纸，也是全国范围内十多家公开发行的地方政协报中创刊较早的报纸，在宣传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人事编制和经费所限，最初只是一张四开四版的周报，容量和时效都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我到自治区政协主持工作后，一直在筹划改进这张报纸。2001年7月，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从新华社调入一名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任《宁夏政协报》总编辑，并调整了编委会组成人员。是年9月，《宁夏政协报》改版，由四开四版扩大到四开十二版。此后，对自治区统战、政协工作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大，“社情民意”“文史广角”“港澳台之窗”“民营经济”“民族团结”等栏目，《家》周刊和文艺副刊都形成了特色，得到各统一战线、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及新闻宣传以及出版部门的肯定。然而，从日益激烈的报业竞争和新闻出版界深化改革的大趋势看，《宁夏政协报》从经营机制、办报经费、业务力量、读者面、发行量等方面，在全区报业市场仍处于弱势。政协新闻宣传工作是党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如何进一步加强自治区政协新闻宣传工作，从根本上需要创新机制，寻求政协报刊的改革发展之路，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

经研究，我们决定对政协报作重大改革，本着“立足统战，面向社会”的方针，改用更加宽泛的报名，寻找合作伙伴，走联合办报的路子，扩大阵容，拓展报道面，增强报纸的可读性，以顺应报业改革趋势，在参与市场竞争中求得更大的发展。

2002年12月9日，我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同志写了一封信，恳切表达了更改报名的初衷，说明政协报是人民政协的重要宣传阵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由于宁夏地域小，经济落后，知名度差，加之报名也有其局限性，发行工作难度较大。我们的意见拟更名为《华兴时报》，取振兴中华之意，合政协组织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之宗旨。并且提出《宁夏新报》《塞上时报》《光夏时报》《黄河时报》等备用名称，以供选择。此信受到石宗源署长的重视，表示十分理解民族边远地区办报的不易，表示将研究此事。后来，我又和朱玉华秘书长专程前往北京向石宗源署长详细汇报了此事。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也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送了更改报名的申请，局长刘长宗同志专程赴京当面向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同志作了汇报。2003年6月24日，国家出版总署分管报刊工作的副署长石峰同志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转达了石宗源署长的关心，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次日，总署即以新出报刊〔2003〕663号文件批复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同意《宁夏政协报》更名为《华兴时报》”。

对于更改报名，按照国家现行规定，审批手续视同新办报刊，又正值国家清理整顿报刊之时，有着一定的困难。总署格外关照，准予《宁夏政协报》更名，足见国家主管部门对民族边远地区人民政协报刊宣传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我们确实从内心万分感激。

应该说，有了这样一个报名，本身就打破了政协报刊的局限，有了更加广阔的报道视野，为合作办报创造了有利条件。凭着政协办报的政治优势和《华兴时报》响亮的报名，当时就迎来了多方面的合作意向，尤其是宁夏日报社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很高。

经过双方的共同协商，2003年8月29日，政协办公厅与宁夏日报社达成合办《华兴时报》的协议，并于11月3日更名，共同正式出版《华兴时报》。我应邀题写了报头，并填写《满江红》词一首，贺《华兴时报》出版：

华兴时报。

逢盛世，花开独俏。

香飘远，情溢川塞，

华章春晓。

片片丹心泽碧树，

腔腔热血化红蓼。

斩荆棘、戮力奔小康。

朔方耀。

东风送，群星灿；

风雨共，肝胆照。

擎红旗一面，“三个代表”。

共展开发西部路，

同辟世纪长征道。

谱一曲，龙舞凤飞歌，

朝天笑。

更名初始，《华兴时报》为瘦身对开十二版周三报，到2005年10月18日，又扩充为周五报。新的理念，创立了新的机制，合作办报将报业作为文化产业运作，使我们的报纸从计划走向了市场，从政协走向了社会，宣传内容既保持了政协的特色，又扩大了其他报道领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在办报风格上既保持了党报的严肃性，又有政协报的活跃性，融政治性、知识性、趣味性。如今，《华兴时报》已成为宁夏一张独具特色的、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报纸。

总的来看，双方的合作是大有成效的，开局良好，为报业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政协报刊的生存和发展创出了一条新路。当然，前进的道路上总还是会有困难和问题，我们提出了“肯定成绩，正视问题，适度调整，稳步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鼓励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推进合作，真正把《华兴时报》打造成更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相信《华兴时报》的明天会更加靓丽。目前政协的一些活动、重大提案、调研报告、建议意见都能及时与读者见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为了更好地打造《华兴时报》，加强宣传工作，宁夏政协设立了政协新闻办公室，专门负责策划和宣传，并积极主动协调中央和地方媒体报道政协新闻，协助人民政协报，我们于2003年8月建立了驻宁记者站，又于2004年2月借助宁夏新闻网开通了政协网站，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宣传阵地。近年来，人民政协报对我区政协和统战工作做了多方面的宣传，2006年报道数量近百条，居全国省区的前9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及宁夏的各新闻单位都对我区政协开展的各项工作做了及时的报道，为宁夏政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宁夏政协网也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与新华网、人民网和全国政协网及兄弟省市区政协网连接，加大了宁夏政协工作的宣传力度。新华网宁夏频道和宁夏新闻网联手，已连续四年在宁夏“两会”期间，对自治区政协全会进行现场直播，扩大了人民政协的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了解和支持。这一切，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在2007年1月召开的自治区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我们首次把如何做好政协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体会，写进常委会工作报告，这标志着新闻宣传工作已经成为新时期宁夏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