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亦称自由经济或交换经济，它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又可以按强调自由思潮和重视国家与政府干预划分为两大类。下面就按这两大类分别加以介绍。

一 强调自由思潮的经济学流派

（一）古典经济学派（斯密、李嘉图、穆勒、萨伊）

17世纪的科学革命抹去了笼罩在经济生活中的宗教光环，使理性的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日益强大又使它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经济，于是自由放任思潮便急剧地膨胀起来，人们迫切希望对经济界这种五光十色的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市场经济学的出现便应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其代表人物有被称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及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 B. Say），其代表作分别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和《政治经济学概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李嘉图（D. Ricardo）、穆勒（J. S. Mill）等人。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重商主义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同极权主义向民主政治的过渡相伴而生的，而这种过程至今仍没有终结。

斯密要求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其最好形式就是市场。他详细阐述了市场的规律及市场与自由贸易的关系，认为自由贸易开辟了市场，同时提供了进行加工制造的条件。他认为，资本家的剩余产品是促进专业化和便于进入更广大的市场所必需的，而更广大的市场则又是推销扩大的产量所必需的。

斯密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提倡经济的自由放任，鼓吹自由竞争，政府只应当起“守夜人”的作用，即保卫社会、保护个人，建设一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他认为，经济生活受永恒的经济规律支配，国家干预只会破坏这些规律，从而妨害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给社会的发展造成障碍。他认为自由放任可以富国强民，因为人的每个行为都是从本性出发的。他竭力呼吁把商人和雇主们的利己主义作用从阻碍重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宰商、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剌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别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斯密认为，一般的人不必去追求什么公共利益，也不必知道自己对公共利益有什么贡献，他只关心自己的安康和福利；这样他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去促进原本不是他要促进的利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个人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往往要比他自觉追求社会利益时更为有效。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此评论说：“斯密在当今之所以极为重要，还在于他的 ‘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这是斯密最伟大的成就。”

斯密的学说系统性强、涵盖面广，包括了分工交换和货币理论、价值理论（使用价值、价值、劳动创造价值、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等）、分配理论（工资、利润、地租）和资金再生产理论等，从而开创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学的先河，并长期占据学术界的统治地位。马克思（Karl Marx）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今天，“自由贸易”（Freihandel）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两词常被混用，其实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前者并不完全排除对某些生产和消费的干预。

斯密的学说得到了他的后继者萨伊的发展和补充。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他认为在市场交换中，货币只起瞬间的中介作用，卖者卖出商品得到货币后马上又会购买商品，所以买者和卖者、供给人和需求人是同一人。因而经济中的生产活动总是能够创造出足够的需求吸收全部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总会趋于均衡。同时，只要工人的实际工资不超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工人就不会失业，因此市场还能够保证充分就业。这个宣扬市场可以自动调节总量均衡的理论曾长期统治西方经济学家的头脑，直到资本主义各国出现百万失业大军时才退出经济学界，后来又被“供给学派”祭起使用。

（二）新古典经济学派（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

19世纪70年代，随着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结束和新古典时代的开启，市场经济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法国经济学家、洛桑学派和数理学派创始人瓦尔拉斯（M. E. L. Walras）和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A. Marshall），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纯粹经济学要义》和《经济学原理》。

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市场，即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是指由小企业进行自由竞争的市场，完全垄断市场是指由一个单独企业控制的市场，垄断竞争市场是指由若干垄断企业进行竞争的市场。该学派赞赏完全竞争市场，反对垄断。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特别是马歇尔的理论，主要包括均衡价格论（需求、供给和局部均衡价格分析）、生产和消费优选行为理论、市场理论和分配理论（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边际理论”。正是通过这一理论他们在价格机制和分配机制方面大大发展了市场经济学，因此也被称为“边际革命”，新古典学派也常被称为“边际学派”。

所谓“边际革命”主要是指他们提出的“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等理论。

“效用”是商品的一种特性，是指个人从消费某种商品中所得到的满足。从消费一定量某种商品中所得到的总满足程度是总效用，而消费量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满足程度则叫边际效用。经济学家们发现某一商品的边际效用随其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将这一发现用在需求价格和消费上便能明白，消费者对某商品愿意付出的价格就以该商品的边际效用为标准。如果边际效用大，消费者愿付出较高的价格，即某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它的边际效用，而不是它的用处。

“边际生产力”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加一单位某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数量。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利息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如资本不变，企业雇用的最后那个工人所增加的产量便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它决定了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如果工资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企业就应减少工人；如果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企业就应增加工人；如劳动不变，企业使用的最后那个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量便是资本边际生产力，它决定了利息率。如果利息率高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企业便应减少使用资本；如果利息率低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企业便应增加使用资本。

“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成本，“边际收益”则是指企业每增加销售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如果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则表明企业获得了利润的最大值。与边际理论有关的还有均衡理论、生产要素理论、等待报酬理论和正常利润理论等。

在评论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时，英国经济学家罗尔（Eric Roll）指出：“古典主义强调生产、供给和成本；现代学说关心的主要是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效用概念的引入实现了这种重点的转移，从那时起它便几乎以无上的权威统治着学术思想。”

（三）伦敦学派（哈耶克）

伦敦学派的代表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他是继斯密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哲学家之一。他为理解经济的基本要素创立了新的基础，例如将自发秩序视为市场经济的本质。

伦敦学派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化，主张个人自由、私人企业制度、自由市场制度、最少政府干预、最大化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完全不干涉主义，因此也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该学派强调信息分散、消费主权、中性货币（即流通中间的货币数量仅影响经济中的价格水平，而不影响实际总产出水平）、中性利率（即由储蓄和借贷需求双方共同确定的利率，货币政策要么在利率控制上有效，要么在稳定物价上有效，两者不能兼顾）和经济周期论。

（四）现代货币主义（弗里德曼）

现代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该学派是从批评凯恩斯（J. M. Keynes）学说和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中产生的，可以算作是取消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分野的数量理论的现代版本。

货币主义继承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及和谐的思想。与简单的数量理论相反，新数量理论认为，货币的周转速度取决于货币需求行为，但货币需求和货币周转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影响利息。

货币主义重视货币量的调控，认为调控货币量就可以影响名义收入，但有一个时滞，一般是6～9个月，而货币增长的变化同通货膨胀之间的时滞平均为12～18个月。它强调真正有意义的是实际货币量而不是名义货币量。实际货币量是由名义货币供应量与实际货币需求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它最终是由需求来决定的。

货币主义坚持中央银行不能直接调控货币量，因为货币量还要依赖于商业银行和消费者的行为。而一次性提高货币量的增长速度对生产和就业只能产生暂时的实际效应。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货币量较高的增长率只会提高通货膨胀率，因此降低货币增长率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

货币主义认为，中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没有很大影响，而货币政策只能产生暂时的实际效果。

稳定物价是首要的目标，因为它是市场经济适应过程有效运行的前提。国家职能主要在于制定并维持秩序。在有外部影响时可以采取国家干预，但必须因地制宜地权衡利弊。

在国家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法来加以调整：动用黄金和外汇储备，调整国内价格，调整汇率，直接控制与外汇交易有关的交易。

货币主义主张采用浮动汇率，因为它能实现两个重要目标，即自由的多边国际贸易和各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实现国内稳定经济目标的自由。

（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和巴罗）

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视为货币主义的现代形式，即所谓的第二货币主义；但也有人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货币主义之间的差别比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差别还要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萨金特（T. Sargent）、华莱士（N. Wallace）和巴罗（R. J. Barro）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如下。

1．完全的价格弹性

这种假设的结论就是价格具有完全的弹性，它是使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的关键。市场参与者始终处于供求关系的作用之下，即在均衡价格的条件下进行交换，以错误的价格（非市场清空的价格）达成交易是不可能的，偏离实际市场价格以及均衡价格的局面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该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均衡，暂时能打破，但不能根本改变，政府应加以适应。

2．自然的低就业

对于劳动市场来说，市场清空假设的特点就是“自然的低就业”这一理念。因此，劳动市场只有一个失业率的高低问题，且是同通货膨胀率相容的。由此描述的失业是完全受供给制约的，因而不存在真正的非自愿失业，也并非市场失灵的结果。

3．理性预期

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体以有效的形式使用全部拥有的信息，以构成对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期，这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弱势形式的出发点。而在所谓的理性预期强势形式里，这些信息还包括了相关的经济模式及其结构，以及所有关于参数及内部和外部滞后变量的知识。

4．不完全的信息

该理论认为，由于既不能对国家货币政策，又不能对国家财政政策做到始终如一的正确认识，信息就只能是不完全的。

5．中性品格

该理论表明，本来想对景气周期系统施加影响的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根本不能发挥作用，所以偏离生产和就业“自然”水平这一现象是同国家经济政策措施完全无关的。

（六）供给学派（拉弗、费尔德斯坦、吉尔德）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与强调需求重要性的凯恩斯学说明显对立。供给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拉弗（A. Laffer）、费尔德斯坦（M. S. Feldstein）和吉尔德（G. Gilder）。

供给学派主张的措施有：第一，降低税率（特别是与生产相关的税率），减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生产，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尽管税率降低了，但是经济的高增长还是会促进税收收入的增加（拉弗曲线）。第二，削减政府支出，限制国家的干预，扩大私人和市场参与者活动的空间。第三，主张低水平的预算均衡，该学派认为国家借贷同样会抑制私人对资本市场的贷款需求。第四，放松监管，减轻供给方的负担，刺激市场参与者。第五，认为收入的不平均分配是社会整体富裕程度提高的前提。第六，扩大供给会暂时出现供应过量，但可以给价格形成压力。

供给学派的理论对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经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并使之成为“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也成为当今许多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七）新制度经济学（科斯）

美国曾经出现过制度经济学，但没有形成多大影响。因此科斯（R. H. Coase）提出的制度经济学便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制度的形成、功能和转变以及制度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个体的自由受到发展和社会的限制。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来减少人们互动间的不确定性，隐含着社会的制裁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使创新者获得新的利益。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有四个，即成本、收益、获得信息的成本和排斥局外企业的成本；制度创新可以在以下三级水平上进行，即个人、集体和政府。

新制度经济学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就并以其为基础。因此，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基本理论得以保留，并努力推动以技术为导向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继续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明确考虑到经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认为交易成本包括购买生产要素、支付雇佣要素、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影响交易成本的首要因素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新制度经济学重视产权的研究，认为产权应包括私有产权、公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不同的产权结构表现为不同的企业制度。

（八）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塔洛克）

公共选择学派是新政治经济学，它研究的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因而处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跨学科领域，是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过程，从市场过程的特点理解政治过程，研究理性行为和均衡的经济范例在政治行为范围内的系统应用。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和塔洛克（G. Tullock）。

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个突出观点是，政治家出于个人的考虑，特别是连任的考虑，在选举前会放松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以降低失业率。如连任成功，则要采取紧缩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从而导致失业与通胀周期性交替出现。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生产者的利益高于消费者的利益，所以国家不仅容忍无数的竞争限制，而且人为地颁发许可证使其存在；同外部人员相比，内部人员首先应受到保护，例如面临国外竞争的国内生产厂商。该学派主张实施不可逾越的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如能获得国家取货担保，最低价格对生产商有利，首先适用于农业；最高价格会引起货物短缺并由此导致非价格理性，但有利于有条件行动的消费者。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支出表现在，许多不具有公共商品特征的商品由国家提供，并由国家用税收手段加以补贴。该学派认为，这样做除了有利于国家机构外，还可以通过税收资助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这对多数人有利，因为在一般的收入分配中，工资的平均值要明显地高于人口的中位数，这样就有超过半数的选民能从收入再分配中受益。

二 重视国家与政府干预的学派

（一）凯恩斯主义（凯恩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残酷剥削、两极分化、经济垄断日益显示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弊端。严酷的事实说明，市场运行已不能自动实现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均衡。萨伊定律已无法自圆其说，于是西方经济学家惊呼“市场失灵”。1929～1932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正是这种矛盾空前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生存，经济学家们只能求助于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控，这就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和凯恩斯学说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背景。这对一向信守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否定，因此才有“新政”和“凯恩斯革命”之说。

1933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为了消除经济危机，他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其特点如下。

政府坚持由国家来调整工业，1933年6月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各行业的工业企业要制定全行业遵守的公平经营规章，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销售范围、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等。凡遵守规定的企业，经批准可以悬挂蓝鹰标记。

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投资，让大批公共建设工程上马，以创造就业岗位，提高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发展。

政府重视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罗斯福在就职的第二天就下令全国银行休业四天，经营不善者即被勒令清盘，经营良好者颁发执照重新开业。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存款人的存款进行担保，以提高银行的信用，加速货币的回笼和流通。政府要求并保障雇员和雇主组织起来，再通过这些组织进行宏观调控。政府坚持由双方进行谈判，签“集体合同”，确定雇员的最高工作时数和最低工资水平。

政府提供补贴，让农民休耕大片土地并屠宰大批牲畜来解决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问题。

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做法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生产开始回升，劳资矛盾缓解，人民生活提高，较快地走出了危机。

凯恩斯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名著，提出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学说，尤其在市场不均衡、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用总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指能给经营者带来利润最大值的社会总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危机和失业。

凯恩斯提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受资本资产未来收益预期制约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货币的“流动偏好”这三大规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及货币量的作用，社会的有效需求便会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从而形成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其中“消费倾向”决定消费需求，“收益预期”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和货币量决定利息率，而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又决定投资需求。因此只有人为地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才能消灭“非自愿失业”，达到充分就业。

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储蓄支配投资”的观点，强调“投资支配储蓄”。他不认为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可以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而是认为储蓄与投资只能通过总收入的变化来达到平衡。他认为，总收入等于消费和储蓄的总和，总支出等于消费和投资的总和，总收入恒等于总支出。

根据上述判断，凯恩斯认为应改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主张“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要“指导消费倾向”，要运用“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

所谓“宏观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来实施经济干预，“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化倾向”。

所谓“宏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对货币供应的控制来促进总需求的增加。按照凯恩斯的看法，在国家干预经济总需求的手段中，财政政策要重于货币政策。

凯恩斯主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提出的，这为各资本主义大国利用国家干预这一手段将国民经济绑在战车上提供了重要的武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的增多，更为凯恩斯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最终使其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经济学。

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连续遭到战后经济危机的袭击，尤其是前所未有的“滞胀”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产生怀疑，于是各种新的流派迭出。凯恩斯主义也形成三大分支，一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二是英国的“新剑桥学派”，三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此外，新自由主义学派（尤其是现代货币主义）熊彼特（J. A. Schumpeter）思想、瑞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纷纷登场。尽管某一学派在某一国度或某一地区占有上风，但从全局看，仍然是新古典综合派占据统治地位。

（二）新古典综合派（汉森、希克斯、萨缪尔森、托宾、帕廷金、克洛沃）

“新古典综合派”是对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持这种经济学思想的学者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也称“凯恩斯右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汉森（A. H. Hansen）、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托宾（J. Tobin）、帕廷金（D. Patinkin）、克 洛 沃（R. W. Clower）和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S. J. R. Hicks）等人。他们的基本论点如下。

第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混合经济”，即“市场机制+国家干预”。

第二，主张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来解决多种矛盾，从而达到多种政策目的，根据经济中出现的繁荣、萧条、危机和复苏相应采取紧缩和扩张政策，或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或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此外，还应采取正确的利率政策来控制信贷，采用外贸、外汇管理政策来鼓励进口，限制出口；采用正确的就业政策或服务市场政策增加就业机会；采用正确的工资政策，如实行工资-物价指导线，用税收控制工资的增长，硬性冻结工资与物价等。

第三，坚持认为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低于4%）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如果某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小于该年的潜在国民生产总值，便应通过赤字财政与货币政策人为地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

新古典综合派扬弃了不少凯恩斯的论点，在不少方面又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这也算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但该学派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面却同凯恩斯主义一脉相承，而且其实际效果也是显著的。这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国家利用自己的手段保证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外贸均衡、环保、福利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增加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增加军备和国防经费，扩大市场的需求，推动经济的增长；增加教育、卫生和科研的经费，使经济拥有扎实的科学基础和合格的劳动力；提高福利保障，提高雇员的劳动积极性，缓解劳资之间的矛盾；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化，减少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缓解经济危机；国家对新兴经济部门和基础设施增加投资，为经济的整体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国家运用立法、行政、信贷、担保、补贴等手段来保护企业的利益，开发和扩大海外市场。

（三）新剑桥学派（罗宾逊、卡尔多）

“新剑桥学派”又称“凯恩斯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卡尔多（N. Kaldo）等人。他们的基本理论如下。

第一，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在分配、就业、物价、均衡及投资与储蓄关系等理论上背离了凯恩斯学说，而重新祭起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某些学说。

第二，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很差，“滞胀”正是由“市场操纵”引起的：初级部门（食品、燃料和基本原料）的生产同第二级部门（制造业部门）生产之间比例失调，而市场却无法调节价格，因为价格受成本制约被企业操纵产生通货膨胀，国家又采取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这就迫使企业减少劳动力需求，使低收入家庭更加贫困，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和失业并存，出现“滞胀”。

第三，指出资本主义存在持续的社会利益冲突，其痼疾反映在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上。这是因为在一定收入水平上工资和利润呈反方向运动，而工资又是由实际工资（指真实能买到多少东西的购买力）和货币工资（指名义上给了你多少钱）组成，前者主要取决于利润率，后者则主要取决于历史和劳资议价力量对比这些外生条件。其结论是，分配不取决于边际生产力，而是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关系，取决于资本所有者取走利润的多少。正是这种持续的社会利益冲突加剧了市场的不均衡。

第四，坚持国家干预，特别要求国家实行收入均等化政策，如合理的税收制度，给低收入者补贴，提高失业者文化技术水平，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降低军费，增加民用服务的投资，限制进口，增加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政府购买公司股份等。

（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曼昆、罗默）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称新凯恩斯主义，是指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派，也称“凯恩斯中派”，其代表人物是曼昆（N. Gregory Mankiw）和罗默（David Romer）。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学派的传统。不同的是，早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是用工人对名义工资的幻想来解释工资刚性现象，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工资和价格刚性进行微观经济层面的论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指出，为何在个体合理化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刚性问题。从原则上讲，只有在不完全市场，企业可以确定价格时，这种问题才可能出现。因此最符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的市场形式是垄断市场或者垄断竞争控制的市场。在微观经济层面，个体理性行动时也会产生价格刚性，如菜单成本、协调失灵和迟滞现象（指解决失业问题的迟滞）便可能是引发这种现象的原因。

所谓菜单成本（Menu Costs）理论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概念。狭义上它是指一个企业在发生价格变动时支付的成本，例如一个饭馆因重新印刷菜单新增的费用；广义上则是指在发生价格变动时增加的组织和信息费用，例如印刷、发送价目表的费用以及消费者的不满等。

交错调整价格和工资论，也称工资滞后论（Lohn Lag），是指工资的调整总是在价格调整之后，而不是在其前。这使雇主获利，雇员受损。

（五）熊彼特经济思想（熊彼特）

熊彼特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被称为“90年代的经济学家”, 影响深远。他强调创新的重大意义，突出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的贡献，并用这一因素来解释经济景气波动的现象，从而开启了创新理论的先河。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但却否定马克思的观点。

新熊彼特假设由熊彼特的有关理论发展而来，该理论认为在绝对企业规模（即所谓的新熊彼特假设Ⅰ）或相对企业规模（即所谓的新熊彼特假设Ⅱ）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关系。

新熊彼特假设Ⅰ认为，研发的效率随着企业绝对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因为大企业拥有必要的财源进行充满风险的革新。此外，大企业也可以同时进行几个研发项目，从而降低了风险。研发设备也可以得到更好地利用，这样一来就能在革新性生产中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和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

新熊彼特假设Ⅱ认为，革新活动与企业的相对规模有关。因此，企业必须事前拥有市场实力并且有望在限定的时间内获得创新盈利，占据垄断地位，从而为研发投资积累必要的资金，以免第三方迅速进入市场。

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表明，建立在新熊彼特假设Ⅰ和新熊彼特假设Ⅱ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与绝对和相对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普遍因果联系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工业的特性如生产技术、产品被授予专利的可能性和市场增长的差别有更高的说明价值。它决定一个行业的发展进程，而行业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决定了绝对和相对企业规模及技术进步。

（六）瑞典学派（维克塞尔、林德贝克）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它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60～70年代受到世界的关注。其代表人物是维克塞尔（J. G. K. Wicksell）和林德贝克（A. Lindbeck）。该学派的主要经济学说包括“一般均衡和总量理论”、“动态的过程分析”、“预期理论”、“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和“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六个方面。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最后两个学说，因为它不同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却是瑞典福利国家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该学派认为，他们提出的动态过程分析对“中央计划经济”可能特别适用，资源配置也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措施来调节，使企业接受中央计划的指导。而林德贝克设计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则更为引人注意，因为他坚持，这种体制应由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混合组成。

林德贝克所主张的“国有化”是指主要部门的国有化，瑞典的公共事业基本上都是国有制。与此相比，他提出的“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则具有丰富得多的内涵。

所谓“福利国家”具有三大特点，即收入再分配、扩大集体服务设施和集体服务、政府稳定经济。收入再分配是用来抑制贫富两极分化的措施。维克塞尔认为：“与一切都让自由竞争任意起作用时相比，一个富人同一个穷人之间的交换，如果按社会规定的适当的价格进行，那就可能导致对双方都要大得多的效用——从而对整个社会有大得多的总效用。”他主张由社会或由工会来规定最低工资或最大限度的工作日。扩大集体服务设施和集体服务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要把尽可能最大的幸福扩大给所有的人”和林德贝克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的思想。

在瑞典学派学者的眼中市场经济应重视企业一级的分权化，改进竞争，反对垄断。这就是说，可以把集中的权力分散到每个企业，这样既利于政治的分权和民主，也利于经济的运作，“而要使得分权化在复杂的工业体系中成为可能，那就必须较大程度地依赖市场”。

瑞典学派很重视分散的企业决策体系同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的结合。国家决策机构不限于各级政府，还包括代表各种政治、经济、行业利益的利益集团，例如工会联合会、雇主协会以及工业联合会、批发商和进口商联合会等。

瑞典学派强调宏观调控，认为政府首先要编制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设立经济计划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此外，该学派重视从税收（调整税率）、金融、财政（信贷、私人和公共投资比重）和福利（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包括医疗保险、养老金、失业救济）等方面来进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