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研究社会主义改革，毫无疑问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开始。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他指出了两层含义：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必须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国情与理论相结合，走出自己特色的道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高级，它必须通过改革逐步使自己发展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当时为社会主义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可能给出具体的规划，而是需要从实际出发。就像恩格斯所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都在不停地变化和改革。以资本主义为例，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放任到凯恩斯主义的出台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调整，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不断地改革和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提供了指导，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发展，对比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是，列宁在一定程度上领导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革使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多的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守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做出的原则性构想，同时，他又特别注重从当时俄国的实际出发。列宁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因此，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和俄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俄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研究和探索的最终目的，这促使他领导俄国不断地推进改革。因为他知道：“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我们不敢说我们准确地知道道路怎样走。但是我们必然会确定不移地走向共产主义。”

3．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他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起步的话，毛泽东时代的探索则为改革的起步积累了前期的经验和教训。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既有理论上的成功，也有实践上的失误，这些无疑都为后来的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创立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因为没有开展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过阐释。在他们之后，列宁和斯大林虽然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但都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毛泽东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初，就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他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他的这种判断，无疑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带领中国在体制改革上做出了开创性探索，成为今天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序幕。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开始，中国的改革开始摆脱苏联模式，他提出了中国的改革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提出，到工商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不懈的艰辛探索，虽也有失误，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都为中国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创者，引领中国走上了发展进步的道路。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必须在改革中发展。他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就是要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的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重要关头，提出了中国社会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就是改革必须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的目的也必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的发展。因为这种改革，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改革的思想为关于改革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视域下改革的研究，对上述思想哪怕是有一点进步就足够了。

二 国内外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研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学术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开展的研究比较多，但取得突破的相对较少。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内涵的界定。刘炯忠、叶险明从经济学、哲学的视角进行了研究探索，从经济学视角看，“生产力主要是解决生产过程中人和物两大要素的构成及其关系，以及各个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哲学视角看，是以经济的生产力为基础，着重研讨其规律及它与社会历史发展程度的结合，即从特殊上升到一般的理论”。关于生产力的要素问题，张浩等人通过对生产力发展史的考察，提出“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补充、发展的”。

第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方面。周兆勤指出：“科学是千百年来人类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知识成果；技术是人类在改造客观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手段和活动。”学术界也基本已经形成共识，科学技术已成为生产力中的独立要素。而杨民刚、颜世坤认为：“生产力要素是生产力的物质载体，而生产力则是其诸要素的外在表现。”马克思更多强调的是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王孝哲提出：“生产力作为一种集体合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一定生产组织中生产力诸要素的结合形式，从整体上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徐士兵提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不能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理解为生产力与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不能简单地从生产力是否发达、先进来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研究一个国家、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既要研究生产力发展状况，也要研究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生产力向前发展了，而是生产关系变得“落后”了。

第四，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改革。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世荣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是过去的改革只注意企业生产关系方面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忽视了企业生产力方面的进步，应坚持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配套综合治理相结合。”杨胡列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广泛地受着世界性因素的影响，要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出发，努力探讨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新特点。”

第五，国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研究。牛津大学教授G. A．科亨在1978年提出，功能解释对他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并运用功能解释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做了精细的说明。他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为什么某种生产关系而不是其他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它们促进生产力；进而在上述两者的基础上他得出第三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生产关系的性质。”埃尔斯特（Elster）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重构的关键是表明在一般理论与历史的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真实的冲突，并尝试对这种冲突给出最合理的解释，重构的依据是埃尔斯特所选择的方法论立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国内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研究多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本身的探索上，对如何应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释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相对较少，即使是有，也只是在与生产力看起来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等方面。因此，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为基础探索中国的改革是研究视角的一个创新。

三 国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

1．国内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

第一，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历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具有客观必然性。

第二，国内研究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历史性突破还进行了解构、比较分析研究。周新城指出：“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机制需要各自坚持自身本质特征，在具体实现形式方面及时调整，以相互适应对方的需要，从而形成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廖心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新的历史突破，主要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

第三，学者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涉及面广、成果丰厚，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基础。国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变革研究的历史突破集中于以下几大方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认识飞跃和历史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有企业改革等。只是从一般论述中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结合，缺少深入细致的文本研究和比较性研究，无法突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缺乏从经济学、政治学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内在要求，深度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点。

第四，很多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将其对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经济运行体制问题等核心概念的认识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石仲泉指出：“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推进到了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创新，是一次巨大变革，产生了一个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形态的新的社会主义观。”高放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贡献”。

2．国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研究时经历了从一般意义上的介绍逐渐转向广泛深入探讨、评述的过程。研究成果大多结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整体性研究。

国外研究者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整体进行研究，并结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俄罗斯学者杰柳辛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多种成分的原则，也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领域的一个创造性突破。”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者麦克法夸尔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再次尝试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组织形式，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力量，特别是在统筹和分配转向了市场体制。”

美国学者奥弗霍尔特认为：“邓小平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得到了包括多个群体的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美国学者戴维·W．张赞扬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经济手段”，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提供了便利，一方面能把重点放在生产的发展和效率上；另一方面又能从实践中寻找新的真理和理论。科斯、萨缪尔逊等经济学家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私有制相结合，也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认为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进行否定。科斯指出：“邓小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建设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术界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可以说抓住了所有制改革这个问题，并同时沿着所有制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结构两条主线推进所有制改革的进程。生产力说从生产关系应该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一基本原理出发，说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应该多元化，这是支撑8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主要理论。按照生产力说所推出的结论是，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应当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不能更进一步说明经济体制改革和前三十年的一致性。我们希望继续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解决改革前后三十年的一致性问题。

四 关于农村改革的研究

1．农村改革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研究

邓敏军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陈立峰认为，根据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生产关系发展阶段。中国农业总体上处于封建农业技术水平，只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最优选择。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推行并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其适应了现阶段我国农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即农业耕种技术的科技含量较低，对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不高，生产工具比较简单，生产所需资金也较少。粗浅的农业知识与技能、简单的生产工具、少量的资金，再加上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就基本具备了农业生产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赋予农户对等的收益权，即以家庭为单位赋予农民最终的剩余索取权，就可以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现在我国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发展农业生产、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农业收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赵学清认为，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基础状况决定了农村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即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农村的生产力基础。相对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并在经济生活中顽强地表现出来。这种表现集中地反映在作为生产力人格化代表的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没有积极性，生产力发展缓慢。

2．关于家庭承包制改革的研究

学界对家庭承包制改革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家庭承包制改革给农村改革与发展带来了贡献和积极影响；另一种是认为它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带来了诸多问题。我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是适应我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做出的正确决策，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第一，关于家庭承包制改革的贡献和问题的研究。徐国祥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与现阶段农村农业发展存在着地块分割过碎与农业机械难操作的矛盾、动力的流动与人均占地不均的矛盾等，因此需要尽快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生产经营方式。”汪守军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有浓厚的历史阶级性、试验性和过渡性特征，因而与当前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因而需要进行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家庭承包责任体制的改革。”孙家坤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功绩主要体现在两点上，它的确立不仅是在思想层面促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还为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关于家庭承包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林毅夫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家庭承包制改革制度变迁，提出：“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产生是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家庭承包责任制度通过激励机制的创新和监督制度的完善使得农民获得了原有制度无法提供的额外利润。”兰虹和冯涛从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视角对家庭承包制作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是我国封建历史时期土地产权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作用的结果，而这种路径依赖作用将会继续使农村土地制度朝着强化农民现有土地长期使用权并保证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方向发展。”陈爱娟和方浩也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家庭承包制改革制度变迁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他们还从国家与农民两个经济利益行为主体博弈的角度探讨了家庭承包制改革的制度局限性，即家庭承包制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妥协，因而导致权利的不完全性、土地流转的低效益性与农民收益的非规模性等。

3．国外关于我国农村改革的研究

对于我国的农村改革，国外学者们的研究并不像我们这样深入和具体。马尔科姆·吉利斯和德怀特·H．帕金斯等发展经济学家，很重视农村土地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农村土地制度规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环境，尤其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努力必须据以发挥作用的环境。米切尔·卡特、米切尔·罗格和格中·费达等人认为土地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分配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J. B．巴雷尔在《中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指出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为了获得既有制度下无法获得的外部利润。实行包产到户是为了将劳动与实绩挂钩，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何·皮特通过对我国北方草原产权问题的研究，回答了“谁是中国的土地所有者”这一问题。他们并没有从生产力的视角加以深入分析。

上述研究成果是国外学者们对中国农民与农村改革发展、制度变迁等有关问题进行的富有成效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多数研究都是侧重某一领域，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有对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成效和贡献的研究，有对其问题和不利影响的研究；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研究是研究热点，也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县乡财政等带来的负面作用；有对农村综合改革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专门针对农村综合改革各项具体内容，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改革方法。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有宏观研究、中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有从理论上对农村改革的前进和道路进行探讨的规范研究，也有具体针对某个乡村开展的实证研究；有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改革的某一方面的思考，也有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进行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总体而言，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深入研究农村改革的比较少，这就为本书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五 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

1．国企改革与生产力、生产关系运动研究

袁康认为：“首先，发展生产力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原因。在实行改革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种从主观偏好出发的制度选择，最终的结果不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决定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的根本原因。最后，国有企业改革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效果。”袁恩桢认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有企业应该建立起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引领作用，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提供先进范例。”齐虹认为，“生产力推动着生产关系的改革，生产关系的每一次改革都会或多或少地释放生产力，但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积极效用就会出现递减甚至开始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继而再次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入改革。”

2．国企改革的阶段和路径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改革主要在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外环境，而从第四阶段开始，改革开始涉及国有企业自身的制度和性质问题。如，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的最初十几年主要针对的是非国有部门，自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后，改革进入了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开始对国有经济进行攻坚。周放生认为前期的改革基本解决了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市场化问题。后期的改革是在解决国有企业制度体制市场化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后再对企业制度体系进行改革。但孙继军却认为前三阶段的改革措施非但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产生了新问题。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入第四阶段后，国有企业改革才有了明确的方向。

3．国外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

梅金森（Megginson）和内特（Netter）回顾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绩效。梅金森、内特和迪亚科夫（Djankov）、墨雷尔（Murrel）注重研究不同产权改革方式对绩效的不同影响。迪亚科夫、墨雷尔尤其强调了改革后公司产权结构对改革绩效的决定性影响。他们对改革后不同产权结构的企业绩效作了一个排序：外部大股东控股的企业效率最高，尤其是在由国外投资人参股的情况下；原内部经理人控股的企业次之，但已经较差；政府仍然控股的企业绩效更差，尤其是扣除垄断因素后；由企业内部职工较为平均持股的企业效率最低。

博德曼（Boardman）与瓦伊宁（Vining）通过对大量企业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竞争性行业中，民营企业仍然要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德温特（Dewenter）与马拉特斯塔（Malatesta）应用多国别、多年度、跨行业的大样本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远低于民营企业。实际上，在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背景下，竞争的效果可以强大到使国有企业在不改变为私有产权的条件下，被迫对使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压力做出反应。在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领域，私有化的合理性就弱多了，即使这样，安德雷（Andrei）、施雷夫（Shleifer）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政府所有也不是合适的解决方法。斯蒂格利茨（Stiglitz）认为产权明晰不一定产生效率，“缺乏明晰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一定会产生问题……缺乏私有产权关系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人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行私有化和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可以同样有效地完成其目标”。他认为：“产权结构影响政府干涉企业的难易度，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的运作，政府都可干预，可是政府干预私有企业的生产和决策时的成本相对来说要大得多，因此，私有产权比国有产权效率更高。”

学术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基本上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两者之间徘徊。单纯从西方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角度解释我国的国企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因应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但容易偏离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国企改革，却找不到真正的方向，在实践上又有一定的难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视角研究国企改革，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六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为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及应对自身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与发展成为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成为学术界一直关注和热衷研究的课题，广大高等教育学者们也对此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

1．国内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

1978年改革开始以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快轨道，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一，以改革开放30年为契机，涌现了一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如别敦荣、杨德广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那木罕编著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回顾与展望》，还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策划组编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30年系列研究《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专题研究》《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亲历者口述纪实》《改革开放30年中国高等教育重要文献分类汇编》等。学术界的专著和其他研究成果将改革开放的历史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结合研究，从历史的回顾开始，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高校的具体做法等进行了具体的探索。宏观来讲，研究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投资收费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评估制度建设、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国际交流合作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第二，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高等教育微观方面的很多内容引起了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的关注，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体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眭依凡强调：“大学是国家的科学脊梁、社会的道德良心、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和国家民族发展的希望”“大学的责任在于提供促进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科技、人才和文化支撑”, 认为大学应该回归育人为本的观念理性，秉承大学应有和独有的文化精神，坚持大学自由公平的学术理性。

史瑞杰在《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中讲到，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家及一些高校也采取措施扩大农村学生的招收比例，但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在高校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来自高等教育政策和招生制度上的不公平，“高考名额在各省市的不均衡分配，使得招生计划向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倾斜。”招生向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城市倾向度高的省倾斜，来自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边远地区及农村的学生比例自然会低，这就出现了同一所高校在不同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

“高校行政化是目前我国高校治理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被认为“是高校的一种严重行为失范，背离了大学精神和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很多研究者在探析根源时都会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高校行政化的影响，中国非常悠久的“政教合一”及“官本位”传统使得政府行政组织的等级制度在高校管理领域不断强化和泛化，导致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失衡。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浸透到骨子里的传统影响成了目前高校去行政化进程的最大阻力。

2．国外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

同国内一样，国外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方面，主要包括高等教育的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高等教育的模式以及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等方面。具体地说，英国高等教育改革最明显的特征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由控制模式向监督模式的转变，即政府逐渐放宽对高等教育的计划与控制，加强对大学的监督职能，促进大学的自我管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美国则是通过“奉行实用主义高教理念，积极为社会服务；政府积极作为，以立法形式资助高等教育；重视教育质量，狠抓质量工程建设；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举，贯通通识教育”, 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注重学术的绝对自由和追求“纯粹知识”的大学理念是德国高等教育的基石。德国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之高、学术工作之自由，虽然维系了学术的纯正，但缺乏竞争，存在保守僵化的缺陷。

国内外目前就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表现在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夸大高等教育自主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及改进评价机制等方面。学术界的研究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也总结了一些需要我们吸取的教训。但我们侧重研究的是在生产力发展视域下高校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应然性，具体地说就是要为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