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布莱
Franz Blei

还有布莱，也就是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 1871—1942）。在第一份赫尔曼的名单上，根本没有他。赫尔曼把他跟我们之后会谈到的，真正在名单上的国家主义战斗诗人弗里茨·布莱（Fritz Bley）搞混了。但是弗朗茨·布莱——国际主义的非战斗诗人——却一再被声称确实在名单上。而他自己确切知道，他的书的确被烧毁，在1933年那个5月。这也是他出现在本书的原因。

他不只发掘、捧红了吉娜·考斯，当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sler）在伯尔尼的《协报》（Bund）匿名发表过一首诗后，他也邀请其到过他家。而如果没有布莱的话，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也不会开始他的写作生涯。韦费尔（Franz Werfel）、恩斯特·施塔德勒（Ernst Stadler）、席克勒（Schickele）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他们的第一篇故事都是布莱帮他们发表在他的杂志《光之神》（Hyperion）上。布莱是一个伟大的、仔细的读者，而且乐于提携他人。他办的刊物不是只有《总论》，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学杂志和报纸。他是维也纳的咖啡馆之王，有一笔遗产，不需为生活工作。到了1920年，他的遗产已耗尽，加上景气也不好，他才开始夜以继日的写作。他所写的《塔列朗传记》（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1754—1838），是一部历史传记体的大师作品。他给名女人的传记速写名气响亮，睿智又俏皮。布莱大概拥有非凡的影响力，一个有关他的传记曾提到他是罗耀拉（Loyola）和唐·胡安（Don Juan）的混合体。拥有立体的脸庞，高大修长的身材，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但他的影响力和名气，也随着他的死亡烟消云散。卡夫卡描述他：“对答如流而且风趣。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这么滑稽有趣。世界文学在内裤里列队，等着经过我们的桌前。弗朗茨·布莱本人比他写的东西要聪明、伟大多了……他误打误撞成为德国《一千零一夜》里说故事的人。”

“内裤里的世界文学”——卡夫卡以此暗示布莱的《动物寓言文学》（Bestiarium Literaricum, 1920），书里他把当代最重要以及最有意思的作家变成动物，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恶毒地描绘他们。这位变形大师，对自己，也一样鞭笞。他对自己客气一些的评语是：“布莱像条淡水鱼，在所有水域中悠游自在，他的名字——噼里啪啦、扑哧哗啦——身披这么薄的一层皮，吃了什么颜色的东西都一目了然。”

他善变而圆滑，但是动机永远清楚。布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写下：“共产主义万岁，神圣的天主教教堂万岁！”他是社会民主党人，有一段时间还同情保守的革命者。他跟希特勒的御前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是很好的朋友，他很欣赏卡尔的政治情怀，因为他“冷得像冰”。布莱是一个保守的前卫大师，一个奇特的人。

在5月10日待焚的书堆中，如果他的书真的在其中，那也真的只是疏忽，因为反犹太的日耳曼作家阿道夫·巴特尔斯（Adolf Bartels）在他所著的文学史中，错将布莱当成犹太人。在布莱1933年8月写给已经位处权力中心的施密特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书商文讯报》上我看到我的名字在‘公共图书馆禁书’名单之列，也许是因为一个月前，某个写文学史的人把我当成犹太人。”但是对他而言“这不太重要，不要因为我这么说，而更正这件事”。

布莱逃到西班牙的马略尔卡岛（Mallorca）。他最后一张照片显示是在海边，瘦得像一根火柴。当西班牙内战开始后，他先逃到维也纳，再投奔在卢卡（Lucca）的鲁道夫·博尔夏特（Rudolf Borchardt），然后到马赛。他没有钱，无法继续前进。时间现在很紧迫了，他写信给在美国的女儿：“很有可能我的名字列在德国的黑名单上。如果被逮捕后马上被枪决，我就无所谓，不过一死而已。但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兄弟们会做的事。我要面临的恐怕是数月之久的拷打折磨，这才令我害怕。”不久，布莱得到“美国助德文化自由协会”（American Guild）发到马赛去给他的美国签证，买好的船票也快到了。只是，船是从里斯本出发的。而他身上没有一毛钱，怎么去里斯本？危急中他发电报给托马斯·曼（Thomas Mann），写道：“请救救弗朗茨·布莱。”托马斯·曼把钱寄来了，布莱终于能在最后一秒逃脱。到达纽约大概一年后，他死在一家贫民医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