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一锤子收拾它(1)

国民党的报纸曾兴灾乐祸地说，如果谁认为红军在陕北能够生存下去，是极其荒唐的，因为那里既没有衣食，甚至也没有可以补充队伍的男人。报道还说，从四川到中国西北的长征，本身就是一个走向死亡的过程。

敌方的宣传当然不能够完全听信，但当时红军的困难也确实显而易见。就全国范围而言，陕北无疑应该属于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贫瘠的黄土地，这些坚硬如铁的土地，即便被完全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原先苏区只有陕北红军，尚能满足部队所需，现在多了中央红军，物资供给便显得极为紧张。

粮食眼看就快吃完了。除了吃的，还有穿的，冬天即将来临，大家都需要穿棉衣，可是当地又不种棉花，不出棉布。另外听说红四方面军也即将来陕北，红四方面军一来，人必然更多，凭一个陕甘苏区，根本就养不起这么多军队。

唯一的办法只有向外发展。向哪里发展呢？北面是榆林沙漠，西面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南面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东北军相对比较好打，但一打就会把西面的中央军引进西北，从而加强其对西北的控制。

剩下一条路，只有向东发展，就是过黄河到山西、河北去发展。毛泽东拍板东征，但很多人都不赞成，其中也包括林彪等高层领导。

大元宝

长征中红军强渡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其实都是九死一生，非常危险。黄河比这些河更大、更宽，水流也更急，大部队有没有可能迅速渡过去？河对面阎锡山的山西晋军如何布防，能不能突破他们的防线？过河后万一站不住脚能否顺利返回？这些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林彪素以心思缜密著称，他想来想去觉得不行，就打电话给彭德怀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泽东）要走就让他走吧，我到陕南去！”

还好，这次他没像会理会议时那样把彭德怀推到是非的峰谷浪尖上去。不过彭德怀其实也不想离开陕北。

长征走了一年，一直没有根据地，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陕甘苏区，这个地方虽然穷，总是个歇脚的地方吧。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彭德怀列举了东渡黄河的诸多困难：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普遍较弱，是不是能渡得过去？如果能渡过去，万一蒋介石的“中央军”大举增援晋军，还能不能撤得回来？

毛泽东对决定了的事极少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到黄河边，用七个晚上侦察了渡河点，他还派侦察兵乘着羊皮筏子夜渡黄河，基本摸清了河东的敌情。经过详细侦察，渡河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同时晋军的战斗力也不强，不会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过河确实没有问题。

彭德怀到预定渡河点时，红军才造好十五只船，每船乘三十人，来往一次就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全军14000人，加上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万一情况变化，回师的安全就成了问题。彭德怀因此对渡河仍存顾虑，他要毛泽东绝对保证渡河部队与陕甘苏区的联系。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说要绝对保证，你去绝对保证，我是做不到的。接着他话锋一转：“只要做好工作，把船只准备好，在西岸等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嘴上怎么说都是空话。彭德怀放心不下，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每渡一次所需的来回时间，星夜赶造出上百只船，每船均配备三至四个船工，并进行了相应训练。

1936年2月20日，彭德怀指挥红军以大批木船和羊皮筏子为渡河器材，分头强渡黄河。当时初春虽到，黄河却才解冻不久，河边上还有冰碴子。阎锡山没想到红军会在这个时候突然过河，河防部队松松垮垮。

在火力较弱，尤其无炮火掩护的前提下，红军只用一个晚上，就突破了晋军一百多里的防线，而且自身几乎没有什么伤亡。阎锡山耗资数十万元修建的黄河堡垒，丝毫没有起到阻挡红军东渡的作用。

山西在民国时是个富省，经济情况跟陕北相比犹如一天一地。进入山西后，红军有地主土豪的财产可以没收，有东西可以吃，过得很是滋润，比陕甘苏区要好得多。有一次，有个长工向王平报告，说某地主家有个暗窖，里面藏了很多东西。王平带人去打开一看，地窖里光皮袄就有一百多件，还有不少价值很高的字画和古董。红军还从地主的地窖里挖出过用五十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这么大的元宝，连杨尚昆都是第一次见到。

通过东征，红军扩充了兵力，也筹到了急需的款项和一批棉花、布匹等物资。另一个意外，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是把阎老西给打怕了。东征战役一起，阎锡山就把原驻于陕北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他们一撤，绥德就成了红军的。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县城了，和瓦窑堡一样都属于当地的“中心城市”。

面对红军的重兵攻击，阎锡山不得不暂时解除对蒋介石的戒备，主动电请对方派兵增援。蒋介石立即调集十个师入晋助战，并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

毛泽东原来还计划经过山西向河北发展，或者推进到接近蒙古的边境地区，至此就不可能了，红军在山西的活动余地也变得十分有限。于是彭德怀又率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因为回师的问题已经过慎重考虑和准备，所以东征部队很顺利就撤了回来。

打骡子

向东发展受阻，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西北一侧。那里是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的地盘，兵力比较薄弱，还可以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再进一步，甚至能伺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取得必要的物资援助。

5月1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大举西征。西北地域非常荒凉，一路上极少能够见到村落和人烟，到处都是起伏的山丘和荒凉的草原，以至于不少战士都以为是要重过草地了。

几天后，部队到达了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陇东通往宁夏的要隘，也是西征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当红军到达时，马鸿逵第一〇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骑兵巡逻，刚好进入曲子镇，正在打尖儿喂马。

冶成章是马家军勇将，也是马鸿逵手下最得力的战将，其人性情暴躁，打仗剽悍，外号人称“野骡子”（“野”通“冶”）。“野骡子”所带的三百骑兵虽然数量不多，却都是他的亲信精兵，平时行动迅速，善于奔袭作战。

奔袭是骑兵作战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势，但只要把他们的作战位置固定死，其优势也就难以发挥了。从吴起镇战斗开始，彭德怀就已经掌握了战胜骑兵部队的这一决窍，得知冶成章在曲子镇，他立即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将镇子团团围住。

彭德怀随即调集红二师对曲子镇展开攻坚，其中二团主攻，五团助攻。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二里，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二团很快就占领了东南城角及那一带的街道，将冶成章所部逼至西北角的居民区。

红二师参加过东征，在东征中扩充了一些新兵，这些新兵都没有打过仗，新提升的一些干部也没有打巷战的经验。攻入曲子镇后，大家既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提防敌人可能发起的反击，就知道全团拼命往前面冲。

不防备“野骡子”带兵从西北角的各个巷子里猛地杀了出来。马家军的骑兵颇具亡命精神，他们大多光着膀子，举着马刀，来势汹汹。二团挡不住，被对方一直追逼到了南门口，最后靠镇门口预先布置的火力，才把他们又打回西北角。

“打骡子”既然这么困难，有人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问题是，这是西征的第一仗，如果不消灭“野骡子”，红军的威风就会大减，马家军会说，你们连一个“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来干什么呀，反过来就会欺负红军。后来的西路军被马家军打得近乎全军覆灭，一定程度上就是气势先落了下去。

再战，夜幕已经降临，于是决定将五团加入主攻，与二团一起从两个方向展开进攻。战术上也进行了改进，白天进去的人太多，反而施展不开，增加无谓的伤亡，这次要求不必过于集中，两团都只需各抽一个连，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

五团是过去中央苏区的模范团，也是有名的“夜老虎”团。该团实际上只派了一个班，就以神速的动作将西北寨墙的碉堡全部摸了下来。二团吸取白天受挫的教训，用掏房挖墙的办法向敌人逼近。等“野骡子”所部发觉时，已分不清谁是谁了，只好朝黑暗中乱打。

单纯火力决胜负，马家军难以与红军抗衡。红军先用重机枪压制，再爬上窑洞朝烟筒里丢手榴弹，没多久便把敌人完全打垮了。

因为这时红军已非常注重实施抗日统一战线，因此“野骡子”冶成章被俘后，仍像其余俘虏一样被释放了回去。

两天后，西征军在曲子镇以南的阜城，与前来驰援的马鸿宾两个步兵团遭遇。步兵打步兵，马家军更非红军的对手，当即被打得大败，光被俘虏的官兵就有1100多名。

“宁夏二马”有一个特点，就是营长以上的军官大多是“二马”的亲戚。这些人并不像“野骡子”那样悍勇善战，听说红军主力来了，都躲在城里不肯随军出战，所以俘虏里面虽有副营长、连长多名，但营长以上的却一个都没有。

马鸿宾的主力骑兵师一共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两个步兵团被击溃，剩下来的那个步兵团在吴起镇战斗时就知道红军不好惹，仗着马快，早早就跑掉了。

经此两仗，“宁夏二马”噤若寒蝉，其部队均困守宁夏城内，不敢再与红军较量。西征军军威大振，在向西北挺进的过程中，如入无人之境。

分则力薄

6月中旬，彭德怀率部攻克豫旺（今同心县下马关）。豫旺是宁夏南部重镇，攻克豫旺等于拔掉了马鸿逵设在陕甘苏区西部边缘的一个重要钉子，陕甘苏区也由此扩展为陕甘宁根据地。

至7月底，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西征军全部集结于豫旺休整。这一期间，对三大方面军构成威胁的，都是同一支部队，即胡宗南的第一军。

在中央军中，第一军无论兵额、装备、火力都比一般的部队强。军长胡宗南毕业于黄埔一期，是最受蒋介石信任和器重的战将之一，其军事素养相对较高，在练兵方面也很有一套。

胡宗南部原驻湖北，因为追击红四方面军才进入了陕南。红四方面军旋即在川北建立根据地，胡宗南当时就想追入四川，可是却遭到了刘湘等川军首领的集体抵制，继续留在陕南又为西北军杨虎城所忌，胡宗南不得已只好移驻陇南。为此他很感慨地对他的参谋长说：“军令不能统一，怎能同红军作战？”

在陇南，胡宗南并没有放弃入川的努力。他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山地作战的训练，同时对四川的人事地理以及藏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潜心研究。

后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声势越来越大，川军一败再败，吃不消了，才向蒋介石请援。接到蒋介石命令入川驰援的电报，胡宗南叹息道：“如果我早入四川，红军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胡宗南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当红四方面军放弃根据地西进时，蒋介石判断他们是要在川西北同北上的中央红军会师，然后“进出甘、青、新（甘肃、青海、新疆），打通国际交通线”。胡宗南非常认可这一判断：“共产党为什么放弃在江西的根据地到处‘流窜’呢？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所以根据地也保不住。共产党只有移到新疆或外蒙古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资援助。”

他断言：“如果让共产党达到这个目的（北上获得苏联援助），那就不好对付了。”

胡宗南想先一步派兵进驻新疆，可是新疆的盛世才拒绝他进驻。除了大骂盛世才“误国不浅”外，胡宗南也毫无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他可以行动的川西北以及甘肃、青海等地组织拦截。

红军北上，胡宗南是一个极大阻力。最早的北上计划就因为胡宗南抢先占领了松潘而夭折，红军被迫改走沼泽草地，虽避免了与胡部决战，却因自然条件过于恶劣而损失惨重。

挫败“宁夏二马”后，彭德怀的主要对手还是胡宗南。光靠西征的红一方面军，要击败胡宗南困难很大，彭德怀便想在会师之前，联手其他两个方面军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对胡宗南进行夹击。

可是按照彭德怀发给毛泽东的绝密电所述，张国焘一直保存实力，回避打击胡宗南，只希望由红一方面军独自承受压力，这样预定的联合打击计划就始终未能实现。

10月中旬，三大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下达“进剿令”，调集多达四个军的兵力，以胡宗南第一军为核心主力，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会宁地区猛进。

红军主力先失会宁，在逐步向北转移时，又遭到敌军四路追击。这四路里面，东北军王以哲部与红军有某种秘密联系，毛炳文、王钧部只需“威胁牵制”，只有胡宗南必须认真对付。

10月2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请示，再次提出合三大方面军之力，集中消灭胡宗南一至两个师，以进一步夺取宁夏。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意见，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统一指挥一、二、四方面军对敌作战。

彭德怀第二天便做出部署，调集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攻击胡宗南部，其余部队则负责钳制毛炳文、王钧部。

然而临战关头，张国焘突然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参战部队后撤，致使红一方面军完全暴露在胡部面前，彭德怀精心设计的作战方案也遭到破坏。

彭德怀再思一计，他与张国焘商量，计划联合伏击王均部。张国焘倒是口头同意了，但结果参战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又被他下令东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