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捭阖术（4）
楼缓道：“大王也听说过公父文伯（即公甫文伯，名歜，鲁国人，季康子族叔）母亲（名敬姜，齐国公主）的故事吧？公父文伯为官于鲁，病死后，有两个女子为他自杀于房中。他母亲听说此事后，就止泪不再为儿子哭泣。侍女问道：‘有儿子死了却不哭泣的母亲吗？’其母道：‘孔子，贤人也，不得已离开鲁国的时候，我儿子竟然不去跟随。如今他死了，却有两个妇人为其自杀，可见他是亲厚妇人而疏薄长者。’故而从母亲角度来说这番话，则为贤母，从妻子的角度来说，此则容易招惹妒妻之名。所以，同一番话，说的人不同，给人的想法也就不同。今臣刚从秦国而来，如果建议大王勿割地献秦，则非忠心为大王计谋；如若臣建议大王割六城予秦，则恐大王会怀疑臣是在为秦国谋利。大王若要臣说出自己的真心实意，则臣以为大王不如将六城割献秦国。”
赵王听后，竟然答应了楼缓的建议。
虞卿听说后，紧急入宫求见赵王道：“楼缓之言不过是精心掩饰起来的说辞，大王千万不要将城邑割给秦国！”
楼缓听说虞卿出言阻止赵王割地，也马上来见赵王，赵王将虞卿力主不能割地的意见转述给楼缓，楼缓强辩道：“臣之言并非如虞卿所臆想。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久相对敌，最快意的是其他诸侯，为何？其他诸侯都会窃喜说‘彼两虎相争，待其力尽，我正可以乘其弊而攻之’。今大王之兵大败于秦，天下诸侯皆往秦国恭贺胜利。所以，不如尽早割地献秦促和，以疑乱天下诸侯之心，更可安抚秦国之怒。不然的话，天下诸侯将乘着秦国对赵国怒气不消的机会，群起而瓜分赵国。到时赵国都要灭亡了，哪里还有机会图谋向秦国复仇呢？所以臣说虞卿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愿大王锐意决断，勿再犹豫！”
很明显，这是一番恐吓之词，从侧面可以看出，楼缓已经心急，根本没有能力对虞卿的论辞进行辩驳，只能借秦国狐假虎威迫使赵王尽快割地，已是黔驴技穷。
虞卿听说楼缓又去游说赵王后，立刻又来见赵王，赵王将楼缓的恐吓之词转述后，虞卿道：“大王如听信楼缓之说，赵国就危险了！楼缓之说，完全是为秦国谋划利益。所谓赵兵受困于秦军，割地向秦国屈膝求和，此非更使天下诸侯怀疑我们无法抵御秦国，这样做又岂能消除秦国想攻打我们的野心？岂非更是在天下诸侯面前显露我们的软弱？臣言不能割地，并非真的寸土不割。秦向大王索求六城，大王可将此六城割给齐国。齐国与秦国乃为世仇，齐王得大王之城，必并力与大王出兵西击秦国，如此则齐王听命于大王，不待说辞说完，就会急着表达结盟的诚意。这样，大王割给齐国的土地就可从攻打秦国获得补偿。同时，赵国、齐国跟秦国之间的大仇也可得报，天下诸侯就会看到，秦国并非想象中那么强大，那么不可图谋。大王若扬言依照此策行事，不等齐、赵联军窥视秦国边境，秦国的使者就带着珍宝主动来赵国求和了。让秦国主动来赵国讲和，韩、魏闻之，必会肃然敬重大王，争相遣使携带珍宝来赵国结好。如是，则大王一举而皆三国之亲，秦国握有的外交主动权就会跑到我们手中。”
赵王终于接纳了虞卿的计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共图谋秦大事。
秦国听到消息后，马上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派使者携带珍宝来赵国求和。秦国使者刚刚到邯郸，骗辞被揭穿的楼缓便逃之夭夭了。
虞卿终于在长平之战的大难之后，维护住了战败的赵国的尊严和地位。在赵国割地这个问题上，虞卿与楼昌、赵郝、楼缓的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从本源上看，虞卿与他们的谋划却完全不同，虞卿永远是从维护赵国利益的基础上谋划，而他们三人的谋划则完全是符合秦国的利益。虞卿之所以能驳倒这些人的言论，也正是因为在割地问题上，他认清了与这些人计谋相同和不同的本源，从而让自己维护赵国的计谋和赵王的利益相一致，最终使优柔的赵王采用自己的计谋。
三桓攻鲁昭公
当我方计谋与对方计谋基本一致时，可先依照对方计谋行事，当然前提还是我方要明白我方计谋与对方计谋的本源。
春秋末年，鲁国君权衰弱，出身宗室的“三桓”（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大贵族）掌握着鲁国的实际政权，“三桓”虽然有各自的政治利益，但他们维护各自利益的方式是相同的——那就是限制和削弱国君的权利。
鲁昭公即位后，一度想从晋国那里寻求支持，以抗衡“三桓”，可惜一直未能如愿。此时，鲁国的执政大夫是季平子。
公元前517年的一天，季氏家族的人和大夫郈昭伯家族（鲁国另一有势力贵族）的人斗鸡，为了取胜，双方各出阴招：季氏家族的人在鸡翅上撒了芥末粉，郈氏家族的人就在鸡爪子上包了金属。结果直接导致了两个家族的当家人季平子和郈昭伯拔刀相向。大夫臧昭伯和郈昭伯是政治上的同盟，因而帮助郈氏囚禁了季平子的族人，季平子大怒，同样囚禁了臧氏家族的老人。
于是，郈昭伯和臧昭伯一同去向鲁昭公求救，鲁昭公素来倚靠着郈氏和臧氏两大贵族和以季氏为首的“三桓”相抗衡，因此他立即在九月亲自带兵去攻打季平子的城池。
季平子登上城楼，向城下的鲁昭公喊道：“君上竟然听信小人的谗言来诛杀我！请允许我迁到沂上可以吗？”
鲁昭公道：“不可以。”
“将我软禁起来可以吗？”
鲁昭公还是拒绝：“不可以。”
季平子最后请求道：“让我只身流亡到国外可以吗？”
鲁昭公依然拒绝：“不行！”
大夫子家进谏说：“君上还是答应他流亡国外的要求吧。鲁国朝政已经被季氏把持了数十年，他们已经根基深厚，徒属众多。逼得太急的话，跟季氏利益相连的人就会合起来图谋君上了。”
郈氏的人却不住地撺掇鲁昭公说：“一定要杀了他！”
鲁昭公早已当够了季平子的“傀儡”，因而没有听从大夫子家的谏言，决定借这个机会一举铲平季氏。
大夫子家的谏言，很快就要预言成真了。因为孟孙氏和叔孙氏这两大家族和季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
如今，季平子已经和鲁昭公动了刀兵，孟懿子和叔孙氏家族的人也开始为自己的家族该站在哪一边谋划起来。其实，两家人都知道，跟国君开战是早晚的事，只是以臣子和国君开战这种悖逆礼法的行为，他们还不敢贸然这么做，背骂名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怕齐国、晋国或楚国出兵干涉，入侵鲁国。
现在，季平子终于和鲁昭公开战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的叔孙氏家族当权家臣戾问叔孙氏族中几位有身份者：“让季氏家族存在对我们有利，还是让他们家族消失对我们有利？”众人皆说：“没有季氏便没有我们叔孙氏了！”家臣戾道：“不错，就是这样，我们与季氏是唇齿相依的关系，那我们便发兵救季氏！”叔孙氏家族立即发兵救援季平子，两个家族里应外合在季平子家门前打败了鲁昭公的军队。
孟懿子见叔孙氏已经出兵攻打鲁昭公，他也马上杀掉鲁昭公派去向他求援的郈昭伯，宣布与季平子和叔孙氏家族站在同一战线，反对鲁昭公。季平子随即带着“三桓”的军队向王宫进发，鲁昭公无法抵抗“三桓”的强大攻势，终于出逃到齐国，从此流落在他国，再也没能回到鲁国，而“三桓”也并没有遭受到来自诸侯的武装干涉和侵略。
从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为维护自家的利益，可以抛却君臣之礼义，和国君决一死战，这是“三桓”共同维护自我利益的计谋。叔孙氏见季平子已经照计而行，于是跟进，孟懿子见其他两家已经打败鲁昭公，于是也起兵附从。如果诸侯兴师问罪，对孟懿子来说，首恶是季平子，其次是叔孙氏家族，自己只不过是“为势所逼”的屈从，不会受到诸侯的惩罚。而谋反成功，则可与其他两家平分既得利益。
赶出鲁昭公后，“三桓”通过贿赂齐国和晋国的当权大臣，从而没有哪个诸侯肯为鲁昭公找他们兴师问罪。“三桓”的合作非常成功。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
李密夭折的取长安之策
奇谋未展
大业末年，隋炀帝奢侈无度，穷兵黩武，使得民怨四起，纷纷揭竿而起，扯旗造反。
大业九年春，隋炀帝二度率军征讨高丽，命楚国公杨玄感（大隋开国元勋杨素之子）在黎阳督办粮草。杨玄感因感于炀帝猜忌，于是谋划起兵造反。
杨玄感年少时，父亲杨素曾对他夸赞过李密（出身世家，袭父爵为蒲山郡公），于是杨玄感与李密深相结交。如今要谋反，杨玄感就派人将李密请来，告知了谋反之意，问李密夺取江山之计。
李密早有雄心，于是献计道：“我有三计，请公择之。今天子出征，远在辽东，即使距离幽州也有千里之遥。南有大海与大隋陆地相隔，北有强大胡人为阻拦，天子欲发号令于国中，只有榆林一道可通。若公鼓兵而进占幽蓟，便可扼住咽喉，到时，高丽顽抗在前，我则乘虚袭其于后，不出一月，其百万大军即无粮草。公登高一呼，百万之众可归于麾下，然后传檄州郡，天下可定，此为上计。关中四塞之地，留守之人乃卫文升，庸人也。若轻装西进，所过诸城皆勿恋战，直取长安，据守关隘，天子即使回师，依然人心离丧，我倚险而战，定能克敌，万全之势也，此中计也。若随近逐便，可进攻东都洛阳，洛阳必然坚守待援，非朝夕可破，岁月迁延，胜负就难以料定了，此为下计。”
杨玄感笑道：“公之下计，乃真上计也。今百官家小尽在东都，若不攻取，岂能令天下震动？况且路过城池却不攻取，何以壮我军威？”
李密没有强谏，他虽然中意自己的“上计”和“中计”，不过对“下计”也并非抱有悲观。既然杨玄感准备用第三个计策，李密也就跟着依第三计而行。杨玄感宣布起兵，每日前来投靠的豪杰，日以千计，见到这种盛况，李密也就没有了太多忧虑，一心一意想帮助杨玄感造反成功。
从黎阳起兵后，杨玄感便往洛阳进逼，一路上所过州郡悉数收降或被攻取，战事异常顺利。大军包围洛阳后，战事开始焦灼起来，守卫洛阳的隋军拼死守城，杨玄感根本打不进去。如此。一直耗到隋炀帝从高丽率军折返，杨玄感才不得不从洛阳撤出，开始踏上流寇之途，李密一直随行。
从洛阳撤出后，李密建议杨玄感按照第二计，尽速攻取京都长安。杨玄感听从了李密的建议，但是率军经过弘农宫时，又为财粮开始猛攻弘农宫，李密也劝不了，结果打了三天也没攻下弘农宫。这时，隋军已经追杀过来，杨玄感大败而逃，在边战边逃中，李密与杨玄感失去了联系。
不久，杨玄感兵败穷途，恳求弟弟杨积善杀死了自己。而李密则在逃亡中被捕，逃出狱中后，李密变姓名为刘智远，东躲西藏，甚至饿得扒树皮吃，想起兵败，泪如泉涌。
从上事可见，李密跟随杨玄感的意见起兵，验证出了其“下计”果然是下计，但是李密并非谋反之首，所以才能轻易越狱逃走，而杨玄感却只有一死承担责任。
“上计”实行已经失去了条件，因为隋炀帝已经从高丽返回，那么就只有“中计”——夺取长安可行了。那么，李密能坚守住自己去实施“中计”吗？
李渊之捧
李密后来辗转投靠了“瓦岗军”首领翟让。李密通过向翟让献计攻取荥阳和洛口仓两个军事重地，并斩杀隋将张须陀，而威望大增，被瓦岗军推举为“魏公”。
此时，战略要冲荥阳在手，李密完全可以挥军攻入关中。
部下柴孝和向李密献计说：“关中阻山带河，项羽弃之而亡天下，汉高祖得之而霸有天下。今明公可使裴仁基、翟让分守要冲，明公率义军可急取长安，关中百姓谁不出郊相迎？此为不战之战。百姓既附，兵锋既盛，然后东向以扫平诸侯，天下可得。今若迟疑，恐他人为先矣。”
李密道：“我亦久有此意。只是我部下多为山东（崤山以东）之人，如今还没夺回洛口仓，怎肯与我戮力西进关中？况且诸将皆群盗（饥民起义者），相互难以协调统一，若是大败，则作鸟兽散矣。”
由此可见，李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中计”，放弃了对自己的坚守。事实上，李密完全有条件在此时西进关中。李密此时拥兵数十万，已有骄矜之气，战胜后财宝已经不再分赐部下，如此当然不能笼络众心。李密其实此刻完全是被自己的“强盛”冲昏了头，自以为扼住荥阳，天下豪杰便没人能越过自己抢先入关。他大错特错了。
就在李密矜持自满的时候，太原的李渊父子突然起兵，并火速攻占了长安。
李密知悉后，马上以天下义军总盟主的姿态修书给李渊，邀请李渊率兵马出关一会，言辞虽客气，但有火药味。
李渊笑着对群臣说：“我方定京师，无暇出关向东掠地。如果不与李密结好，那是又生一隋，结好李密，正好可以利用他为我把守成皋（此地与荥阳同为进入关中咽喉），抵挡诸侯西进之兵，我方之将，其彪悍善战没有比得上李密的。所以，我宁可向他低下头，使其徒有虚名，骄其志气，让我能留在关中安抚百姓，则大业可成。”所以，李渊很谦卑地给李密写了一封回信，名义上承认了李密的盟主地位。李密大喜，将李渊之信公示部下道：“唐公（李渊爵位为唐国公）如此推让，天下再没什么好忧虑的了。”
于是，李密骄矜之情日盛，终于被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打败，不得已逃入关中投降大唐，之后又反叛大唐，被唐军斩杀。
假使李密吸取杨玄感兵败的教训，坚守住自己的“中计”，那么最先进入长安的肯定是李密，那时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因此，由以上几个事例可知，无论我方的计谋一致还是不一致，坚守自己，同样都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这种坚守并非一成不变的固执，而是当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没有改变时，我们的计谋本源也不要改变，但是技术上的调整还是可以的。
成就无敌之辩循于阴阳
引说
鬼谷子曰：“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终始，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也就是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这些是阳的一面，以“始”称之。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这些是阴的一面，以“终”称之。那些遵循阳道而游说的，皆称为“始”，就是从有利方面展开论述。那些依照阴道而游说的，皆称为“终”，就是以谈论不利的一面作为计谋的终结。运用捭阖之道，需要从阴阳两个方面来做试验施行，所以游说属于阳之情者，就要以崇高之语试验对方，游说属于阴之情者，就要以卑小之语试验对方。以低下求取卑小，以崇高求取伟大。由此言之，无所不能出之，无所不能入之，无所不可。可以游说某人，可以游说当权者，可以游说诸侯，可以游说天下。谋小事，则无内的局限，谋大事，则无外的界限。有益、损害、离去、相投、背叛、复返等，皆可以阴阳运筹其事。遇于阳，则参与行动，遇于阴，则闭藏自守。遇于阳，则展露而出，遇于阴，则闭合而入。阳极则阴，阴尽则阳。依从阳动，则德相伴而生，以阴而静，则形势自生。以阳求阴，需以德包容，阴结于阳，需有力相助。阴阳变化相通，所遵循的就是捭阖之道。这种天地阴阳之道，就是游说人的最基本法则，是谋略一切的开始，是谓“天地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