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埃拉尔多·德·希维雷告诉我：“阁下，那么您原认为我和我的子嗣都不会不赞同于此，我会为你们向战场上的安茹伯爵求助。”而我则对他说：“埃拉尔多阁下，我认为，鉴于你们的生命也岌岌可危，如果你们能为了我们的生命而去寻求帮助，那你们就会赢得极高的荣誉。”

儒安维尔《圣路易史》，46,226

在那天就圣殿骑士的一番谈话之后，我同贝尔勃在酒吧只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我去得越来越少，因为我忙于完成论文。

有一天，街上举行反黑衫党阴谋的大游行。游行队伍从大学出发，正如在那个年代里惯常的做法，所有反法西斯知识分子都受邀参加游行。警察浩浩荡荡，俨然严阵以待，但默许游行如愿进行。在那个年代，此情此景已成典型：游行未经批准，但只要不发生什么严重问题，警察就会袖手旁观，只监督（那时地方性的妥协屡见不鲜）左派不要跨越米兰市中心的某些想象的界线，抗议活动在奥古斯都大街那边一个区域内进行，而在圣巴比拉广场附近则是法西斯分子聚集地。如果某人跨越这条界线就会有冲突；但除此之外不会发生任何事，就像驯兽师和雄狮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以为驯兽师受到凶猛雄狮的攻击，然后他高举着皮鞭或者鸣枪来驯服它。错了：狮子在进入樊笼表演时已经吃饱了、被麻醉了，它没有任何攻击人的兽欲了。像所有动物一样，狮子也有其安全范围，越过这一范围那就难说，所以驯兽师心中有数。当驯兽师踏入狮子的活动范围时，狮子会吼叫；然后驯兽师扬鞭，但事实上却后退一步（做出欲向前跳跃之势），狮子就安静下来了。一场模拟的革命也应有本身的规律可循。

我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了，但没有编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我站在圣斯德望广场边上，来声援游行的新闻记者、出版社编辑、艺术家熙熙攘攘聚在那里，全都是皮拉德酒吧的常客。

我同贝尔勃在一起。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我常在皮拉德酒吧看见的女人，我想她可能是他的女朋友（稍晚些时候，她离开了——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她离开了，因为我读了有关瓦格纳医生的文档材料中叙述的故事）。

“您也……”我问道。

“不然怎么办呢？”他有点难为情地微笑着，“必须拯救灵魂。Crede firmiter et pecca fortiter.这一幕难道没有使您回忆起什么吗？”

我环顾四周。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那些天里米兰很美，房屋金黄色的墙面同微显铁青的天空交相辉映。我们对面的警察头戴头盔，身披护甲，手持塑料盾牌，反射出钢铁般的光泽，一位着便服的警官腰束华丽的三色缎带，在他部下的布阵前面来回走动着。我向身后看了一下，那是游行队伍的头阵：人群在移动，步履缓慢，排成了队列，但并不整齐，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群众的头上旗帜横幅招展，示众杆和棍棒冒尖如林。情绪激动的队列不时有节奏地高呼着口号。在游行队伍两侧，“加丹加人”来来往往，他们身着多彩的上衣，穿着久经日晒雨淋的牛仔裤，面部围着红手帕，他们也握有自制的武器，用旗帜包裹伪装，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使人联想到杜菲和他那些五彩斑斓的绘画作品。我又从杜菲联想到了迪费。我感到自己似乎生活在一个微缩模型中，在队伍两旁的人群中隐约看见一些似为两性同体的贵妇在期待着将会出现表彰功绩的庆典。但是这一切在我的头脑中只一闪而过，我感觉到我在回味另一种经历，但我弄不清到底是什么。

“是攻克阿什凯隆吗？”贝尔勃问。

“圣雅各啊，我可爱的先生，”我对他说，“这就是一场真正的十字军激战呀！我敢说，今天晚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被送上天堂！”

“我也这样看，”贝尔勃说，“但问题是要知道萨拉森人在何处。”

“警察是条顿人，”我说道，“这样，我们就可能成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乌合之众了，但也许我把我的文章混淆了。您看看那里的一班人，他们应是阿图瓦伯爵的党羽，他们情绪激动，跃跃欲试想进行战斗，他们无法容忍侮辱，已经向敌阵方向移动，并以威胁性的口吻高声喊叫进行挑衅！”

就在此刻，冲突爆发了。我记不太清，当时游行队伍动起来了，有一群激进分子手拿铁链头戴登山帽开始强行冲击警察的布阵，意欲走向圣巴比拉广场，他们同时高呼攻击性的口号。狮子行动了，而且态度坚决。警察布阵的第一排闪开了，消防水龙头出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驱抛出了第一批弹子球、第一批石子，警察果断地拥上来挥舞警棍猛打，游行队伍被推搡得起伏摇摆。这时，从小湖街尽头远远地传来了一声枪响。也许是汽车内胎爆裂，也许是爆竹，也许真打了一枪，是那些在几年之前频繁使用P38手枪的团体在鸣枪警告。

人群恐慌了。警察亮出了武器，子弹上膛的声音咔咔作响，游行队伍分裂了，一部分是愿直面冲突的好斗分子，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已经完成了任务。我向宽街跑去，生怕被不知何人掷来的物体击伤。突然，我发现贝尔勃同他的女友就在我身边。他们跑得相当快，但面色如常。

在拉斯特雷里街转角处，贝尔勃一把拉住了我的臂膀：“往这里走，年轻人。”他对我说。我想问他为什么，我认为宽街更安全，人烟也较稠密，而在佩科拉里街和大主教府街之间像迷宫一样弯曲的街巷会让我产生幽闭恐惧症。我认为如果跟着贝尔勃走，万一遇到不知从何方冒出来的警察，我就很难伪装自己了。他示意我不要作声。转过两三个街角，他才减缓速度。我们不再奔跑而是正常行走在米兰主教座堂后面的那条街上，那里交通正常，也听不到不到两百米远的地方正在进行的战斗的回响。我们静静地围绕米兰主教座堂走，绕到了它的正面，靠近长廊的那一边。贝尔勃买了一袋玉米，沉静而愉悦地喂鸽子。我们完全同星期六的人群混在了一起。我和贝尔勃着西服打领带，他的女友则和米兰女人惯常的打扮一样，穿一件高领毛衣，戴着一串谁知是不是养殖的珍珠项链。贝尔勃将她介绍给我说：“这是桑德拉，你们认识吗？”

“见过，您好！”

“您看，卡索邦，”贝尔勃对我说，“沿直线跑从来都是难以逃脱的。拿破仑三世仿效萨沃伊王朝在都灵的做法，拆迁改造巴黎，把它变成了一座有纵横交错林荫大道的城市。现在我们大家都赞赏它是城市规划的智慧杰作，可那些笔直的街道倒是对监控闹事很有帮助。可能的话，您看看香榭丽舍大街，就连它两边的街道也是宽阔笔直的。只有在不可能建又直又宽街道的地方，比如拉丁区的那些小街小巷，一九六八年五月，可显出了自己的优势，逃跑时就可以躲进迷宫似的街巷，任何治安警察都难免挂一漏万，他们甚至也不敢单独进入。如果您只碰上了两名警察，那他们会比你还要恐慌，你们会默契地向相反的方向逃跑。当您参加一个群众集会的时候，如果您不熟悉集会地区，可以在前一天先去踩踩点，然后摸熟与各条小街小巷交汇的街角处。”

“您在玻利维亚上过训练课吗？”

“求生技术只有在孩童时才能学到，否则只能长大之后加入‘绿色贝雷帽’。我经历过艰难的岁月，那些游击战的日子。在×××，”他给我报了一个位于蒙费拉和兰盖之间的城镇名字，“在一九四三年，我们从城市疏散，非凡的估计：天时地利，一切都享受到了。当时城内进行大搜捕，纳粹秘密警察，街头激战……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爬上一座山丘到牛奶场取新鲜牛奶，我听到头上的树梢间嗖嗖作响。我意识到是机关枪从我前面远处的山丘上向铁路线扫射，铁路线就在我后面的沟谷里。当时的本能就是逃跑，或者干脆趴在地上。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向沟谷跑去，而在某个瞬间我听到在我周围的田野里有扑哧扑哧的声响。原来是一些未打中铁路就落地的短程射击。我明白了，如果敌人是从又高离沟谷又很远的山上射击，那你就该向上跑：你爬得越高，子弹从你头上飞得越高。当法西斯同游击队在一片玉米地的两头对阵射击的时候，我奶奶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鉴于从任何方向逃跑都有被流弹击中的危险，她扑倒在田间，而且正好在双方射击阵地之间。就这样面朝地大约趴了十分钟，当时她只指望任何一方都不要前进了。结果，她安然无恙。您看，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学会处理这种情况，经验就会铭刻在他的神经系统里。”

“照这样讲，您是参加过抵抗运动了。”

“我只是个旁观者，”他说。我发现他说话的声音略带些许难为情，“一九四三年，我十一岁，大战结束时我刚满十三岁。说参加谈不上，太年幼了，倒是经历了全过程，可以说像摄影师那样全神贯注地跟踪了这段历史。但是我能干什么呢？我当时是在观望、逃跑，像今天这样。”

“现在或许可以讲述了，而不是去修改别人写的书。”

“全讲过了，卡索邦。如果我当时二十岁的话，在五十年代，我或许就写出回忆录式的诗篇了。幸好我出生得太晚了，当我能够写作的时候，只好阅读别人写的书了。不过话说回来，我当年也许会在山丘上饮弹而亡呢。”

“哪边的子弹？”我追问他，后来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对不起，随便开个玩笑。”

“不，不是玩笑。当然，今天我明白了，但直到今天才明白。那时我懂吗？您知道，人可能会被愧疚折磨一生，并非因为选择错误，错误至少还可以纠正悔改，而是因为不可能向自己证明不会选择错误……我曾是一个潜在的叛徒。现在我还有什么权利写出真相来讲给别人听呢？”

“请原谅，”我说，“您还可能是潜在的沙拉里亚之路上的魔鬼呢，但您并没有真的变成那样。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或许您的愧疚是基于一些具体依据？”

“在这种事情中有什么依据？说到神经官能症，今晚我要同瓦格纳医生共进晚餐。我到斯卡拉广场打出租车去。我们走吧，桑德拉？”

“瓦格纳医生？”在与他们道别时我问道，“是他本人吗？”

“当然，他要在米兰待几天，或许我能说服他将他一些未发表的随笔评论交给我出一本小册子。那将是一桩美事。”

这样看来，在那时，贝尔勃就已经同瓦格纳医生有过接触了。我想，是不是就在那天晚上，瓦格纳（其实应读做瓦涅尔）免费为贝尔勃进行了精神分析，他们俩却都不知情。或者是在后来进行的。

总之，那天贝尔勃第一次提到了他在×××的童年往事。某些逃跑——那些几乎可称为光荣的逃跑，那些在回忆的自豪中讲述的逃跑——却在他和我一起以及当着我的面不带自豪感却智慧十足地逃跑之后，又一次浮上了他的心头，这就很耐人寻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