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此刻不要回头(7)
服务生带他进了电梯，来到四层位于酒店后侧的一间简陋的客房。墙上光秃秃的，没有人气，百叶窗也关着，从下面院子里飘来一股烧饭的味道。
“要他们送双份威士忌上来，好吧？”他对那男孩说，“外加一杯姜汁麦芽酒。”只剩他一个人后，他在洗脸池那儿用龙头里的冷水洗了把脸，发现那块小小的客用肥皂却给他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安慰，让他放松下来。他甩掉脚上的鞋子，把外套挂在椅背上，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有人在听收音机，正大声播放着一首以前流行的老歌，但现在早已过时，几年前劳拉很喜欢它。“我爱你，宝贝……”他拿起电话听筒，让交换台给他接通英格兰。然后他闭起眼睛，耳边的歌声一直持续着，“我爱你，宝贝……是你让我难以忘怀。”
这时有人敲门。服务员送来他要的威士忌。冰块太少，简直是杯水车薪，但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他连姜汁麦芽酒都没兑，就把威士忌一饮而尽，几分钟后，一直折磨着他的痛苦得到缓解，变得麻木了，带来一种平和的感觉，尽管只是暂时的。电话铃响了，而现在，他想，他已提起勇气准备应对最大的不幸，应对最后一次打击，乔尼可能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这样的话他就失去了一切。让威尼斯被灾难吞没吧……
接线员告诉他已经接通电话，片刻后他就听到了电话另一头希尔太太的声音。看来接线员已经告诉她电话是从威尼斯打来的，因为她马上知道对方是谁。
“喂？”她说，“哦，我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一切都很好。乔尼已经做完了手术，外科医生决定不再拖下去了，中午就做了，手术十分成功。乔尼会很快恢复的。所以你不要再有任何担心了，晚上睡个好觉吧。”
“感谢上帝。”他回答说。
“我明白，”她说，“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就把听筒交给你的妻子。”
约翰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惊呆了。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就听到劳拉的声音，既沉着又清晰。
“亲爱的？亲爱的，你听见了吗？”
他答不上话来。他感到自己拿着听筒的手上冒出冷汗，又黏又湿。“我听着呢。”他的声音不能再低。
“这条线路不太好，”她说，“不过没关系。希尔太太已经告诉你了，一切都很好。外科医生也特别好，乔尼那层楼的护士也很负责，我听到这种结果高兴极了。飞机在盖特威克降落以后我就直接来这儿了——还有，一路上也很顺利，那些人有意思极了，回头我跟你讲讲他们的事儿，肯定会让你笑傻了的——我到医院的时候，乔尼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当然反应还有点儿迟钝，但看见我他很高兴。希尔一家非常体贴，让我住他们家的备用房间，从他们家到镇上的医院，坐出租车几分钟就到了。我们一吃完饭我就要去睡觉，我有点儿乏，又坐飞机，心里又着急。你到米兰这一路开车顺利吗？你现在住在哪儿？”
约翰几乎听不出那是自己对着听筒发出的声音。那就像某种计算机的自动应答声。
“我没在米兰，”他说，“我还在威尼斯。”
“还在威尼斯？这到底是为什么？汽车发动不了？”
“我无法解释，”他说，“出了点儿愚蠢的差错，有点儿混乱……”
他突然感到筋疲力尽，差点儿把听筒掉在地上，他感到羞愧难当，双眼被泪水刺得发痛。
“什么混乱？”她起了疑心，声音里似乎带着敌意，“你是不是出车祸了？”
“不……没有……什么事儿也没出。”
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别跟我说你又喝醉了。”
唉，上帝……她哪知道实情！他随时都有可能晕过去，但这不是因为威士忌。
“我以为，”他缓慢地说，“我以为我看见了你，在一艘汽艇上，跟那两个姐妹。”
怎么往下说呢？这一番解释毫无意义。
“你怎么能看见我跟那两个姐妹在一起呢？”她说，“你明知道我去了机场。真的，亲爱的，你是个白痴啊。看来你把这两个可怜的老太太印到自己脑子里了。我希望你刚才什么也没跟希尔太太说吧。”
“没有。”
“好吧，那你是怎么打算的？你明天要去米兰赶那趟火车，对吧？”
“是的，当然。”他对她说。
“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还待在威尼斯，”她说，“这真让我无法理解。不过……感谢上帝，乔尼没事，我也在这儿。”
“是啊，”他说，“是啊。”
他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校长大厅里咚咚的敲锣声。
“你该去吃饭了。”他说，“替我问候希尔夫妇，告诉乔尼，我爱他。”
“好的，照顾好自己，亲爱的，看在老天的分上，不要错过明天的火车，开车小心点儿。”
电话另一头咔嗒一声，她走开了。他把剩下的最后一滴威士忌倒进空杯子，用姜汁麦芽酒涮了一下，一口喝了下去。他站起来，几步走到窗边，用力推开百叶窗板。他觉得头晕。他的这种踏实下来的感觉十分强烈，无法抵挡，其中莫名地掺杂了某种奇怪的、不真实的感觉，就好像从英格兰传来的声音不是劳拉本人的，而是假造出来的。而她仍然在威尼斯，跟两姐妹藏身于某个隐秘的膳宿公寓里。
问题是，他亲眼看见她们三个站在汽艇上。那个穿红色外衣的女人绝不是别人。两个女人也在那儿，跟劳拉在一起。这该如何解释呢？他神经错乱了吗？或者是什么更险恶的原因？那两个姐妹拥有令人畏惧的超自然力量，她们在两船相遇的那一刻看见了他，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使他相信劳拉跟她们在一起。但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目的呢？不，这说不通。唯一的解释是，他自己看错了，整件事情是个幻觉。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去见心理医生了，就像乔尼需要个外科大夫一样。
他现在该做什么？下楼去，告诉酒店经理他搞错了，他刚跟自己的妻子通过电话，她已安然无恙乘坐包机抵达英格兰？他穿上鞋，用手指捋了捋头发，并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差十分八点。如果他溜进酒吧，抓紧时间喝点什么，就更容易面对酒店经理，把情况坦诚相告。然后，也许他们会与警方联络。他要因为自己而给每个人带来的巨大麻烦道歉。
他出门到了一楼，直奔酒吧，自感已经被人贴了标签，觉得每个人都会看他，暗想：“那个就是丢了自己老婆的家伙。”幸运的是酒吧里满满当当，没有任何他认识的人。就连吧台后面的小伙子也是从未见过的一个下级服务生。他喝干了他的威士忌，扭头瞥了一眼接待大厅。前台那里这时候没人，他能看见经理背对着站在内室门口，在跟里面的人说话。一阵冲动之下，他像个胆小鬼似的穿过大厅，穿过摆动门到了外面。
“我得吃点晚饭，”他想，“然后再回去面对他们。肚子里有了东西，我就可以应付自如了。”
他到了附近的那家餐厅，他和劳拉在那儿吃过一两次。现在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她很安全。噩梦已经结束了，他可以好好享用他的晚餐，尽管她不在场，他也能想到她正跟希尔夫妇坐在一起，度过一个沉闷、安静的夜晚，早早上床，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陪在乔尼身边。乔尼也很安全。不再有任何担心了，剩下的只有一件尴尬事：尽量把事情对酒店经理解释清楚，向他道歉。
在这家小餐厅的角落选一张孤零零的桌子坐下，做一个无名的食客，很是令人愉快。他点了马莎拉鸡尾酒和半瓶梅洛葡萄酒。他悠然自得，享受着他的晚餐，但他是处在一种疑惑，一种仍然围绕着他的虚幻感觉之中进食，邻桌的交谈声起到了和餐厅背景音乐相同的舒缓效果。
当他们起身离开时，他看到墙上的挂钟，时间是九点半。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喝完咖啡，点了一支烟，把账结了。走回酒店时他想，不管怎么说，经理知道一切都很正常，会大大地松上一口气。
当他通过摆动门，最先注意到的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站在前台那儿跟经理说话。接待员也在那里。约翰走到近前，几个人转过身来，经理脸上的表情一下子轻松下来。
“嘿，他来了！”他兴奋地用意大利语叫了起来，“我就知道先生一定不会走远。事情有了进展，先生。两位女士已经找到了，她们欣然同意跟警察一道去了警察局。如果你马上就去的话，这位警官会护送你过去。”
约翰满脸通红。“我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他说，“我本来想在出去吃晚餐之前就告诉你，但当时你不在。事实是，我已经跟我妻子联系上了。她的确坐上了飞往伦敦的班机，我跟她通了电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经理一脸茫然。“夫人在伦敦？”他重复了一遍。接着，他开始用极快的意大利语跟警察交谈起来。“两位女士似乎一整天都没有出门，除了早上去买了点儿东西，”他对约翰说，“那么先生在汽艇上看见的又是谁呢？”
约翰摇摇头。“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犯这种奇怪的错误，”他说，“很显然，我既没有看见我妻子，也没看见两位女士。我感到非常抱歉。”
意大利语的交谈更快了。约翰发现接待员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他。经理显然在替约翰向警察道歉，后者显得很恼火，开始大声嚷嚷地跟经理争辩，声调越来越高。整件事情无疑给很多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尤其是那两个不幸的姐妹。
“听我说，”约翰打断他们，“你能不能告诉这位警官，我会跟他一起去总部，当面对办事的警官和两位女士道歉？”
经理松了口气。“如果先生愿意承担这件麻烦事，那也好，”他说，“不用说，两位女士在酒店受到警察盘问时很受困扰，她们同意跟他一道去警察局，只是因为她们对夫人的安全十分担心。”
约翰越发觉得尴尬。这些事永远也不能让劳拉知道。她会为此大为光火的。他不知道这种向警方提供牵涉到第三方的误导信息的行为是否会受到惩罚。回想起来，他的错误已经快演化成一桩刑事案了。
他穿过圣马可广场，现在跟晚餐后散步和流连在咖啡馆前的人流挤在一起。所有三个乐团都起劲儿地演奏着，相互竞争，其乐融融。那个同行者走在他的左侧，谨慎地保持着两步的距离，一言不发。
他们来到警察局，上楼走进他上次待过的那间内室。他一眼就看见办公桌后面坐的是另一个不认识的警官，这人面色蜡黄，表情乖戾，那两个姐妹闷闷不乐，尤其是较活跃的那个——二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位穿制服的下级警员站在他们身后。约翰的同行者马上去跟那位警官说起了很快的意大利语，约翰犹豫了一下，然后朝两姐妹走过去。
“发生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们二位道歉。这是我的错，全都怪我，不能怪罪警方。”
那个姐姐好像想要站起来，她的嘴角紧张地抽搐着，但他阻止了她。
“我们不明白，”她说，苏格兰口音很重，“昨晚吃完时我们跟你妻子道了晚安，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一个多小时以前警察来到我们住的膳宿公寓，告诉我们你妻子失踪了，你对我们提出了控告。我的妹妹身体不太好，这让她非常不安。”
“这是个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一劲儿地重复着。
他转向办公桌那边。那位警官对着他，他的英语比先前询问过他的那位逊色多了。在他面前放着约翰的陈述记录，他用铅笔在上面敲着。
“那么，这个文件全是谎言？”他问道，“你说的不是真话？”
“当时我相信它是真的，”约翰说，“我可以在法庭发誓，我今天下午看见我妻子跟这两位女士在大运河的一条汽艇上。现在我发现我弄错了。”
“我们一整天都没沾过大运河的边，”当姐姐的抗议道，“我们一步都没迈。我们早上在美彻丽雅买了点儿东西，整个下午都待在屋里。我妹妹觉得有点不舒服。这话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不下十次了，膳宿公寓的人能给我们做证。可他就是不听。”
“那夫人呢？”警官这时厉声说，“夫人出什么事了？”
“夫人，也就是我妻子，现在正在英格兰，很安全。”约翰耐心地解释说，“刚过七点的时候我跟她通过电话。她在机场上了包机航班，现在她跟朋友在一起。”
“那你在汽艇上看见的那个穿红色外套的人是谁？”警官大发雷霆，“如果不是这两位女士，那两个人又是谁？”
“我的眼睛骗了我，”约翰说，意识到自己的英语也开始变得不自然起来，“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妻子和这两位女士，但是没有，事实并非如此。我妻子上了飞机，这两位女士一直待在公寓里。”
好像他们都在说中国话。片刻之后，他就要把手往袖子里一藏，低头鞠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