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席勒关于类型问题的讨论(2)

就像古时候的人通常会以压抑绝大多数平民（贱民和奴隶）的手段来达到迎合上层阶级的需要的目的一样，从个体的发展上来说，后来的基督教世界也历经相同的过程而发展到了我们所见到的集体文化的程度，它想尽办法将这种过程转化到个体内在的心理领域中去，拿我们的话说，就是将其提升到了主体的层面。但是，这种为了少数上层人获得自由而压抑大多数下层人的情形，在基督教教义将个体的价值规定为一种不灭的灵魂时就戛然而止。在被选择时，个体中更具价值的功能终于超越了处于劣势的功能。而随着重点被转移到某一有价值的功能上，所有其他的功能也被尽数抹杀了。这在心理学意义上代表的是古代文明中那种社会的外在形式被转移到了主体之中，因而产生了一种原本在古代世界中是外在的，如今却原本内在于个体的状况；那就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优势功能，为得到发展和分化而牺牲了大多数劣势功能。一种集体文化借助这种心理过程油然而生，“人权”也因而获得了一种远超古代的更为可靠的保证。不过，它仍然有不足之处，即它对一种主体的奴隶文化的依赖性，换句话说，就是对一种将对古代大多数人的奴役转化为心理领域内的奴役状态的依赖，因此，可以说，提高集体文化同时也就意味着是在贬低个体文化。如果说对古代世界的人来说对群众的奴役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那么，对现代人的灵魂来说，对劣势功能的奴役同样也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席勒曾经这样说：“片面地训练这些能力必然会使个体陷入谬误，但却能使类达到真理。”优势功能取代劣势功能对社会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对个体来说却是有害的。这种损害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实际上，我们现代文化的巨型组织就是以全面扼杀个体为目标的，原因是，对个体人所具有的优势功能进行机械的运用是它们存在的根基。这里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的一种分化了的功能，而不是人。因此，“人”在我们的集体文化中不仅不再是以人的形式出现而变成了一种功能的代表，甚至还会被完全等同于这种功能，并把其他所有的劣势功能都排除在外。因为纯粹的功能代表的是一种集体价值和唯一可能的生计的保障，所以把现代人贬低为一种纯粹的功能毫不为过。不过，正如席勒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功能的分化确实只能经由这一种方法才能发生：

发展人的多种能力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它们相互对立。但各种能力的对立也仅限于是文化的重要工具；只要有对立存在，人就只是正走在通向文化的路上。

如果以上述观点作为依据，那我们说，我们当前这种诸种能力相对立的状况就不能称之为一种文化的状况，而只是该状况的其中一个阶段而已。当然，不同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对有的人来说文化就是集体文化的一种状况；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文化仅仅就是文明[64]，这种对个体发展的严厉的要求应当被归之于文化当中。然而，席勒却错误的将第二种观点与自己联系在了一起，并把我们的集体文化与个体的希腊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并不恰当，因为他没有认识到那时代文明的缺陷，而正是因为这种缺陷使得那种文化的绝对有效性遭到怀疑。因此，真正绝对完美的文化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它总是有所偏颇的。当文化理想是外倾的时候，主要价值就存在于客体和人与客体的联系中这时的文化表现出来的是集体的特征；而当文化理想是内倾的时候，主要价值就存在于主体以及他与观念的关系中，这时的文化则表现出个体的特征。所以下述情形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在基督教倡导的博爱（它的对应关联物或对应者、对个性的侵犯）原则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集体的文化，个体在那里由于其价值在原则上被贬低，因此很可能会被吞没。所以，处在德国古典思想家的时代的人会对古代世界的一切极其艳羡，在他们眼中，古代世界就是个体文化的典型代表象征，所以，古代世界不仅因此得到了最高程度上的赞誉，而且还常常会被全面理想化。更有甚者，有很多人还会致力于模仿或恢复希腊精神，尽管这些尝试在今天看来颇有些愚蠢，但仍可被视为是个体文化的先兆。

在席勒写作《美育书简》之后的120年中，个体文化的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坏了，因为如今大部分的个人兴趣都已被集体兴趣侵占，甚至没有给个体文化留下一点发展的空间。所以，今天的我们拥有一种经过高度发展且具有空前绝后的高度组织性的集体文化，而这种高度的组织性也恰恰是它变得对个体文化越来越有害的原因所在。在这里，一个人的“应是”与他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之间变得泾渭分明，换句话说，就是他作为个体的存在与作为集体的存在之间变得泾渭分明。他以牺牲自己个体性为代价来获得功能的发展。假如他表现突出，那只能代表他与集体功能是同一的；假如他平庸无能，那么，就算他的某种功能博得了社会的高度赞誉，他的个性也仍未得到开发而处于劣势，所以，他仍然是一个野蛮人，而对于能力突出的人来说，他必然沉湎于将自己的野蛮性遮蔽起来。毋庸置疑，这种片面性仍然为社会提供了许多无法估量却独一无二的优势条件。就像席勒准确观察到的：

唯有将我们精神的所有能量汇聚于一点，将我们所有的本质集中到一种单一的能力上，就像我们为这种单一的能力即个体的能力插上翅膀，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它超越越自然为它设置的界限。[65]

但是，这种片面的发展必然会催生出一种反动，因为被压抑的劣势功能不可能完全不参与我们生命的发展过程。人的内在分裂被消除的时候也就是未发展的功能可能作用于生命的时候。

我已经说过，文化的发展中的功能分化过程最终必将使心理的基本功能发生分裂，它不仅早就大大超出了个体能力的分化范围，甚至还对普遍的心理态度产生影响，决定着如何使用这些能力。而与此同时，那种因为遗传而获得较好发展的功能也从文化中分化了出来。这种功能对有些人来说是思维的能力，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情感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很轻松地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文化的要求的推动，个体会对这些存在于天性中的得天独厚的能力的发展倾注更多的热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能力的的发展与此功能是否天生就适合他并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这样说，它只是预设了某种易变性、灵敏性和可塑性，正因如此，这一功能往往并不包含最高的个体价值，因为该功能的发展是以达到集体目的为目标的，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最高的集体价值。实际情况很可能与我论述的相同，即在那些被忽视的功能中隐藏着更高的个体价值，虽然对集体生活来说，这些价值可能根本就不重要，但对个体的生活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具有生命的价值，所以能赋予个体生命强度和美感，但不要试图去集体功能中寻找这种强度和美感，因为那将会徒劳无功。虽然一个人可以通过已分化的功能获得集体存在的可能，但却无法通过它获得生命的满足和快乐，而能给与他这一切的只有个体价值的发展。如果缺少这些东西人们就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并会导致一种内在分裂般的分离，在席勒看来，它就好比是痛苦的创伤。他接着写道：

因此，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不管我们能从人的能力的分化培育中得到多少好处，我们都不能忘记个体在这种令人诅咒的普遍目的中注定要遭受的苦难。诚然，体育训练能使人身体强壮，但形体的美却只有通过四肢自由而协调的活动才能获得。同理，个体精神能力的努力能造就优秀的人才，但若使人感到幸福与完满还必须对这些才能施以均等地培养。假如说这种牺牲是人性培育过程中必须做出牺牲，那么我们与过去和未来的时代的关系又会如何？从前的我们是人性的仆人，几千年以来，我们被它奴役、为它劳动，我们的本性被摧残并被打下这种屈辱的被奴役的印记，但只要能让后世的人幸福安乐，拥有良好的道德，同时还能获得人性的自由地发展，这种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难道说不管为了达成什么目标人们都可以忽视自己吗？难道说自然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剥夺理性给我们规定的完整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以牺牲个体的整体性为代价来培育个体的能力的做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或是当自然规律试图这样做时，我们应该通过一种更高的技艺（艺术）重建那些被技艺破坏了的我们的自然本性的整体性，而不是彻底放弃它。

席勒明显是在私人生活中对这种冲突有了最鲜明的体会的感受，正是存在于他身上的这种对抗，让他对一致性和协调性充满了渴望，从而使那些因奴役而萎缩的功能获得解放，恢复生命的和谐。瓦格纳（Wagner）[66]在他的歌剧《帕西法尔》（Parifal）中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该剧通过圣矛的失而复得与伤口的愈合进行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而席勒则通过哲学的反思将瓦格纳以艺术的方式所要表达的东西进一步清晰化。对此，他虽从未直接进行过表述，但我们却能明显地看出其中的含义，席勒的问题在于他注重的是如何恢复古代世界观和古代生命方式上；人们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要么忽略了基督教的救赎教义，要么就是有意对其视若无睹。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关注的重点都不是基督教的救赎教义而是古典美，然而，同席勒所追求的“从罪恶中获得拯救”一样，基督教的救赎教义也没有第二个目标。叛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在与赫利奥斯国王（King Helios）谈话时曾说：“人的心灵之中‘充满激烈的搏斗’。”[67]这句话很耐人寻味，因为它不仅恰当地表明了朱利安自身的特征，同时还准确地揭示了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古代后期那种内在的撕裂的特征，这种特征通常会表现为人类心灵与精神上史无前例的无序与混乱，而基督教教义宣扬的正是它能使人们脱离混乱的苦海。当然，基督教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事实上，它提供的是一种破碎的自由，即使一种有价值的功能与所有其他功能分离开来，即使在那个时代，这种功能也专横地要求掌握统治权。基督教只提供出一种功能确定的发展方向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功能的发展。也许正因如此，席勒才对基督教的救赎教义采取了忽略态度。异教徒接近自然即接近天性的行为似乎正是对基督教所无法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回应：

我们所要达到道德状态的道路，自然在它的天然造物中就给我们指明了。如果基始力量的竞争在较低组织中没有缓和下来，那么自然是不会提升到自然人的高级形式的。同理，如果伦理的人身上的各种基质的冲突、盲目的本能的对抗不能平息、粗野的对立不能停止，那么人就无法将全部精力投注到发展他的多样性上去。而换个角度说，只有保证人的性格的独立性，只有从屈服于他人的专制转变为庄严的自由时，人才能够使他内在的多样性与理想相统一。[68]

所以，我们说，劣势功能的分离或救赎并不能使对立物在自然（天性）的道路上和解，要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是认识它、与它保持协调一致。然而，席勒认为，接纳劣势功能可能会导致一种“出于本能的但是却很盲目的对抗”，而反之，理想的统一性则很可能使优势功能压倒劣势功能的那种状况重新得以确立，并因此使那种原初的状况被恢复。劣势功能与优势功能的相互对立，并不是取决于它们的本性，而是取决于它们暂时所取的形式。因为一开始它们就对文明人达到他的目标造成了阻碍，所以才会被忽视并受到压抑；然而，这些目标的内容充其量只是一些片面的兴趣而已，是无法与人的个性的完美同日而语的。假如把目标定义为个性的完美，那么那些未被认可的功能就是不可或缺的，其实从它们的本性来说，与这种目标并不抵触。然而，只要文化的目标与个性完美的理想不一致，这些功能也就只好在某种程度上被贬抑、被压抑。有意识地接纳这些被压抑的功能无异于要打一场内战；或无异于要将之前对所有对立物的所有禁锢统统解除掉，而这样一来，“性格的独立”就会立即消失。只有解决冲突才能取得这种独立，但如果各种冲突力量之间迟迟不出现一个果决的仲裁者，这种冲突也无法得到解决。在这条道路上，自由是和解产生的结果，不然就不可能完成合乎道德的自由人格的建构。但如果对自过分强求，那人们又将再次为本能的冲突所困：

一方面，人们因为惧怕自由（自由在其最初的试探中总是被当作敌人来看待）宁愿受奴役而获得安逸；另一方面，人们因对迂腐的监护职责感到绝望，而逃回了无拘无束的原始野蛮状态之中。人性的软弱成为篡夺的借口，而人性的尊严则成为暴力的借口，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最终一个能掌管人世间一切事物的伟大力量出现，并能像一个普通的拳击裁判员那样用他的方式来裁决这些原则的表面冲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