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在那之后，普罗万修士被带到长官面前，他们问他是否想为骑士团辩护，他说不想，而如果团长们愿意为骑士团辩护的话，那就让他们去辩护吧，而他在被捕前加入骑士团才九个月。

一三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证词

我在阿布拉菲亚上找到了其他一些有关逃跑的故事。那天晚上我在潜望镜室里想起那些事，当时在黑暗中听到连续不断的沙沙声、咔咔声、吱吱声，我告诫自己要沉着冷静，因为那是博物馆、图书馆、古老宫殿在夜晚自言自语的方式，只不过是旧橱柜在维持平衡，是框架柱顶对傍晚潮湿做出反应，是泥灰墙皮以一世纪一毫米的速度剥落，是墙壁困得打呵欠。你不能逃跑，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因为你在这里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寻求以疯狂的（或绝望的）英勇举动结束一系列逃跑行为的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尽快与被拖延了多次的真相会合。

小运河．doc

我是在荷枪实弹的警察面前逃跑还是在逃避历史？这有区别吗？我是出于道义上的选择还是为了再一次面对“机会”、使自己经受考验而去参加游行示威的？好吧，我错失了许多大好机会，因为那些机会来得太早，或者太晚，都怪我生不逢时。我宁愿在那片草地上开枪射击，甚至不惜打中奶奶。我不是由于懦弱而是由于年纪小而没有那样做。好吧，那么游行示威呢？我再次逃跑是因为我们是两代人，那起冲突与我无关。不过我本可以冒一下险，即便并不怀着热情，只为了证明当年在草地上我会懂得如何选择。选择错误的“机会”以便使自己相信本可能选择正确的“机会”，这有意义吗？天晓得那些今天直面了冲突的人中有多少是这样做的呢？而虚假的机会并不是正确的“机会”。

因为觉得别人的勇敢同当时境况的空虚无聊不相称，你就变得怯懦了吗？那么智慧就使人怯懦。当你一生都在窥视正确的“机会”并一直在捉摸如何抓住它时，你就与它擦肩而过。“机会”是出于本能的抉择，是在你不知晓的情况下出现的。也许我有一次抓住了它，但是从未知晓？难道会因生在错误的那十年中而终生内疚、怯懦吗？回答是：你感到怯懦，因为有一次你曾表现出了怯懦。

那一次你错过了“机会”，也是因为你感到自己与之不相称吗？

描述孤单地坐落在葡萄园簇拥的那个山丘上×××的房子——人们不是叫它乳房山吗？——一条小路通向远离该城镇的地区，通向最后一条——或者是第一条（当然，这取决于你选择哪个视角）——有人居住的小路。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孩抛弃了家庭的庇护，进入密如触须的聚居区，沿着大街行走，对“小径”这个地方既羡慕又害怕。

“小径”是小径帮的聚集地。他们是一帮脏兮兮的爱吵吵嚷嚷的乡下小孩。我是一个城里人，最好远离他们。但为了去广场、报亭、文具店，除非尝试一下接近绕行赤道、卑躬屈膝的路线，否则只有沿着小运河走了。小径帮的孩子们同小运河帮的相比可称得上君子了。小运河的名称源于一股湍流，后来变成了一条臭水沟，它仍然流经最贫穷的居民区。小运河帮的那些小孩委实是一群卑鄙下流的家伙，是流氓无产阶级，是一伙暴徒。

小径帮的孩子不遭受攻击、不挨几下打是无法通过小运河区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也成了小径帮的一员，我刚搬到那里不久，可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敌人。我把画报打开挡在眼前，边走边读，经过他们身边，而他们早已发现我了。我于是撒腿就跑，他们紧追不舍并向我投掷石子，一块石子打穿了画报，我仍然把画报展在面前，装腔作势，继续奔跑。我保住了性命，但丢了画报。第二天，我决心加入小径帮。

我在他们的大会上作了自我介绍，引起哄堂大笑。那时我有一头直挺挺的浓发，像祭司牌铅笔广告中的那副模样。电影、广告和星期天做完弥撒后漫步大街的人给我提供的范例是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形象，他们身着宽肩双排扣上衣，留着小胡须，头发油光发亮地紧贴在脑壳上。在那个年代，向后梳的发型被老百姓贬为流里流气。我就想要这种流里流气的发型。星期一，我在集市广场买了几瓶发蜡，这同证交所的行情相比当然微不足道，可对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发蜡呈蜂蜜状，我把它抹在头发上，使头发变得平整，像铅制的无边圆帽或教皇绒帽一样。然后我又罩了一个发网，把头发拢在一起。小径帮的孩子们已经看见过我戴着发网走过，他们用我能听懂但不会说的难听方言嘲讽我。那天，我在家戴着发网待了两小时之后，把发网取掉，照了照镜子，检验一下效果，然后去会见我发誓要效忠的人物。我走近他们时，集贸市场上买来的发蜡已经没了黏性，头发又慢慢地恢复垂直的状态。围绕在我周围的小径帮的孩子们兴致很高，他们嬉笑着相互碰撞肘臂。我请求加入帮会。

遗憾的是我操意大利语：我是个另类。帮主马尔蒂内蒂那时给我的印象很高大，他光着脚丫子走上前来。他决定要我承受一百下脚踢屁股。这或许是为了唤醒贡荼利尼蛇。我接受了。我面对墙站立，两个副手扯住我的双臂，我被光脚踢了一百下。马尔蒂内蒂充满激情地完成了暴力工作，他用脚掌踢，而不是用脚尖，怕大脚趾遭皮肉之痛。他们有节奏地齐声高喊着，用方言数着数，为这一仪式助威。然后他们决定将我关进兔笼里待上半小时，这当儿他们开始用喉音很重的方言交谈着。当我抱怨双腿发麻时，他们把我放了出来。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能有尊严地通过一群野蛮人的野蛮的入会仪式。我是一个“烈血战士”。

那些年月里，在×××还有条顿骑士，他们警觉性不高，因为游击队还未成气候——那是一九四三年末，或者一九四四年初。我们第一步行动就是进入一个木棚里，我们中的一些人同看守木棚的士兵套近乎，那是一个大块头的伦巴第人，他啃着一个大三明治，还夹着香肠和看上去像果酱的东西（这让我们毛骨悚然）。正当干扰小分队奉承阿谀这个士兵，称赞他的武器精良时，我们已进入了木棚（从破败不堪的后面渗透），盗走了几包TNT炸药。在马尔蒂内蒂的计划中，他打算制作烟花爆竹在农村燃放，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制作方法十分粗糙，很不规范。再晚一些时候，墨索里尼“萨洛共和国”的蛙人部队接替了德国人。他们沿河设检查站，恰好在马利亚慈善学校的女孩子们晚上六点经过的十字路口。问题是要说服蛙人部队的人（他们大都不会超过十八岁）把那种德国造的长柄手榴弹束成一捆，拔掉安全装置，确保在女孩子经过时在水面上准时引爆。马尔蒂内蒂非常清楚需要做什么和如何计算时间。他向蛙人部队做了解释，收效神奇：正当女孩子们拐过街角时，一声雷鸣般的巨响，水柱冲向了岸边。女孩子们尖叫着抱头鼠窜，而我们和蛙人部队则捧腹大笑。在莫莱被处火刑之后，科尔塔诺的幸存者应当记得那些光辉岁月。

小径帮的孩子们主要的消遣娱乐就是捡拾收集子弹壳和各种战争残留物，在九月八日之后这些东西可真不少，像旧钢盔、子弹盒、干粮袋，有时还能拾到全新的子弹。应该这样使用一粒完好的子弹：手握弹壳，把弹头插入锁眼里，用力一扭，弹壳就脱出来了，然后把它归到特别收藏中去。将弹壳中的火药倒出来（有时是很细的无烟火药），然后将火药排成曲线状，再点火。如果子弹的引信完好无损，那就更珍贵了，它可以用来装备军队。一个好的收藏家会有很多这样完整无缺的子弹，他们会将它们按制造方法、颜色、形状和长度分类。收藏品中有冲锋枪和英式斯登枪的子弹壳，旗手和骑兵用的滑膛枪、九一式步枪（我们只在美军那里看到过加兰德步枪）的子弹壳，而最抢手的就是堪称大首领的机关枪子弹壳。

正当我们沉迷于这些和平游戏时，一天晚上，马尔蒂内蒂告诉我们，时机到来了。挑战书送到了小运河帮的手里，他们接受了挑战。对抗将在中立地带进行，即火车站后面，在那天晚上九点。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人感到特别疲倦、情绪激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了可怕的行头，寻找趁手的木头棍棒，子弹盒和干粮袋都装满了各种大小的石子。有人用步枪背带做成皮鞭，如果用力抽打，足以令人生畏。至少在黄昏时分，我们大家都感到自己是英雄，我比其他人感觉更强烈。这是激战前的冲动，辛辣的、痛苦的、壮烈的冲动——再见了，亲爱的，再见了，要成为一个武士需要艰苦的磨炼，这是甜美的痛苦，我们要去献出青春，正如在九月八日之前在学校里老师教导我们的那样。

马尔蒂内蒂的计划精明而有远见：我们穿过更靠北边的铁路边坡，出其不意地从背后攻击他们，这样，我们事实上就胜利了。然后发起决定性的攻击，杀他个片甲不留。

在黄昏时分，我们就按计划穿越斜坡，因为背着石头，扛着棍棒，我们几乎是双手着地地艰难爬行。在坡顶上，我们看见他们已经埋伏在火车站公共厕所的后面。他们也看到了我们，因为他们向上面观望，怀疑我们从那个方向袭来。现在只有冲下去了，不给他们对我们显而易见的行动感到惊讶的时间。

谁也没有在攻击之前给我们喝酒壮胆，但我们照样高喊着冲了下去。这是在离火车站一百米远的地方发生的。那里开始出现了第一批房舍，稀疏地排列着，街巷星罗棋布。一群强悍的勇士无所畏惧地冲在最前面，而我——幸好——和另外一些人放慢了步伐，部署在房子转角后面，远远地观望。

如果马尔蒂内蒂事先把我们编成前锋队或后卫队，我们是会尽各自的义务的，但当时是自发分配任务的。脾气暴烈者在前面，胆小怯懦者在后面。我们从我们的躲藏处——我的躲藏处比其他人更靠后——观察着冲突，但是冲突并未发生。

双方的人马近得只相距几米远了，两队人面对面对峙着，咬牙切齿，怒目而视，后来头头们走向前去进行军事谈判。简直就是雅尔塔会议，他们决定划分势力范围，并尊重偶然的过境者，像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圣地达成的协议一样。两个有侠义之风的团伙精诚团结，避免了战斗。每一方都经受了一次考验。对立的帮派握手言和，和解了的帮派向相反的地盘后退了。

现在我对自己说我没有去攻击，因为我觉得那很可笑。但那时我并没有这样对自己说。我感到自己是个懦夫。

现在我更恬不知耻地对自己说，如果我同其他人一样冲上前去，我不会有任何的危险，而且我在未来的年月里将会生活得更美好。十二岁时，我错失了“机会”。正如错过第一次勃起使得终生阳痿一样。

一个月后，由于一次偶然的越界，小径和小运河两个帮派又在一块空地上布阵交锋了。他们开始相互投掷土块。不知道是因为上次的冲突使我心中有了底，还是想成为一名烈士，我冲在最前面。那是一种不流血的土块仗，对我除外。一块土疙瘩显然隐藏了一颗石头心，打裂了我的嘴唇，我哭着跑回家，我母亲只好用拔毛钳把泥土从嘴巴里的那个伤口中钳出来。在我右下犬齿处留下了一个疤，现在我的舌头舔过时，它还会颤动。

但这块疤并不能使我为自己开脱，因为那是出于无意识，并非由于勇敢造成的。我用舌头扫过嘴唇，我做什么呢？我写作。但是拙劣的文学赎不了我的罪。

在那天游行示威之后，大约有一年时间我没有看到贝尔勃。我爱上了安帕罗，不再去皮拉德酒吧了，而我同安帕罗一起去的很少几次也没有见到贝尔勃。安帕罗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她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严于律己——同她的优雅和她出色的自豪感一样无出其右——使她感到皮拉德是纨绔子弟的民主俱乐部，而民主纨绔主义对她来讲是一种资产阶级更为精明的阴谋。这一年，我十分繁忙，极为认真地工作，我的生活充满温馨和柔情。我兴致勃勃但冷静沉着地撰写着我的论文。

有一天，我在米兰运河边离加拉蒙出版社不远的地方遇到了贝尔勃。“瞧瞧，”他满心欢喜地对我说，“我最喜欢的圣殿骑士！有人刚刚送给我一瓶无法形容的陈酿美酒。何不去我那里一趟？我有纸杯，还有一下午的空闲。”

“这是轭式搭配法。”我说。

“不是，是波旁威士忌，我认为是阿拉莫失守之前装瓶的。”

我随他而去。但当我们刚刚开始品尝美酒时，古德龙进来了，她说有一位先生到了。贝尔勃拍了一下脑门。他把那个约会给忘了，但他对我说这巧合有点阴谋的味道。据我理解，那个人也想介绍一本涉及圣殿骑士的书。“我马上去打发他，”他说，“但请您以微妙的托词帮我解围。”

这当然只是一个巧合。我就这样被扯进一张大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