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我们今天从三个层面理解人类与海洋的关系。首先，海洋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生命，供给人类渔盐之利、提供舟楫之平台；今天，人类在即将耗尽陆地资源之时，将目光投向了海洋，以为海洋能够提供人类永生的资源。这是人类贪婪的本性对海洋的“占有”关系。其次，人类的“心”有多大，海洋就有多大。海洋作为人类认知的客体，始终是随着人类的认知而产生不同的面相的。再次，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重新认识海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自然海洋对人类的意义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约70.8%为海洋所覆盖，陆地所占的面积不到30%。从太空来看，与其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是“地球”，还不如说它是个“水球”更为恰当。

生命的起源不仅是哲学与神学思考的问题，更是科学家们执着研究的课题。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普遍认为生命起源于海洋。45亿年前地球形成之后，海洋在41亿年至38亿年前孕育了最早的生命——原核生物。原始藻类的光合作用产生了氧气和二氧化碳，为生命的进一步进化准备了条件。海洋潮汐现象使得原先栖息在海洋中的生物被带往陆地，在陆地上生存下来的生命经受住严酷的考验，逐步得到发展。直到约20万年前，现代人类才出现。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生命与海洋之间的诸多关联得到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2012年6月，《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定位了人类生活在3亿年前的海洋中的直系祖先——一种名为棘鱼属的原始鱼类。这是目前人类进化历史中最早的成员。

海洋不仅是生命的摇篮，而且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形成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洋对全球气候的维持及气温的变化有着巨大的调节缓冲作用。由于海水的比热大于空气和陆地，所以海水的温度升降比空气要慢。沿海地区的气候受海洋影响，冬天不会很冷，夏天也不会太热。海洋对全球的水汽平衡也有很大影响。海水吸收热量蒸发为水蒸气，水蒸气在空中聚集，温度降低时冷凝成水，以雨、雪或霜等形式降落到陆地上或回到海洋中。可以说，海洋是风雨的故乡，江河的故乡。

海洋含有人类能够利用的丰富的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海洋能源。

在浅海平原，有大量的海底石油、天然气和煤层；在大洋底部，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随着21世纪各种类型矿物原料消耗的快速增长，海洋底部的矿产资源势必成为未来人类的重要原料来源。据推测，钴的海底推测资源数量是陆地推测数量的55.2倍，镍和钼也远远超出其陆地推测数量，可见海底矿产开发之前景。

据生物学家统计，海洋中约有20万种生物，其中许多海洋生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的总可捕量约为3亿吨，目前实际捕捞量约为1亿吨。除了渔业资源，海洋生物的药用价值和其他生物资源也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海洋更为人类提供了真正意义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能源。不同于海底储存的煤、石油、天然气等海底能源资源，海洋能源指的是蕴含在潮汐、波浪、海流、温度差、盐度差之中的动能、势能、热能、物理化学能等能源，是一种永不枯竭、没有污染的可再生能源。

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资源以外，辽阔的海域还是交通的通道、贸易的商路、国家防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事业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息息相关。

二 人文海洋对人类的意义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不仅指海上，而且包括相邻的陆地，现代又纳入其上的天空，形成一个立体空间的概念。人文意义的海洋，即人类以自然海洋为基点而产生的行为模式、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在此，海洋这一客观对象必然通过人类对其感知的程度而发生作用；在此过程中，并不以是否“滨海”或者以当代国际法所确定的海洋国土面积的多寡而定。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同区域的人民与国家在不同的年代对海洋的“感知”也是变化而非恒定的。

作为客体的海洋，与地球的生命一样古老又年轻，而人类对于海洋的认知却是晚近的事业。最初，海洋与其他的大自然一样，对于人类而言是神秘的、神圣的、破坏的力量，这是神话时代。与农耕、定居同时的应该是滨海人民的“牧海时代”，滨海人民认识到海洋的“渔盐之利”。随着人类制造工具能力的提高，滨海者开始赋予海洋以“舟楫之便”。此后，滨海人民与陆居人民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产生出了对海洋截然相反的认知。

当今，人类活动的海洋空间概念，有海洋区域和海洋国家。海洋区域，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的地区。海洋区域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一个定义未成熟的区域分析单元，海洋经济区、海洋文化区、海洋军事区等不同研究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但具有共同点，即一般都不把范围只限定在海上，而是将海中的岛屿、周边的海岸带陆地包括在内。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交会的地区，具有海陆双重属性，其陆地经济社会文化系于或关联于海洋的成分，归属于海洋，是海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洋区域的陆地边界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一般在进行综合分析时，会尽量考虑行政区划的因素。如当代美国海洋经济区域的陆地部分，指从海岸或五大湖延伸到陆地的滨海邮政区域及行政区划（县境）。此外，一个国家的海洋区域，并不局限于主权管辖之内的海岸地带、海岛、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还外延到其海洋活动所及的外海、海外国家和地区，形成内外互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网络。

与海洋区域相联系的是海洋国家的概念。一般而言，具有海洋区域和向海洋着力的政策与实践的国家，是海洋国家。岛国、群岛国可能是海洋国家，陆海兼具的沿海国家可能既是陆地国家又是海洋国家。是否成为海洋国家，要看这些国家是否以海洋作为其历史生存的空间。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究竟是面向陆地或面向海洋拓展，还是海陆兼顾，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各国国情不同，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16世纪时，英国人还是个牧羊的民族，“当时这个海岛还被理解为是一块被海洋环绕、与大陆分离的陆地。这种孤岛意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陆地性的”。当英国人转向海洋，摇身一变成了海的女儿之后，“从前作为孤悬海外的大陆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海洋的一部分”。

受海洋影响，沿海地区一般较为适合人类的居住和经济发展。在生产力不高的过去，海洋提供给沿海国家的是丰富的渔业资源、盐业资源与交通的便利，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沿海居民通过与海洋相关的捕捞以及交换以维持生存。在古代，环地中海区域、环阿拉伯海区域以及环中国海区域就是人类活动频繁的空间。进入中古时代以后（在欧洲，“中古”以文艺复兴为标志，东方的形态较为复杂，若以中国为例，中古则是唐宋以来），各国的经济中心都开始向沿岸（海）移动。到了大航海与工业革命时期，则整个世界均处于向海洋靠拢之势。目前，全世界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及70%的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带。

三 中国海洋利用的传统认识

“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一直是对海洋利用的传统认识。我们认为，这是农耕时代对海洋的认知。

“贝丘”遗址是人类滨海渔猎活动的代表性遗存之一，指的是考古文化层中包含古代人们食余后弃置有大量贝壳的古代遗址类型，年代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有的则较晚，在我国，北起辽东半岛、南至两广的沿海地区分布极多极广。贝丘中有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足可说明海产品的采集对于原始人饮食生活的重要。就其精神生活层面而言，贝丘人的审美文化同样取材于海。在贝丘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被打磨和穿钻得十分细致讲究的贝饰。当人们由物物交换发展到货币交换的历史时期之后，由于其贵重的价值，贝成了“币”。我国最晚从殷商时代就产生了货币交换制度，贝一直作为“硬通”货币，直到秦代才被废止；至今，仍有部分少数民族使用贝币。在今天的汉语语言体系中，我们依然称贵重值钱、喜欢疼爱的东西为“宝贝”；与“贝”相关的汉字，大都和货币、财富、贸易相关。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已开始海洋捕捞活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除了淡水鱼遗骨外，还发现了鲨鱼、鲸鱼、鲻鱼、裸顶鲷等海洋生物的骨骸，说明当时先民的渔猎活动非常频繁，捕捞范围已扩展到滨海的河口进而到了海上。《管子·禁藏》记载：“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说明春秋时期的齐国渔民已经深入较远的海域，海洋捕捞获利不菲。

中国古代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和研究主要散见于医书，如《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一些海洋动植物的形态、产地、食疗性质和利用方法。宋代寇宗奭编辑的《本草衍义》中，收入的药用海洋生物有海狗、海蛤、玳瑁、牡蛎和乌贼等十多种。沿海方志中同样记载了许多当地海洋生物的生态习性，如三国时期吴国人康泰在《扶南传》提到的南海珊瑚洲和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中招潮蟹的生物节律。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海洋生物专著，主要有明代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和清代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郝懿行的《记海错》、李调元的《然犀志》，分别记录了福建、山东和广东沿海的海洋生物。

对海洋生物生态习性的了解与掌握，促进了中国古代海产养殖业的发展。《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了浙东地区的近海蚶田，说明早在汉代我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蚶养殖产业。北宋《食蚝诗》有云：“传闻巨浪中，碨磊如六鳌。亦复有沺民，并海施竹牢。掇石种其间，冲激恣风涛。”这些养蚝的“沺民”就是今天珠三角地区的水上人家疍民。

海盐制法的发明者是谁，有宿沙、胶鬲等多种说法。实际上，海水煮盐的方法，应当是沿海地区的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出来的。春秋时期齐相管仲首倡管制食盐的“官山海”政策，《管子·海王篇》成为中国论述盐政之祖。

我国最早的海盐制造通过直接煎煮海水而成，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和时间，制盐成本很高。为了降低成本，先民将海水淋在晒干的咸沙土之上，沥出卤水后再行煎煮，大大提升了效率。宋代，出现了将卤水存在池中、在阳光下蒸发结晶成盐的晒卤成盐法。据记载，至迟在南宋前期，福建沿海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产晒盐。到了明代，又进一步发展出直接将海水晒制成卤水，再将卤水晒制成盐的制盐方法，这就是现代盐业生产中的“天日法”。和原有的晒沙土淋滤制卤法相比，海水制卤法利用大面积的滨海滩涂，大幅提高了海盐的产量，是我国制盐史上的重要革新。随着晒盐技术的改良和传播，到了清末，我国主要的海盐产区大都改用晒制之法。

从海洋农业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特征是“以海为田”，以海洋捕捞、水产养殖为基本内涵。也有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认为海洋文化主要指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台、港、澳地区及海外众多华人区的地方文化。这些理解都带有片面性。实际上，宋代以后，海洋捕捞、水产养殖并非海洋生计的主业。古人所说的“以海为田”，泛指以船为生产工具的各种海洋生计，和“以海为生”“以海为业”同义，包括造船、捕鱼、海水养殖、制盐、航运、海洋贸易、走私及海盗活动等。中国海洋文化不仅具有地域特征，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 海洋对今天中国的意义

当代中国的海洋统计中，“沿海地带”指沿海各省份行政区划内有海岸线的县（市、区）。其重点部位，从历史到现实，可以归纳为六个字：“两湾”“两角”“两岸”。

“两湾”，指环北部湾和环渤海湾。环北部湾含广西、粤西及今越南沿岸地区和海南岛，环渤海湾含京、津、冀及辽东、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带，前者是南海交通最初的始发地，后者是上古中国北方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海上交通的要冲。南海离岸航线开辟之后，环北部湾因非国际航路所经而边缘化；环渤海湾因邻近中原农业发达区，王朝政治的控制力强，民间海洋活动受到较多的压制，北洋经济到了近代才逐渐获得发展。当代，以北部湾经济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为代表，两湾展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

“两角”，指“珠三角”和“长三角”。“珠三角”指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下游三角洲，自取代徐闻、合浦南海交通中心地位之后，一直是中国海洋发展的龙头；“长三角”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崛起于近代。当代，“珠三角”和港、澳地区进一步经济整合，“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既是中国海洋发展最发达的地区，又是中国经济的重心。

“两岸”，指台湾海峡两岸。台湾海峡是沟通南北中国海的通道，泉州港在南宋、元代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外商云集。明代后期开放商民从漳州月港出洋贸易，以闽南人为主的中国海商掌控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并把闽南经济区延伸到台湾岛。清代，台湾成为福建的一府。现在，两岸虽未统一，不能合力走向海洋，但建设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以福建沿海地带为龙头，将为以后构建海峡经济区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带设置多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保税区、台商投资区，依赖海洋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通过临海区位优势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的生产活动带来的资金、人才、技术、商品、思想、理念，向陆域转移，向内陆扩散，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崛起，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和实践，使这一地处大陆边缘的社会整体转向海洋，成为海洋的组成部分。

在今天的中国，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意义特别重大。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既是一个内陆型的国家，又是一个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国家。我们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有1.4万多千米的岛屿海岸线，海岸线长度居世界第三位。从地理空间这一层面来看，中国有着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兼具的多样化的文明结构。特别是近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过去工商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70%的产能是通过海洋运到世界各地的，同时又有70%左右的原材料和能源是通过海路运到中国来的。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一个过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转变成一个依赖海洋通道的经济体。

有人说，中国从来不是海洋国家，这是对中国历史上国家概念的误读。中国作为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近代形成的。在古代，沿海地区出现过许多王权国家，如先秦的吴、越、燕、齐国，秦汉的南越、东瓯、闽越，三国的东吴、辽东，五代的闽国、南汉，都是依海立国。这些王权国家与古希腊的滨海城邦一样，有支持、鼓励向海洋发展的政策和实践，都可以算是“海洋国家”。沿海地区被纳入王朝体系后，历代统一王朝控制的沿海疆域有伸有缩，经略海洋有张有弛，民间向海洋发展此起彼伏，但在亚洲海洋世界中始终是重要的一极。作为海洋国家的中国具有历史连续性，与古波斯和古印度一样，以陆地为主体，兼顾海洋，既是一个陆地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因此，将近代西方的海权话语或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观念，套用于古代的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

南宋偏安于东南，中国经济发展向海洋的倾斜开始明朗化。明代形成“北虏南倭”的陆海政治安全忧患，西方海洋势力东来又加剧了海洋方向的压力。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海洋方向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清朝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了陆海两难选择。当代，中国在海洋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比如东海大陆架的走向和法律问题、东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与南海诸岛问题、传统渔场的历史性权利问题、海上运输安全问题等，与沿海地带的发展利益高度重合。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不仅是区域问题，而且是全局问题。中国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担海洋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今天的中国已具有海洋国家的明显特征。

今天，海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对于中国人民能否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生活中，近几年来关于海洋的各种词语已经不绝于耳，从海疆问题、黄岩岛、钓鱼岛到索马里护航，无不组成了今天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与这些热点问题带来的现实需求相比，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传统的教育和文化传播使得我们对海洋文化知之甚少；可以说，海洋文化在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失语的、边缘的状态。

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绝大部分构筑于“960多万平方千米”的陆域面积上，而在几代人的心目中，对于海洋国土的国土意识是缺失的。中国的海域面积为473多万平方千米。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每个国家在海岸线之外12海里的范围是自己的领海，和内水共同属于国家领土的范围；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的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属于国家管辖区域。据此，中国主张对其中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享有管辖权。在这片广大的海域上，中华民族早就有了经略海疆的历史，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为了实现中共十八大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必须对自己的知识体系做这样一番拷问——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在海洋上称霸的时间吗？如果有，是哪个族群？在海洋文化上的遗存有哪些？中国海洋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特质？16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过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海洋给人类带来的隔绝，使得东西方文明在大洋上相聚，东方以中国为代表、以和平发展为特质的海洋文明与西方掠夺、扩张的海洋文明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与对话；这些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特别了解的。