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的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对苏联哲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对苏联哲学基本上是全面模仿，照抄照搬。60年代以后，中苏两国关系逐渐疏远，对苏联哲学采取避而不谈的做法，具体研究上也基本没有起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苏联哲学持否定态度，研究基本中断。仅仅留存下来的成果是，《哲学研究》编辑部收集出版了一批《苏联哲学资料选辑》，作为内部资料使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收集苏联哲学的资料，翻译了一些苏联哲学的论著，对苏联哲学的新动态、新现象、新问题也有所介绍。主要有贾泽林的《苏联哲学纪事》（1979年），张念丰等编译的《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1981年）等。1985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苏联哲学讨论会。1987年，全国苏联东欧哲学研究会成立。到80年代末，“苏联哲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围绕苏联哲学形成和发展出版了一批哲学著作。主要有贾泽林的《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1986年），重点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1982年苏联哲学发展的概况，揭示苏联哲学在这段时期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安启念的《苏联哲学70年》（1990年），对过渡时期的哲学斗争、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哲学、哲学发展不平坦的道路、哲学理论的发展和改革浪潮对哲学的冲击，分析了苏联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2003年），重点分析了苏联解体以前几年哲学讨论会的概况，对苏联哲学发展进行了历史反思、同时对俄罗斯发展道路开展的哲学思考，聚焦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李尚德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2009年），总结了苏联哲学的发展脉络和重要的理论成果。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辨析了苏联哲学的来源、发展过程、主要特征等基本问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情况，以及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苏联国家哲学的地位。同时，还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经济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人的哲学等部门哲学作了论证，展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性。

当前，对苏联哲学研究资料的汇编也已经涉足。袁贵仁、杨耕主编的《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08年），其中安启念主编的《俄罗斯学者卷》和衣俊卿、陈树林主编的《东欧苏联学者卷》，汇集了东欧、苏联和今日俄罗斯主要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或论文摘选，反映了苏联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上述对苏联哲学的介绍和研究从哲学专业的角度揭示了苏联哲学发展的历程，折射了苏联哲学及其宣传教育的成败，同时为思想理论界开展苏联哲学理论探讨和哲学教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2．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研究。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整个50年代，我国基本上是全面模仿接纳苏联的哲学教育模式，模仿建立新哲学会，建立学哲学小组，成立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有关论述摘录。20世纪50年代开始，翻译苏联哲学教科书作为我国高校公共理论课哲学教材，邀请苏联哲学教员来校讲课等。

20世纪60年代，由于和苏联的分歧，我国开始自己编写教科书。1961年，由艾思奇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在高校中一直沿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教科书除了在具体事例上采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发展情况外，基本上模仿的是苏联教科书体系。同时，也编印出版了一批哲学原理的参考资料，供教学使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出版的哲学教科书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体例修订的。1965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由于特殊原因未能出版。

20世纪80年代以后，思想理论教育界也对苏联哲学教科书进行了研究。主要涵盖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形成发展的研究、存在弊端的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束缚研究等。苏联解体以后，我国哲学理论界曾经一度有全面否定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情况。2004年，黄楠森指出，奠定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列宁最大的哲学贡献，对苏联哲学家的贡献也不能否认。苏联哲学体系是一个有问题但仍然不失为科学的体系。此后，哲学理论界对苏联哲学教学体系的研究渐趋客观。诸如，黎学军认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经历了从多到一、从一到多的过程，对统一思想、坚定信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闫晓勇认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教条化、简单化、僵化已经得到学界认可，重要的是从教科书的不足和缺陷中找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也有学者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主题作为博士论文，对苏联哲学体系的来源、流变和功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资料汇编也已经出版。由袁贵仁、杨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历史与现状》（上、中、下册，2011年），对苏联、东欧和我国出版的主要哲学教科书进行剪辑汇编，条理分明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发展的基本状况，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

3．对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在苏联解体以后，思想理论界对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才真正展开，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围绕苏联解体，分别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德育、哲学和意识形态等角度体现出来。高放的《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2011年）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六十年的跟踪研究指出，任何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其政党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思想上建党。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实际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自斯大林开始，违背马克思主义，实行党的专权，从而导致矛盾的集聚和爆发。邢广程的《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1998年），分析了十月革命以后的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问题，以及苏共中央采取的对策。孟迎辉的《政治信仰与苏联巨变》（2005年）分析了苏联在政治信仰教育上出现的巩固—扭曲—危机—崩溃的过程。曹长盛等《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2004年），马龙闪的《苏联巨变的文化透视》（2005年），分析了意识形态建设上的经验和教训，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刘书林等编写的《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2009年），沈志华等编写的《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993年）等，对苏联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所涉及。

开展了对苏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题研究。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理论界仅局限于对苏联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情况的介绍。介绍了苏联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具体措施，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介绍了苏联高校四门思想政治教育主干课程（苏共党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和思政课教师的培训情况。苏联解体以后，思想理论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于对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得失的评价上。有学者认为，在改革中，苏共中央尽管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却用否定党对学校“阶级要求”的“合作教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也有学者指出，苏联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等，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但其同时存在着很多弊端。主要表现在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缺少现实针对性；大学生在政治高压之下，出现人格分裂等，结果导致大学生厌弃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对社会主义前途迷茫，理想信念崩溃，甚至怀疑和敌视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向往西方自由主义生活方式。

在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方面，陈立思在《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1999年）中指出，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在教育过程中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特别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苏共和苏联国内的现实，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赵康太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2006年）中，分析了苏联、东欧、越南、朝鲜、古巴等乃至西方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展开综合性比较、分析和研究。范国瑞等编撰的《教育政策国际比较》（2009年），也用一定篇幅分析了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和个性，取得的成就和失败的教训。

（二）俄罗斯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反思

自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者对苏联哲学及其教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他们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出了问题。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和传统之所以受到破坏，是由于各种内外力量通过一定的手段、技巧及其苏联意识形态专家们所起的反作用造成的。雷日科夫也认为，在改革中，由于公开性和“意见多元化”，一批“60年代人”控制了宣传领域，他们不是用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攻击苏共，消灭这个社会。

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苏联解体导致大批学者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其中以伊奥泽尔曼的反思最具典型性。他认为，苏联人把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来理解和解释，造成其成为孤立的学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像斯大林时期吹捧的那样已经达到了顶峰，而是处于初创的不成熟阶段。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被公共理论课教师吹捧为拥有绝对真理的思想家，造成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庸俗化。谢苗诺夫则认为，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是丧失了鲜活内容的适应极权专制需要的僵死的公式，但要想摆脱它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更不可思议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有目的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歪曲社会主义实践的学者中，竟然是以往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苏联哲学对改革的影响。弗罗洛夫认为，苏联哲学对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粗鄙的、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早已经被许多人所否定，现在宣传的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哲学。正是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人道主义，并把它作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形成了新思维。而斯焦宾则认为，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以及具体实践具有复杂的关系，苏联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所以不应该把斯大林主义对人的压制和苏联解体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总体上对苏联意识形态的评价经历了从完全否定到比较理性的过程。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风潮中，对斯大林的评价仍然毁誉参半。2004年，俄罗斯重新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教科研参考书，可以见得俄罗斯人对苏联意识形态建设越来越正视，评价也越来越走向理性和开放。

（三）西方学者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

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意识形态持极端的批判态度。为了解苏联，欧美学者在对苏联的研究中产生了“苏联学”，斯大林本人及其时代是他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但由于这些学者的反共产主义本质，其评价也带有过多的主观性。20世纪40—50年代，他们提出斯大林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集权主义”。也有学者认为，由于苏联当局对民众传输的都是虚假意识，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总体上是失败的。在苏联，人们入党不是出于信念，而是成为获得权利、地位和特权的必由之路；大学生被灌输了党史、哲学和列宁著作，但并没有精通这方面的基本原理，民众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最终导致了宣传系统的失灵，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教育控制的恶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意识形态也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在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发表《极权主义国家》，接着波洛克发表《国家资本主义》论文，成为学界评判苏联意识形态的方向标。霍克海默侧重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苏联极权主义国家的起源与意义进行了追溯，而波洛克则偏向于从经济体制上进行分析，把苏联和纳粹德国混为一谈，当作极权主义国家的两个典型来加以总体性批判。他们基本抹杀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夸大了苏联政治的消极特征。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各抒己见，立场尖锐，成果丰硕，为本项目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层面入手，开展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还鲜有见到。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苏联结合自身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有哪些经验和失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得失对苏联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了哪些影响？总结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对进一步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哪些启示意义等，都是本研究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